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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现在已不再被规定为ens creatum（被创造物）或上帝之子，而是被规定为主体。笛卡尔的有限性没有就无限实体的观点而言的本体论意义，这恰恰使他能采取一种就人和就这种主要的“反叛”观点而言的意义。从笛卡尔到尼采以及在上帝之死中，这种“反叛”构成了“存在”的新面貌，这就是“主体性”的面貌。①
①皮罗：《海德格尔和关于有限性的思想》，见《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1962年第2－3期，第30页。
在斯宾诺莎那里，作为理智的实体以重新聚合为上帝的实体为前提，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这种主体性。主体性的精神实体在成为上帝存在的样态时，已经取得了与上帝相同的位置。主体性的理智与上帝的理智的内在关联使人在自身之内与上帝、“产生自然的自然”同格，有形的实体（有限存在）就是无限的实体，主观性的理智无需求助于自身之外的东西便禀有一种内在的自由。随之，莱布尼茨为了满足最终不可分的点的要求，让实体分裂为无限的个别单子。这形而上学的点依据其主观的理智而拥有了绝对的自在性，它没有窗户，拒斥任何不是出于理智的内在原则的东西。这样，有限的个体性作为单子便成为不可取消、不可置换的存在，在其内部，潜伏着自身运功的根源——力的动力学趋向，这趋向的目的乃是通过自身的力量，使从知觉发展而来的理智与上帝的最高理智相同。在笛卡尔那里出现的比理智更大、更像上帝的意志，现在反过来为理智更像上帝效劳。理智才是人最高贵的东西，即便它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上帝即是最高的理智。这不是在说，人的有限局限的理性冲动就是要成为上帝的理智，又是什么呢？人同然除了上帝之外，谁也不依赖，但上帝也要遵从逻辑定律，上帝的创造也不能随心所欲，照样不能违反逻辑必然性，上帝不受逻辑强制只是说他能做从逻辑上讲可能的任何事情。人天生具有理智的力量，也就可能与上帝等同了，上帝与人都服从一个永恒的必然真理——理性的确实性。
个体主体性成为不可置换、不可勾销的自为存在，就是靠这理性的确实性，它可以据此宣称不要上帝，因为上帝也不过是一个理智的全能存在。人在理性之外一无所有，就可以被说成人的理性无所不能。当康德把上帝推拒到实践的领域，复又使之依赖于实践理性的公设，主体性的理智就有机会开始指控上帝。康德不就根据纯粹理性的权能摧毁了种种传统的上帝存在的证明么？既然在实践领域里价值行为也得依赖理性公设，上帝的设定又有什么必要？一方面认定在理智之外一无所有，另一方面又迫于康德的批判承认理性的限制，人就得准备背负理性的欠缺。一旦把理性的欠缺担起来，欠缺就成为自足。当人从实践理性的公设出发，依然找不到上帝，当人发现，人的价值行为依然得凭据理性的普遍法则，上帝的存在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应该被判为虚妄。
主观性的理科作为形而上学的点，成了真实的终极实体，人要超逾它是不可能的。现代虚无主义并不打算推翻这一形而上学的点。而是要借助这个终极实体来找到另外的东西，这另外的东西据说被唯理思想家隐藏在主观性的理智下面：
萨特力图借助现象学方法来找到这主观性的理智下面的东西；如果理智的发展是由一种欲望或感知的力推动知觉成为理智的，那么，欲望或感知的力，是不是潜隐在主观性的理智下面的东西呢？
据萨特说，要逾越人的主观性理智不可能，笛卡尔的Cogito（我思）依然是一切真理的出发点、唯一绝对真实的自我意识，离开这个绝对不可再分解的终极实存，人不可能达到真理。只是，“我思”还不那么明晰，还有另外的东西附着在它下面，这就是作为非实体的无化意识或者说前反省的意识。无化的意识先于思的自我，意识不过是意识到思的自我；必须先有意识，才会有意识的形式化自我，因而，我思不过是我的意识的实存。
这前反省的思被萨特表述得十分晦涩。不过，据萨特说，我们可以感觉、体验到它。说到底，前反省的思乃是一种实存的情绪，无法描述的本然性之生欲。它没有什么规定性，不过是实存的偶在所采取的偶在形式。
不是一个实体，不等于不是一个不可再分的实在。如果莱布尼茨成功地勾销了笛卡尔实体的广延性，在一种既是精神（因此不可再分）、又是实在的意义上，重新规定形而上学的根本实在，萨特又为何不能勾销传统的我思实体性，在一种既是情绪（当然也就不可再分解）、又是实在的意义上，重新来规定形而上学的根本实在？实存的情绪或本然性欲求乃是本体论的绝对，它早就且总是在那里。这非实体的绝对、实存的情绪，正是我思意识的支撑点——主体性。实存的情绪不得不成为我思的意识，而我思作为一种意向性不过要把那非实体的绝对（实存的情绪）带出来。我思不能完全反省自己的存在，只能在前反省的实存情绪中将自己作为一种活动着的关联显示出来，没有这意向性的活动，前反省的意识就会归于浑沌，这样，前反省的意识、实存的情绪就自发地、本己地成为主体性本身的意识，成为意识的能动特性和无化本性。由此，萨特得到了两个富有成效的结果：我思不可勾销，它是形而上学的根本实在（非实体的绝对或实存的情绪）的本己显现，另一方面，我思可谓落叶归根，有了自己实存的基础，无需再像传统唯理思想家那样，总要安排一个全知的上帝作为我思的最终依靠。我思的形而上学基础不在上帝，而在实存的情绪，在同样是形而上的欲望感觉。通过这种现象学还原，我思就不再是在上帝那里，而是在作为主体性的生存情绪中找到了自己的形而上学根据。
