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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例如1841年，哈里森当选美国总统，一个月后便因忙于职位分配劳累而死；1861年，林肯当选总统，“分官”使他精疲力尽，他形容说“如果前院起火，我都无法去救”。1881年，因分官不均，导致菲尔德总统被刺事件发生，使资产阶级异常震惊，为了克服“政党分赃”的种种弊端，1883年1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彭德尔顿提出的《文官制度法案》，该法确立文官实行公开考试，择优录用；文官为职业官员，不得随意解雇；文官不参与政治活动，在政党政治中必须保持中立等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法国颁布了统一的公务员法，开始将文官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 1947年日本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法》，1949年，联邦德国制定了《德意志*国基本法》，自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常任文官制度。
常任文官制度建立的意义
文官制度建立后，大量常任文官不再与政务官形成依附关系，不再为保住职位而烦恼，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政策执行和体制的延续上。再加上，文官系统的晋升是考核官员的综合素质，这就使得在英国文官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评定体系和专业道德标准。英国政府通过确立文官制度，化解了长期存在的政坛乱象。这些文官长时间在某个部门任职，政务经验丰富。在政治更替中，他们总能帮助新执政者快速熟悉国家情况，以进入管理者的角色。同时也减少了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前后两届政府执政理念的重大偏差，因此常任文官制度是政府组织稳定的黏合剂。
第一节 本章前言
历史学家喜欢按历史事件划分国家发展阶段，而经济学者则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划分国家发展阶段，按这一标准，我们自洋务运动至今，可以非常明确的划分为五大发展阶段，既是洋务运动时代、革命与战乱时代、赶超战略时代、比较优势战略时代、自主创新时代。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无疑，工业大革命成为这个时代的大潮流，而且这个大潮流是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由于对这一大潮流认识不清，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走了太多的弯路，本章就从世界工业革命大潮流的角度来讲述中国的近现代强国之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九节 比较优势战略：中国主动放弃第三次科技革命良机
前面说到，第一次世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但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兴起的采煤、炼钢、火车、铁路、轮船等产业，经过洋务运动的努力追赶基本赶了上来，并且形成了可观的局面，而真正让中国与世界拉开差距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也就是从中国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这一时期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但建国后我们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基本上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比如中国的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当时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高潮期，而这一时期。我们奉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使中国丧失了与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比发展的良机，如果我国错过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是迫不得已的话，那么我国对于第三次世界工业革命则是主动放弃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界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主张完全敞开国门，将帝国主义重新请回去，这就是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不幸的是拉美国家和“亚洲四小虎”国家实行了这一发展战略，均以惨败告终；另一派是主张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一理论企图将发展中国家永远锁定在世界产业链的最低端，中国不幸选择这一发展道路。
“比较优势战略”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发达国家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垄断地位，可以漫天抬价；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处于低端竞争性市场，发达国家作为买方也处于垄断地位，可以漫天压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八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
从产业经济的角度看，首先这一战略将使经济对国际市场形成严重依赖，始终要忍受国际资本残酷盘剥；其次，由于整个产业处于价值链最低端，形成对自然资源的严重依赖，国家的环境与资源造成非常大的破坏，正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内需不足、资源与环境代价过高、核心技术缺乏、贫富分化、收入不公等问题都与这一战略相关，甚至是因这一战略而起。只不过上述问题都恰被中国GDP高速增长掩盖了。
但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并不是真没有争议，而是争议很大，有研究发现1953年的美国，并没有主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资本密集型产品。相反，在其出口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例大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在进口品中，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例大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例。这表明，美国其实在利用对外贸易来节约资本和安排过剩劳动力，而不是相反。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80年代及以后的贸易格局，与这一理论也相悖。因为按照这一理论。发达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已经越来越接近，要素价格也相差无几，因此，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应该越来越没有必要；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应该不断扩大。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一直在上升，而南北贸易额所占有比率却趋于下降。更不好理解的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将使全球不同国家生产要素价格趋于相近或相等，但现实情况却是，尽管贸易自由化程度在提高，但资本、技术等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价格之间距离却一直在拉大！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就是在科技方面，如果发展中国家要想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在科技方面下功夫，而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因此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肯定被越拉越大。
