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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到好的劳动者，企业应该提供人力资本发展的机会。一些公司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更多的公司却没有。也许问题在于年轻的高质量的劳动者不害怕他们的未来，而企业不想要通过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吸引不安全的劳动者。也许劳动者自身一旦踏入了公司门槛，也会延迟利于其流动性的技能发展——返回学校并不容易——直到对他们而言已经太难去进行发展。
不管是什么原因，随着工作生命的延长和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特别是在知识密集产业，越来越容易发现他们自己拥有过时的和过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在学术界，一般每七年就会有一年公休假用于知识更新。（芝加哥大学的教员除外：那里的人认为除了没有别的地方能够比芝加哥大学学习到更多东西，因此没有必要公休。）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像学界一样，也许雇员公休应该变得更为普遍一些。因为政府能够从劳动者人力资本更新中获得好处，所以可以考虑为已经工作了一定年限并决定休假进修或者再培训的劳动者提供税收优惠。这样的动作能够给公司施加压力，让他们也允许这样的公休。
大学也应该采取行动。在美国，寿命预期自1900年以来已经延长了30年，这几乎是整个的工作生命长度。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取得了高级学位，但大多数人仍然在其生命的较早时期就停止了正式教育，正如100年以前一样。教育仍然指向第一份工作，即使技术革新、竞争、更大的工作流动性意味着对大多数人而言，第一份工作或者是第一个职业生涯并不会是最后一个。
一个正式教育结束于21岁的系统很可能提供了太多第一份职业生涯头几年的信息，但是却提供太少关于之后半世纪的知识。那么，减少对早期专业化的强调而更多地在日后提供正式教育，是不是更合理呢？这样的话，个人就能够更好地应对环境和偏好的改变。
通过对那些觉得自身MBA教育培训的技能需要升级的高级执行官提供开放注册更新课程，商学院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但是仍然有可能需要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结构进行再思考，因为这一系统结构是被设计为当学生离开校园时一般而言会在一生中受雇于同一家企业并从事于同一个职业。我们需要更多的模块式学位和在一生任何阶段都能够进入的高等教育系统（至少是各种教育项目），因此学生能够在需要的时候选择什么才是他们想要的。
远程教育的发展运用互联网技术帮助个体在进行全职工作的同时也能及时更新知识，并帮助减少高等教育的成本。一些学校已经提供只需要几周集中上课的MBA学位，其大部分必要的交流和讲授则是通过网络讨论组、电子邮件和网络讲课完成。这种项目会扩张。因此，帮助普通公民应对其生命中更大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工具将会是高等教育的一项革命。
储蓄
最后，劳动者在有足够的储蓄时面对不幸遭遇时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对太多的美国劳动者来说，其财富增长的幻觉都来自于不断增长的房价。在这一次的危机之前，也就已经存在着财富幻觉——毕竟，如果你必须住在某处，那么如果你所住的房子价值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你真正拥有了额外的可支配的财富——这种幻觉最终随着房价的崩溃和留给借债者巨额贷款而破灭。
美国人需要更多的储蓄，而政府不应该鼓励人们更多的消费。随着普通家庭从这次危机中挣扎出来，储蓄率会增加。很多鼓励储蓄的方案被提出，这值得进一步去探索。比方说，我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理查德。塞勒建议用普通家庭采取创新的方法进行更多的储蓄。在他与斯罗莫。伯纳兹一起倡导的“明天储蓄更多”计划中，劳动者和他们的老板以及金融服务提供者一起签约，承诺他们会将未来工资增长的一部分存入储蓄计划之中。该建议的关键在于，当劳动者承诺这样做时，额外增加的储蓄并没有让预算缩水而且不要求牺牲现有消费。因此，劳动者被“引诱”进行更多的储蓄，这一决定会被劳动者长时间自愿遵守——不然的话，他们能够在任何时间毁约。
