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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深入人心，但其失业保险等政策建议早在大萧条时期就得到了有效实践。如果需求下降，政府应自动将购买力转移给民众，比如日通过失业救济金之类的形式来进行。此外，由于公司由于利润下降，纳税减少，政府的税收大幅降低。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若非经济形势到了危若累卵的地步，政府大可不必煞费苦心地增加支出力挽狂澜，因为经济体制之内存在着自动稳定因素。他们认为，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任务主要不是依靠财政政策，而是要依靠货币政策。
然而，由于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薄弱，再加上经济复苏期间就业率依旧难以恢复，从政治角度来考察，备受经济衰退折磨的每个人的情况都相当严重。因此，政府就面临着巨大的刺激经济发展的压力。这种刺激方案既有减税、增加支出等财政政策，也有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的刺激措施有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在当前这轮经济衰退期，很多失业人员的失业救济金和健康保险都大大增加。但一篮子刺激方案总是能做得更多点。因此，关键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就业率恢复依然缓慢，一味地进行自主刺激经济而不加强社保体系的做法会有什么问题吗？
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工人自己会感受到很大的忧虑，因为他们不知道衰退期是否会长期深入地发展下去，是否会促使政府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而且即便会这样，他们是否会受益。
其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有滞后性。今天筑路的投资也许到数月之后才能落实到位。但选民们要求政客们关心眼前的需求。如果政客建议民众保持忍耐，就会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这对其连任很不利。如果当前的失业率和就业增长率是某项政策的动因，那么这项政策可能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有刺激作用。如果今天制定预算修建公路，肯能个一年之后才动工，而那时经济开始复苏，可能会导致经济过热，迫使政策调整，而调整的代价很大。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方面，自主刺激经济的做法会导致权力被滥用。如果政客们在非常时期行使权力，可能会动机不纯，引起很多问题。具体来讲，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客们会提出各种项目，无不是打着刺激经济复苏的大旗来提出的。政府支出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政客们为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回报，或者是为了履行自己选举时期的承诺。他们几乎没必要解释这些项目的短期效益。奥巴马政府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通过的刺激计划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都涉及到一次性退税。众所周知，这对增加支出的作用微乎其微，更大程度上不过是奥巴马履行精选承诺的举动而已。
政府支出还有更加不合理的情况。为了安抚某个参议员，联邦政府批了65亿美元用于癌症研究。短期来看，癌症研究不可能创造很多的就业机遇。与其仅仅为了兑现增加拨款的承诺而将大批资金盲目用来资助一个研究项目，还不如循序渐进地增加投资。但由于每位议员在是否要通过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的问题上都有投票权，所以刺激方案就必然带有这种特点。
最后，即使在我写本书之时，房地产产业已经确保会重新给予首次购房者临时减税，理由是如果取消这一措施将会对房价造成重创。这样的减税无异于对少数人的补贴，其中包括首次购房者、房产中介及建筑公司，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往往非常有限，因为这些措施只是提前将未来的销售实现了而已，总销售额并未变化。如果有什么有点的话，那就是这些措施是临时性的，而且能在经济活动萎缩之际促使人们纷纷购买，从而为经济注入活力。这一措施之所以得以长久维系，是因为利益为少数人享有（游说强度大的那部分人），而代价由多数人（游说强度不足的那部分人）承担。
机会主义可以说是没有党派之分的。当2001年的经济衰退袭来之际，美国财政部采取了积极措施。为了刺激经济，并履行竞选承诺，布什政府在收入所得税、资本收益和红利领域进行了减税。布什政府的这一举措不同于奥巴马政府所拥护的凯恩斯派经济刺激处方（即增加政府支出），反映出布什政府保守的、奉行供应经济学的根本特点。所谓供应经济学指的是通过减税来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和生产。但在世界贸易中心遭到恐怖袭击之后，国家安全方面的支出渐增，这一做法对政府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工业领域的投资大增，布什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无论有什么样的长远效应，短期来看是不可能推动投资和就业的。
从更广的角度看，自主决定的财政刺激手段往往基于意识形态和之前的义务或利益，而不是基于具体形势的需要。很显然，如果创造长期性工作或者规避自我毁灭的经济下挫，很少有人会质疑支出的必要性。一般来讲，这样的措施意味着有限的、有针对性的支出或减税。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联邦政府只是在经济衰退的掩盖下做了之前一直想做的事。奥巴马的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在奥巴马政府就职之前曾表示，“永远不要浪费这次严重的危机所带来的机遇”。
在这样的危机时代，容易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政策往往带有党派特点，不可能是中立的。当现任政府有机会通过其较长期政策时，自然会先通过那些可能在长期而合理的争论中被毙掉的政策。因此，经济危机时期的紧迫性就会导致一些党派特色明显的政策，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因为国会中的党派对立日趋严重，这就意味着如果一项法案不是绝对中立的，一旦没有了危机时期的大好机遇，就很难被通过。由于党派性质明显的法案总是容易被未来另一派的政府推翻，有效保障体系的缺失不仅会导致资源浪费，还会引起政策的动荡和不确定性。
在失业型复苏的情况下，有效保障体系的缺失还有另外三个负面作用。首先，尽管政府可能会出台自主刺激方案，工人们却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受益，何时能受益。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工人阶级的担忧，导致政治压力逐渐增大。而社保体系的宗旨之一就是避免政治压力。其次，世界其他各国的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缺乏强有力的社保体系，以及为什么美国人愿意经济刺激措施延续到就业率彻底回升方休。当外向型战略导致结构性需求下降，而全球经济低迷使其影响持续更久之际（2001年便是如此），不仅很多国家发现很难有效刺激经济，他们还知道在全球性的政策较量中，最先打退堂鼓的肯定是美国。很多国家的经济与美国经济挂钩，他们只是认为靠着大树好乘凉，因此他们独立采取的措施远远少于美国。美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压力，以及自身经济遭到重创的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主刺激过程中所采取的长期性的、基于政治动机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造成更大的威胁，因为这种政策严重影响金融部门的行为。现在我回到断层线的问题上。
