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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雨这种事情，据后人考证，有记载的，成功率近乎于百分之百；没有记载的，便不好意思说了。张家的求雨成功率在所有祈雨专业户中，据说是最高的。唯一的一次失败记录，是在明朝万历年间，那时的天师是第五十代张国祥先生。还好，在位的万历皇帝脾气温和，对道教的态度也很友好，所以并没有为难张天师。
不管怎么说，张元旭先生毕竟成功地求下了雨，这件事给大总统袁世凯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世凯这个人，怎么看，都有些神似于当年汉朝的王莽先生。能力超强，野心超大。白居易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袁世凯也是一样，他当时在国内国外，民间朝堂，声望都是相当的高。如果没有后来称帝那招臭棋，历史对他的评价，恐怕将是另一种写法。
人生在世，最难做到的，便是在野心和能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最后，往往让野心连人带能力一口吞噬下去。当袁世凯有了称帝这个野心后，所有的心思、精力便完全扑在上面，仿佛一个人掉进漩涡里，眼中看到的，除了水还是水。
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先生考虑到，要称帝，便不能忘记龙虎山的张天师。从历史来看，得到张家的支持，几乎就相当于在玉皇大帝那里买了单保险。恰好在此时，张元旭先生多少看出了一点苗头，便抓紧时机，通过长江巡阅使张勋先生，请求政府恢复被李烈钧废除的职权。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袁世凯下令，恢复张天师封号，发还天师府产田，复授张元旭为正一嗣教大真人。并且，重颁“正一真人印”，赐予“三等嘉禾章”，及“道契崆峒”匾额。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就在这一年，袁世凯称帝，国号“中华帝国”，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张天师又可以正大光明地自称为“张天师”了！笼罩在龙虎山上的乌云，似乎一夜之间，被北边来的春风吹个干净，和煦的阳光，重新笼罩在青葱的山麓之上。张元旭先生惊喜地看到，好运气如同五颜六色的气球一般，正迎面向自己扑了过来！
（一一一）
仅仅过了八十多天，张元旭先生便沮丧地发现，这场突如其来的“好运气”，其真相是这样的：老天爷和袁世凯开了一个大玩笑，袁世凯也因此和张天师开了一个小玩笑。在这八十多天的时间里，中国的历史，迅速地往后摆动了一下，又迅速地摆回了原点。
主要的当事人，都对当时的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袁世凯先生以为，中国人几千年来，都一直有个皇帝在上头管着。现在一下子没有了，怕是心里空荡荡的很难受，会很不适应。没有办法，自己只好挺身而出，勉为其难了。“洪宪皇帝”感慨地对“臣下”说，当今这世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
张天师呢，则习惯性地把这场闹剧，看成了另一次简单的改朝换代事件。他和袁世凯都没有意识到，几千年皇帝的统治，让中国人对于帝制，产生了一种深入骨髓的仇恨。当时的中国人，仿佛那只被困在井中多年的青蛙，当它跳出了井口，看到外面广阔的蓝天，无垠的大海之后，你还指望它会再一次跳回井里吗？
张元旭先生黯然地收起了“天师”的招牌。渴盼已久的“好皇帝”，三下两下便翘辫子了。朝廷没有了，封号也没有了，田产也被重新被查封。所谓的“三等嘉禾章”，成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小的摆设品。只有“道契崆峒”的匾额，仍然高悬在天师府的屋檐下，和各朝各代皇帝所赏赐的匾额一起，记载着张家又一次昙花一现的光荣。
当时的社会情势千变万化，连袁世凯这样高智商的脑袋都反应不过来。说起来，我们也不好太多地责怪张元旭天师。最多，只能说他学艺不精，业务能力不突出。张家祖传的扶乩之术，号称灵验无比。结果到了这位天师的手中，却一点效果都没有显示出来。如果沙盘有灵，明确地提示张元旭先生：当心哟，这位袁大皇帝，怕是日子不长啊！张元旭先生多半不会去蹈这趟浑水。