也许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未来安全的最重要来源是社会保障。不幸的是，社会保障系统是一个现购现付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现在的付款者为现在的收款者买单，这在长期内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的劳动者不得不延长工作年限而未来的退休金获得者则不得不领取更少。这些真实的改变不得不发生，对社会保障我们不应该假装会存在没有痛苦的改革方式（比方说，通过在公司资产里进行投资）。这一系统需要被改革，主要方式是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和放慢福利增长的速率；越快地完成改革，那么成本就越能被公平地分散到各代人之间。
政府能力
最后，政府财政在这次危机遭受的巨大损失后必须重塑健康。政府支出的能力总是萧条时期银行和公众抗风险能力的来源。也许美国政府最大的资金不足的欠债就是医疗保险和补助。这又使得把健康保险成本控制排在政府议事日程前列多了一条理由。
通过公平和有效率的方式减除不必要的支出和增加税收来降低赤字，必然是答案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两党派共同的努力来找寻所有的可能方案——包括加值税（一种全国的消费税）和碳税，这些方案都已经出台了。贫困人口可以通过其更高的收入税减免而抵消这些加诸于消费至上的税收。但是，只有富有者需要被征税来修补政府财政健康的概念与这一事实相抵触：这一税收概念对富者工作动力的扼杀效果大得多（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谋生而工作），而且他们也很可能可以通过往税收低的地区搬迁和制定税收计划来实现避税。在所有可能性里，所有人必须扎紧腰带。
概要和总结
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是被政策推动的，而这些政策是用于应对公众不断增长的不公平和不安全感，同时这些政策还助长了金融部门的过度扩张。修正美国经济的措施不会很容易而且将要求更多的政府介入。考虑到政府行为错误的可能性，我们在实施政府介入时应该谨慎而且带着批判精神。但是不作为将会让事情更糟糕。
对于年轻人，答案存在于拓宽各种途径让他们的人力资本得以成长。对于年纪大一些的，我们则必须帮助他们更新技能保持竞争力。对那些不能改变的人，我们则需要在提供必要支持的同时找出办法让他们始终作为有生产力、有价值的成员参与到社会之中。这些都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务。美国社会不得不在同情和理解之间找到平衡，来避免创造出一个依赖性强令人讨厌的寄生性下层阶级。
一些今天需要的改变可能看似与美国自我形象不符，美国一贯的形象是能够不受政府大手干预能够获得成功的企业家形象。然而，这一自我形象的中心在于任何一个人只要够努力就会成功，美国人相信明天会更好。而教育和医疗保险的不平等以及不安去昂的增加，特别是长时期的萧条，打击了这一自我形象。
一个不安的美国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担忧，因为这最终意味着一个更为向内审视不知何以自处的世界。世界需要美国进行改革。美国总是能够在逆境中重塑自身，因此现在没有理由认为美国不能够再次这样做。正是美国的历史让我们看到美国未来的希望。那么整个世界又会怎样呢？下一章我将进行讨论。
第十章 再现“蜜蜂的寓言”
1714年，伯纳德？曼德维尔，一个生活在英国的荷兰人，写作了《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这部散文诗小册子是对残酷现实、奢侈、以及富裕的统治阶层的控诉。比方说，在他虚构的蜂巢里对律师的刻画，几乎是一则毫无掩饰的对他所处时代英国的寓言，而这对于今天许多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
律师，这个行业的诀窍之根本
乃是均分办案所得，聚敛资金，
……
他们总是故意拖延出席听证
却掰着手指计算聘请的费用
为了给一项邪恶的理由辩护
他们便去检索浏览法律全书
如同窃贼商店和客栈之所为
寻找着最能乘虚而入的机会
但是，在曼德维尔对律师进行了批评之后，他笔锋一转，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意义：富裕有权阶层奢侈的生活以及他们不断改变的时尚品味实际上给许多人提供了工作。因此，
奢侈驱使着百万穷汉劳作；
可憎的傲慢又养活着另外一百万穷汉。
嫉妒和虚荣，是产业的奖励者；
其产物正是粮食、家具和衣服的变化无常；
这种奇怪而荒唐可笑的恶德，
竟然成为回转商业的车轮。