第五章 泡沫不断
作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每次改变观点都会吸引公众的关注，在这点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行长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2004年2月，时任美联储理事的本？伯南克在东部经济协会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了“大缓和”。所谓“大缓和”，是指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工业化国家的产出波动和通货膨胀膨胀就开始稳步下降。因为经济管理的理想目标是经济强劲、稳步增长，没有大起大落或高通货膨胀，这种“大缓和”的趋势表明一些政策措施确实发挥了作用。
本？伯南克考虑了以下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可能是我们比较幸运，这段时期内，战争和石油价格上涨之类的事情少了许多；第二，经济管理方式改变了，比如公司建立了新型管理体系，能更加快捷地获取销售信息，并持续地把这些信息转化为生产和库存管理决策。这些改进可以解释各国如何能够避免大幅度的库存挤压和生产锐减。这是前几次经济衰退的典型特点。第三，因为我们对经济的了解不断深化。很多中央银行的官员以前是大学里的经济学家，更了解金融政策是怎样影响经济产出的。
伯南克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作风非常严谨。他表示上述三种解释都有道理。但是，他强调说现在的货币政策比以前好多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决策者们制定的政策是基础性的，而且他们对经济关系的认识有时会出错，而今天的央行专家们更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伯南克比普通的决策者更谨慎小心，但是他的演讲的总体语气依然充满了炫耀的口吻：我们非常了解现代经济管理的各种手段，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只遭遇了轻微的衰退。其中的言外之意是（也许是无意的），随着我们的不断进步，我们可以彻底消除经济危机。，
2008年9月，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已经意识了到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呼吁国会帮助。他指出：“尽管美联储、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做出了努力，可是全球金融市场仍然处在极大的压力之下。这迫切需要国会采取行动来稳定形势，避免我们的金融市场和经济经历严重的后果。”简单地概括起来就是说，货币政策没有起作用，只有国会对金融体系进行紧急救助才能稳定经济、避免萧条。那么，美联储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
事后认识到，美联储似乎犯了两个错误。第一，2001年的经济衰退之后的失业型复苏迫使美联储长期维持非常低的利率。这就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经济过热现象，然而这时理论和政策要求美联储按兵不动。第二，美联储积极鼓励金融市场相信它的不对称政策：既不依赖潜在的、不可持续的资产价格上涨，又要做好泡沫破裂时收拾残局的准备。这两个含蓄的许诺带来了相当大的危害，因为他们在刺激就业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人们承担金融风险的勇气。
很不幸，因为美联储的方案与自身的使命相一致，并有学术界的主流思想作支撑，所以他们并没有被迫反思其政策究竟是否合理。再者，当时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出于政治压力，必须继续实施这些政策，这就使政策转变难上加难。
美联储的目标
美联储得到国会授权来促进美国经济的健康运行。这表示它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自1913年（即1907年金融危机之后）成立以来，就被赋予了确保金融系统稳定的使命。
以前，经济学家认为维持经济健康运行的两大要素—保持充分就业（即高增长）和价格稳定（即低通货膨胀）的目标，长远来看是不可兼得的，因为高增长必定需要高通货膨胀。威廉姆？菲利普斯研究了1861年到1957年的英国经济之后发现了这一关系，这个平衡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这个平衡中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个观念：你时刻都能欺骗所有人，因为通货膨胀使人们认为他们从所售卖的商品中会得到更多的报酬，使得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于增加产出，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其他所有产品同时都变贵了。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在实际的经济数据显示菲利普斯曲线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二者之间关系的论断错误之际，“合理预期学说”开始主导货币经济学理论。它解释了为什么菲利普斯曲线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最主要的论据是人们了解决策者的目标和他们制定的政策，所以他们不会甘心被愚弄而跟政府合作。如果中央银行采取的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膨胀，生产者会理性地预料到所有产品的价格都将上涨，并且当他们看到自己产品的价格上涨时也不会更加努力地提高产出，因为他们清楚，就购买力而言，自己多挣的钱其实是贬值的。一个经济长期的就业水平并不取决于通货膨胀膨胀，而是取决于商业环境、创新动力以及公司在雇佣或解雇工人上的自由度等因素。
从长远看，这个观点消除了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这两大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依据“合理预期”这一新的主流理论，保持低通胀，就消除了难以掌控的高通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认识扭曲，央行专家此时最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还有一个短期的平衡。这种观点认为每个经济体都有一个潜在的增长率，即内在最高安全增速。经济走得稍快一步，工资和通货膨胀就开始加速增长，因为需求超出了生产能力；放慢经济增速，工资和通货膨胀就开始下降。当达到潜在增长率时，经济正好能有效维持充分就业率，即所有的失业者都忙于寻找合适的工作或不能被雇佣，任何加快经济增长的努力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