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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还吸收了不少西方的市民文化，每次去台湾访问，特别在台北，你可以体察到台湾社会存有这种让人感到温馨的文化底蕴，人与人很客气，很礼貌，温良恭俭让，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台湾社会虽有不少问题，但浓浓的中华文化氛围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大陆借鉴。我个人觉得台湾社会本应该在这种和谐的中华文化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理性的、精致的、包容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但台湾却走上了一条照搬美国对抗式的民主模式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现在主张族群和谐的马英九先生上了台，提出了“台湾民主再造”的口号，能否成功，还需观察。
总之，一个公民社会，如果它能使一个社会最终变得更加团结，更加繁荣，更加活力四射，而不是更加分裂，更加萧条，更加混乱不堪，那么就是一个高质量的公民社会；如果它使一个社会从团结走向分裂，甚至从分裂走向更大的分裂，那就是劣质的公民社会。我看黎巴嫩、卢旺达等国家的情况属于后者。公民社会和政府可以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种社会，一般认为，中国属于社会共识比较容易形成的社会，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长处。一个容易形成共识的社会，是成熟的社会，没有必要为了所谓“民主”，去人为地强化对立。自然形成的共识文化是非常宝贵的政治资源，在这个基础上探索协商民主的道路，对中国更有意义。那种认为搞民主就要学美国，就要搞党派对立，就要为反对而反对，就要你死我活，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愚蠢的。能够形成共识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够形成共识的社会是好社会。我们应该从中国自己的传统出发，少学一点对抗式的美国模式，多学一点丹麦、瑞士、日本等良性互动模式，逐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中国政治体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2008年抗震救灾体现出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巨大能量，几乎在一夜之间呈现了一个全民参与的、开放的、透明的现代救援体系。这种民间和政府之间建设性的互动关系大大提高了我们社会的凝聚力，不仅为我们的抗震救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也为中国今后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在于民心的崛起，在于每一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参与感和自豪感。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把中国人上上下下地凝聚在一起，把我们的政府和公民社会团结在一起，把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真是13亿人众志成城，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人民，不分阶层，互相提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伟大力量。我希望中国式公民社会也因此而逐步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并大大丰富国际社会关于公民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五、让理性的声音占上风
1986年6月我陪一位副总理访问加纳，拜会了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他的总统府设在当年欧洲人运送奴隶的石堡里，紧挨着大西洋边，用他的话说，“我在这里办公，为的是永不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在一个布置得非常简朴的会客室里，这位喜欢谈哲理的非洲领袖和###探讨起了非洲问题，他说，“我们人民缺少一种理性精神，好像这种精神已经被殖民主义阉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难做。”我自己走访非洲也时常有这种感受。非洲的政界和知识界大致是两种观点占主流，一种是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把非洲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不久前我再次去加纳访问，专门去参观了加纳开国元勋恩克鲁玛纪念馆，纪念馆的小卖部里卖得最贵的一本书，是加纳学者的专著，谈的是结合加纳实际，学习朝鲜的“主体”思想，与全球化彻底脱钩。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激进的全盘西化，主张跟着“华盛顿共识”走，采取的政策也是先削减政府开支，再一人一票的民主化，结果是艾滋病严重失控，经济凋敝，最近又有了粮食危机。随着世界粮价飞涨，这些领导人突然发现自己完全忽视了农业，老百姓饭都吃不饱了，又要开始闹革命了。为什么忽视农业？用联合国贸发大会秘书长素帕猜的话来说，造成当前粮食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数十亿美金花在政治治理上，而只有数百万美金花在农业上”。非洲这种情况，用中国话说就是要么极左，要么极右，而真正独立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声音很难成为主流。