现在好了，袁世凯先生成了万人唾骂的“窃国大盗”，张天师不用说；也成了标准的“封建余孽”。袁大皇帝重新变成了袁大总统，最后还干脆一死了之。一了百了，但留下张天师怎么办？只好一个人红着脸躲在龙虎山，郁闷地看着山下喧嚣的世界，以及不停变幻的，那一面面的“大王旗”。
孔子说过，“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人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具体的做法呢？则应该是这样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作为道教中人，理应比平常老百姓心胸更加豁达，对荣辱得失看得更开。时逢乱世，作为中国道教的领袖。张天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静居龙虎山，修身养性，独善其身。一面“道契崆峒”的破牌匾，厚者脸皮求来挂在屋檐下，到底能给这千年家族，增添多少风光？《道德经》中有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 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常乐”这句话，随便找个人来，都懂得它的意思，但当时的道教当家人就是不懂。这一点非常令人感慨。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清末民初，又有几个道士，还会真正去读一读《道德经》呢？
更难堪的事情还在后头。因为另一个张姓江西老乡挑起的闹剧，张天师又一次急急忙忙地送上门去，足斤足两地出了一回丑。
这位张天师的江西本家，在近代中国，名声相当的大。前朝满清时期，他曾经历任江南提督、两江总督等职。算起来，官位不见得比曾文正公、左文襄公小多少。可能正因为如此吧，他一生对清廷算得上是忠心耿耿。不少遗老遗少，提到他的名字，都会竖起一根大拇指，称他是文天祥第二，“与文信国同乡闾，当附文信国同列传，其事虽殊，其忠不异”，而且“挽狂澜于既倒，当经千载公论”。
不过，如果真的把他的传记附在文天祥的传记后面，文天祥在天之灵听了，一定会相当的不开心。因为这位“文天祥第二，除了和文天祥一样死抱着一个“忠”字外，脑后还多了一条难看的辫子。不仅自己留着一条辫子，他还强令手下的将官兵丁，每个人都不准学那些该死的革命党，辫子都得好好地给我留着！
所以，当时的人们称他为“辫帅”，称他手下的军队为“辫子军”。写到这里大家都该知道了，这位犟脾气的“忠臣”正是张勋。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不错，曾经被袁大总统封为“定武上将军”。所以，你当着他的面，是不好说他的军队是“辫子军”的，应该有礼貌地称之为“定武军”。否则， “辫帅”生气就不好办了。带兵的人，脾气都不是很好。
张元旭天师籍贯是江西贵溪，张勋辫帅籍贯是江西奉新，两人估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亲戚关系。不过，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同乡又加上同姓，因此，两人的关系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当初袁大总统这么看重张天师，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当初还是长江巡阅使的张辫帅的从中关说。从这件事，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由于北京的“府院之争”，张勋乘机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拥戴满清“废帝”溥仪复辟。细细算起来，他在这个政治舞台，总共只停留了十一天。让所有相关人员，如溥仪、康有为、杨度等，还包括张元旭天师，统统地空欢喜了一场。
当时已经有了电报，消息传得很快。全国各地到处都在传说，宣统爷又坐龙庭了，北京又有皇帝了，大家放下辫子吧！鲁迅的小说《风波》中，绍兴乡下的赵七爷，利用着这件事情，把船夫七斤吓个半死！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前些日子进城，被几个“不好的”革命党，三下两下剪了辫子。“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有些时候，发型这种无聊的事情，也会给人们惹来相当大的麻烦。