确实，当蜂巢中反对的声音变得足够强大，当腐败和过度消费被终结时，蜜蜂社会的经济也随之崩溃了。曼德维尔由此简明地指出，充满了酷爱节约的储蓄者的经济体不能够实现长期的繁荣，因为如果没有人花钱那么就没有人赚钱。我们提倡节俭而压制借贷，但是在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中，你实际上不能够只取一端。
近些年，世界经济又开始变得像曼德维尔的蜂巢。美国的消费（以及一小部分其它富裕的工业国家，比如西班牙和英国）已经比它们生产或赚取得多，因此它们以借债来补偿之间的差额。而像中国和越南这样的穷国所做的则恰恰相反。
能源的利用也是实际商品消费的参考指标。2003年美国人均使用7。8吨石油，这一数字是法国、德国、日本人均消费数量的两倍；是中国的7倍；是印度的15倍。当然，美国的人均收入也位于世界前列，但是其消费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还是不成比例地高出很多。而且因为其储蓄也相应的低，美国2006年的消费资金来源是通过借入世界上其他国家70％的储蓄来实现的。
这种消费模式的产生，部分是因为美国政策鼓励借贷消费，不管是在平常时期还是作为走出衰退的一种办法，同时也是因为国际金融市场也愿意满足美国的需要。像智利、中国、德国、日本、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以及韩国这样的国家，则是通过一种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来供给美国，同时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提供了购买其出口物资的资金；这跟曼德维尔时代手持挥金如土的贵族借条的商人是一样的。对于很多这类国家而言，为外国需求提供供给比起创造本国需求而言是一条更为稳定的增长道路。
这一互相有利但最终不可持续的平衡已经被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经济萧条所打断了。就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美国也开始认识到通过平民信用扩张支持的消费是不具备生产性的。深陷债务中的美国家庭，被市场价值低于抵押借贷的住宅所拖累，他们已经开始更多地进行储蓄。为了确保消费不会崩溃，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扩大支出，但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地进行支出是有限制的。今天共同的预测认为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较为长期的缓慢增长。预测总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这些预测是正确的，那么持续的高失业率将会将会为已经被停滞增长的工资所打击的中产阶级更为严重的不确定性。从上涨的房价和财富的幻觉中醒来，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西班牙和英国的家庭也处于类似的处境，而像希腊这样的更小的国家则在危机的边缘。
谨慎的宏观经济操作表明，赤字严重的国家应该压缩开支而增加储蓄。如果世界经济增长没有大大地减缓，那么具有贸易盈余的国家将不得不通过更多的支出来抵消这一转变的影响。理想中的情形是，这些国家中的富国——德国和日本——应该在国内像银行和零售部门提供生产力从而其增长能够带来更多的收入和消费，同时这些国家中虽然穷但是发展很快的国家——比如中国和越南——应该逐渐减少其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并推动国内消费。
甚至存在这发展中国家开始再次出现大量贸易赤字的希望，从而能够将工业化国家拽出增长滑坡的泥潭，特别是多边借贷机构已经进行改革更加支持借贷。这种希望是不现实而危险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很难安全地通过借用外债来扩大国内需求。问题在于国内需求通常在政府具备政治目的或者金融部门的动机发生扭曲的时候扩张得很快。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础资源配置被扭曲了。可预期的多变机构的金融支持只会在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之前增加不必要的铺张浪费。不负责任的外国出借人得到更多的补贴，而纳税人最终需要买单的财政窟窿却越来越大。当然，多边机构还是有一些发挥空间来为那些具有负责任政策的国家提供贷款的，这样的话那些拥有贸易盈余的国家能够不仅仅只是大量堆积外汇储备。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于工业国家贸易赤字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