回过头来看，中国在整个“文革”期间； 非理性的极左思潮占了主流。1976年文革之后到1989年，在中国知识界，非理性的右倾思潮似乎又很有影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苏联的解体和南斯拉夫的崩溃，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走自己的路、稳健改革的理性声音，才逐步成为主流。2008年西方歪曲报道西藏骚乱，鼓励西###立，又使更多的中国人坚信只有走自己的路，中国才有希望。这实在是坏事变成了好事。但我们今天还会听到不少非理性的声音，有的人想用过去极左的方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有的人则觉得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是“解构”一切，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喜欢步西方的后尘，学着“解构”中国的一切，但恰恰忘记了，西方社会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其经济基础、法律和政治制度已经非常成熟（确切地说是过分成熟），其人均收入高于发展中国家数十倍，其人均占用的资源也比发展中国家高30多倍，所以即使西方社会上有很多不满，其体制自我调节的能力，明显大于发展中国家，再乱也很少出现伤筋动骨的大乱，按照2008年初的一个民调，意大利人是欧洲人中最闷闷不乐的，只有4％的人对现状满意，整个社会笼罩着悲观气氛，但因为有过去积累的经济实力和体制因素的支撑，意大利社会没有出现剧烈动荡。
西方的知识分子经常说，我的任务就是批判，就是“解构”。对于那种政治制度非常成熟，工具理性已经太多，繁琐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已经束缚了人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情况，确实需要松绑，需要批判，需要“解构”，需要福柯。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光进行批判是不够的，中国需要的不仅是批判和“解构”，还需要肯定和建构，包括法律和体制的建构，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的问题，在批判丑恶现象的同时思考建设性的办法。对中国来说，建构和解构至少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我们文化中还有某种泛道德化、走极端的倾向。这不是我们文化的主流，但也不能忽视这种支流可能对我们事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我们充满魅力的汉语中有许多对仗的句式，琅琅上口，富有音乐美，但都是把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做一种道德化的对比，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细想一下，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极端的情况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都是中间状态。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喜中有忧，忧中有喜，当然有个喜多还是忧多的问题。我们语言中的这种表述方法和儒家道德传统有关，“士不可以不弘毅”么，但是儒家传统也讲究中庸之道，要求“穷理致知”和“慎思明辨”。总之，在继承我们的文化传统时，在使用我们珠圆玉润的文字时，我们也应注意某些语言习惯可能会造成的某种思维定势，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准确判断。
英格兰民族有一个特点值得我们学习：英国人喜欢sophisticated的人，sophisticated这个词不容易翻译。《英汉大词典》中把它译成“成熟老练”，可以说是相当贴近了，但这个词还包含了一些与此相关的意思，如见过世面、思维缜密、判断得体、做事讲究一个度，不情绪化，不走极端，见解深刻而全面。说一个人sophisticated，那是很高的赞扬。民主制度在英国的成功一定与英国人崇尚这种特性有关。
相比之下，我们文化中这样的人还不够多。从网上讨论就看得出来，动不动就是谩骂，就是道德训斥，就是黑白分明，就是非此即彼，就是国家到了灾难的边缘，就是中国要被开除球籍了，又要来一场革命了。我不反对在中国某些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有人出来登高一呼，引起大家的重视，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我也不反对从道德高度，对各种缺德的行为挥斥方遒。但我们一定要防止激进思想和道德冲动重新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思潮，因为道德评判最容易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地归为好坏两极，而世间绝大多数的事情就是好坏掺杂，进步往往也伴随着问题，关键是要确保进步能够占主导地位。
整个人类进步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纯而又纯、没有代价的变革。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民族总是激进思潮和道德冲动占主导的话，只能说明这个民族缺少理性思维的能力，最终对这个民族可能是一种灾难，等待这个民族的会是一场又一场的无休止的动荡。我们要学一点英国人的经验主义和“成熟老练”； 这和我们讲的“和谐中道”相通，是一种大智慧，一种非常值得在中国和世界发扬光大的思想。简言之，我们必须让理性的声音在中国占上风，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才会比较顺利、比较可靠，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真正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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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名称：中国触动全球 作者：张维为
本书籍由网友“Tommon”上传 日期：2009/12/1 12：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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