另外现在国家贸易已经是不同的科技分工，比如即使是发达国家其各自的技术优势也不同，因此各种的产品成本也不同，因此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贸易。
比如在韩国现代汽车在1985年就已经“走出去”，在加拿大设立了年产10万辆规模的车厂，台湾的台塑和大陆的海尔在美国都建有自己的工厂，如果按比较优势理论，这些都解释不了 。
中国与亚洲四小龙不同的是，中国不是世贸组织成员，中国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才终于在2001年正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这之前中国可以说不具备发展对外贸易的有利条件。中国坚持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相应的还导致了一大批高科技项目的下马，这导致了中国在高科技方面的落后。
第十一节 创新就是要争第一
据媒体报道，林毅夫曾在近年的一个学术论坛上表示，如果中国经济按现有方式继续发展，非常有可能再维持这样的速度20年，甚至30年。那样，2030年的中国将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
林毅夫的言论多么熟悉！十年前，林毅夫就表示中国实际的经济水平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形而被掩盖。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以国民购买力水平统计GDP，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国家。只要中国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经济，将会在201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如此惊世骇俗之论让大家一遍哗然。林毅夫一直在给大陆同胞开着这样的期票，只是不知道他是怎样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时间，由2015年悄悄顺延到2030年。不知道是有意补充，还是一种流行表演。
有学生曾问林毅夫：中国没有高科技怎么办？这位著名经济学家肯定地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需要高科技，又有学生反问：西方有专利保护啊？林教授的回答：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法宝，——盗版！经济学家可以这样看问题，太荒唐了！
中国经济的“堆头”远远超过了德国、日本，可是要论货色、品质，几乎没有任何可比的优势，如果按他的方式追赶下去，几乎永远没有可能赶上人家，除非人家烂掉。
林毅夫生于台湾，从台湾大学中途弃学从军，成为一名“模范青年军官”。但他又于1979年做出更为大胆的选择，从金门抱着两个篮球深夜游到了大陆来，先后在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7年回到大陆后，也许因为既有国家大义的政治光环，又有台湾成功经验的经济智慧影子，立即成为最耀眼的主流经济学家。如果没有人提示，人们根本读不出林毅夫文章里的台湾背景，台湾经济的腾飞靠的是技术创新，而他却主张中国发挥所谓的“比较优势”，反对中国企业创新。
通过盗版或模仿获取技术已经不可能
我们就分析一下他的“盗版技术论”是否站的住脚。对于第一次世界工业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的成就，模仿起来非常容易，只要买几台样机，进行解剖，就可以仿制相应的机械设备，有了机械设备就可以生产出产品，彭德怀曾经说过“国家竞争拼的就是钢铁”，这句话在当时非常的正确，因为当时的各种机械设备都非常的简单，模仿起来非常容易，因此工业竞争归根结底是钢铁的竞争，当时世界各国都非常的重视钢铁生产能力，将钢铁产量作为第一经济指标，中国曾经大炼钢铁的决策也是从这一点出发，而上世纪70年代后期，特别是八十年代及以后，第三次工业革命爆发，国家竞争的游戏规则开始出现了彻底的变化，核技术、空间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这些技术，都需要非常强的自然科学做支撑，如果我们如果再靠买几个样品进行模仿根本就不可就能，而随着集成电路的发展，硬件与软件的结合，产品模仿变的越来越难，以计算机的CPU为例子，现在世界上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传统工业强国都不具备生产CPU的能力，如果这个技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模仿，那早就全世界都学会了，很多国外高端的复杂的芯片，给国内抄都抄不出来；甚至人家把图纸资料都给你，国内也生产不出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品大部分都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再靠模仿根本就不可能获得任何技术，必须进行自主创新，别无他法。
另外，现在世界上通行专利保护制度，这个制度可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非常的不利，在这种制度下的工业竞争，可以说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因此我们既然制定了自主创新的国家发展战略，就必须培养“争第一”的创新精神，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给国家“创推委”的建议
中国有个“名推委”，影响力非常大，中国的企业界几乎都知道，该委员会负责中国名牌的评选工作。国家提出自主创新战略后，也成立了“创推委”这样一个机构，但是“创推委”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虽然也聘请了李光斗这样的策划大师进行策划，但是一直没影响，对国家形成创新的氛围好像也没起到太大的作用。笔者认为“创推委”应该多策划一些活动，以利于国家形成创新的氛围。国家虽然有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战略，但其具体的推进工作还需要民间的推动，创推委应以研究建议为主，向以研究和活动并重转变，这样可能会对营造中国的创新氛围更有利。
第一节 本章前言
计划经济养懒人，市场经济养坏人，华尔街金融危机充分表明：坏人对经济的危害比懒人要大的多，在对经济危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找出这样几个坏人，首先是小布什，其次是格林斯潘，再就是伯南克，最后是美国的金融高管们。
小布什为了战争，大幅削减公共住房投资，将大量穷人推向了贷款买房的市场，格林斯潘长期实行低利率，放纵了过度消费，特别是住房消费，伯南克又快速提高利率，成为压倒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华尔街的高官们让投资者损失了那么多的钱，自己却拿着高额年薪。
在美国有两个人几乎被媒体吹嘘成了“完人”，他们就是格林斯潘和杰克韦尔奇，格林斯潘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代表，韦尔奇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代表，然而一场大危机让人们发现原来这两个人都是错的，格林斯潘的错误导致了美国经济的溃败，杰克韦尔奇的错误为通用的破产埋下了伏笔。
美国经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走下坡路，90年代的新科技革命让美国又重新繁荣了一下，但也造成了巨大的泡沫，而科技泡沫破裂后，美国又创造了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实际上是用更大的泡沫还掩饰之前较小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