龙虎山上的张天师倒没有这种烦恼，从古到今，道士们的发型均保持一致。各朝各代的皇帝对此，都表现出了难得的理解。所以，清末民初，张天师不必像一般老百姓一样，一条辫子解下来又盘上去，盘上去又解下来，弄得手忙脚乱，白白受了很多不必要的惊吓。
一听说皇帝复辟，而且，主要操盘手还是老朋友辫帅张勋，龙虎山上的张元旭天师大喜！奶奶的，这几年，可让那些“柿油党”们给折腾够了。事不宜迟，当下，张元旭先生胡乱收拾几道祥瑞之物，匆忙写就一份奏表，乐颠乐颠地便往京城赶。鲜花着锦，哪里比得上雪中送炭？宣统皇帝刚刚复辟，身边没有可用之人，想必很是寂寞。这个时候，张天师的祥瑞一上，小皇帝一定会感到得热泪盈眶吧？恢复田产封号那是不用讲的，说不定，心情好时，还会赐个一官半职也不一定呀！
从江西到北京，沿途要经过安徽、河南、山东几省，路途遥远。很惭愧的，张元旭先生没有学会“土遁”之术，更不会御剑飞行。没办法，只好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交通工具，一路狂奔！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横跨几省，顺利地进入了河北境内。眼看终点在望，北京，这千年的古都，中国的心脏之地，就在前面不远之处了。胜利在望，张天师也累得够呛。他决定放缓脚步，在城外稍微休息休息。
他落脚的地方叫“丰台”，紧邻北京城外的一个小站。当时，时间已经是七月十日。张勋是在七月一日开始复辟的，真正的幕后高人段祺瑞，七月三日便组织了“讨逆军”，在天津马场誓师讨伐张勋。我们不得不说，张天师的脚步的确跑得相当快，几天时间，便从江西一路跑到了北京的城门口。但遗憾的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张天师真的是够倒霉的了。他一到丰台，便惊讶地发现，前后左右都是端着洋枪洋炮的士兵，一脸警惕地注视着他。
——站住！来干啥的涅？士兵问张天师。
张天师很兴奋，本家张辫帅干得不错，你瞧这兵强马壮的架势！——“俺是从江西赶来，专门进京献祥瑞，递奏章的！”
——啥？奏章？献给谁涅？
张天师抽出奏章得意地一晃：那还用问，当然是当今圣上宣统皇帝呀，这不刚刚……——话刚说出口他便赶紧打住，因为，就在这时，张元旭先生发现有些不对劲了：
——怎么这些丘八爷，后脑勺上，都没有辫子涅？
（一一二）
民国六年七月，上京朝贺的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先生，在河北丰台北“讨逆军”扣留，饱受了一番惊吓。还好，最后只是虚惊一场，“讨逆军”很客气地把他放了。当时的中国，虽然龙蛇混杂，政治风云变幻不定，但台面上的人物手段都还算比较温柔。不像后来的那些人，动不动就大开杀戒。一般来说，不幸失败的“大王”们，只要简单地发个“下野通告”，便可安安稳稳地躲进租界里做寓公了。
比如这一次挑起事端的张勋先生，手下总共才三千辫子军，就冒冒失失地打算复辟一个王朝。结果，手下的军队三下两下被打得四散奔逃。自己独自一人，跑到荷兰大使馆躲了起来。等事情稍微平定后，便在天津租界找了所房子住了下来。生活好像还不错，结交的都是些社会名流。1919年，张勋先生六十五岁生日，著名的“老怪物”辜鸿铭，还特地送他一副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擎雨盖”暗指清朝的红缨大官帽，“傲霜枝”指的是脑后那条大辫子。辜鸿铭自己也把“傲霜枝”一直保留着，因此，他对同道中人张勋先生很是欣赏。
张元旭天师倒不用往租界里躲，毕竟不是辫子军中的一员，最多算是个凑热闹的。——没关系，一切都是误会，大家安慰他说，谁没有判断错误的时候？
但张天师的心情多少还是有些黯然：作为一个号称可以“未卜先知“的道教天师，张元旭先生这几年的判断错误，似乎次数多了一些。他闷闷不乐地返回了龙虎山，再也不敢轻易乱跑下来献”祥瑞”了。空闲的日子，便专心编撰《补天师世家》，试图使自己的心境，真正地平静下来。但恰逢乱世，能在中国像陶渊明似的活下去，基本上属于痴心妄想。更何况，张元旭先生还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末代皇帝溥仪如此，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也是如此，任何一个人，当头上顶着“皇帝”、“天师”之类的符号时，自己多半也会变成一个符号，一切事情，均会身不由己。很难说，这算是祖宗传下来的光荣，还是祖宗传下来的“原罪”？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张元旭先生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