现代虚无主义对传统唯理论的批判，绝非要勾销我思，削弱理性本己的力量，而是要勾销我思的超验根据（笛卡尔的绝对实体，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使之有一个生存性的、同时又不失形而上学位置的牢固基础。把我思的基础置换为个体实存的情绪，我思的力量得到了超常的加强。这置换得力于康德，只有在康德哲学之后，这种置换才可能。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中所蕴含的意志力、欲求感已经拥有了合法力量，使得后来的思想家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功夫来谈论这意志力和欲求感的地位，重新为有局限性的理性找到一个形而上学的点：费希特把意志置于实在的领域，随之。谢林堂堂正正把意志当作所有存在判断的最终基础，在叔本华那里，意志已有萨特所谓盲目的甚至邪恶的性质，以至于尼采可以说，一切价值判断都以生命意志力为根据，理性以生命力、意志力或者说实存的情绪为根据，理性的地位不是被削弱，而是无限制地增强了。近代唯理主义和现代虚无主义看似对立，其实一脉相承。
三
置换“我思”的形而上学基础，直接引导出一个破碎的世界图景，因为整个世界原有的超验的理性秩序被取消了，世界的偶然性显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莱布尼获的前定和谐论本来是要抑制自己的单子论可能导致的无序状态，但前定和谐必得以上帝存在为前提。莱布尼茨不仅沿用传统的上帝证明，还补充了认识论的证明，再写了《神义论》，可见用心之良苦。可是，“神义论”需要重新来论证，已经表明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念出了问题。何况，经验理性的权威一经确立，就有力量来摧毁莱布尼茨的这所有一切证明，包括认识论的证明以及神义论的世界秩序——康德完成了这一使命。从此，人的有局限性的理性就得负担起自己的结果：一个没有根基、没有前定和后定和谐的世界图景。萨特把这种结果表达为生存的恶心，加缪则称为生存的荒诞。
洛根丁和荒诞人是一对双胞胎，洛根丁的生命感觉是：生活没有目标，任何存在都没有意义，一切事物、乃至整个世界都令人厌恶、因为，“我思”弄不明白，为什么有这块鹅卵石？为什么有这树根？为什么有这些树木？它们为什么在那里？一切都得不到说明，这个花园、这个城市，以至我自己的存在都没有理由。这一切感受都来自所谓实存的情绪。但这情绪本身又引发出我思，成为一种理智之知。这种由恶心的生命感觉所构成的实存情绪的理智之知，面临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包括实存的情绪本身），却又以此为理由，拒绝任何理智之知以外的说明。基于实存情绪的理智之知明知自己有局限，却赋予自身的欠缺以至高的权利。理智之知以个体实存的情绪为基础，当然不能理解－切超越理性的东西，它的根基本来就是虚无，却又抱怨这个世界和实存本身没有意义，抱怨恶心的存在事实。明明是这基于实存情绪的理智之知不能容忍一种“体积庞大而乏味的观念”，把基督教信念传统视为一剂毒药，却又对自己造成的后果恶心；明明是这理智之知自己一手制造了虚无，又指控虚无令人恶心。
不仅如此，这恶心的理智还汲取全部事实的力量，抵制神圣的上帝，宣称唯有事实才值得考虑。明明是这出于虚无的实存情绪的理智之知不要上帝，却又抱怨没有上帝，进而把自己造成的虚无和恶心的后果归于上帝：“上帝不存在是一个极端尴尬的事情，因为随着上帝的消失，一切能在理性天堂内找到价值的可能性都消失了。任何先天的价值都不再存在了，原因是没有－个无限的和十全十美的心灵去思索它了”。①明明是有欠缺的理智不再思索上帝，上帝不存在却被说成应该为理智陷入尴尬处境负责；有缺陷的理智主动拒斥上帝，并把这种拒斥当作自身确立的首要条件，却又把上帝不存在当作自己受苦的原因：“因此人就变得孤苦伶仃了”。
①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见《外国文艺》1980年第五期，第125页。
加缪又如何说呢？理智本身不懂的东西，本来就没有理性，但人类信念却居然要去解释。人的理智不承认任何超逾理智的信念，因为，从逻辑上引不出这种推论，信念是一种盲目的行动，、一种逃避。荒诞人牢记：“绝对地否认理性是徒劳的。理性有它的范围，在这范围中它是有效的。这恰恰是人类经验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什么都弄清楚。如果我们不能，如果荒诞生于此时，那恰恰是碰上了有效但又有限的理性和不断再生的非理性”（《西西弗斯神话》，页338）。理性既有无上权能，又知道自己有局限，它的根基只是自然法则，它的目光遍及经验的全部已知材料，并且不打算超越这些材料。这样，荒诞人就得到了一个奇妙的结果：理性的局限不是对它自身的限制，反而是对超验的东西的限制，对一切神圣和美好的东西的限制，不相信诸如救赎之爱一类不以自然法则为根据的事情。荒诞人“只知道，在这个聚精会神的意识中，再也没有希望的位置了”；“清醒统治的地方，价值等级就没有用了”（《西西弗斯神话》，页359）。理性把自己的局限（不理解超理性的东西），偷换为对神圣的东西的限制（与这个世界不相干），就确立了以自然法则为根据的理性的最高权威。可是，这自然法则又使人受侮、受苦，于是，理性就把实存的苦恼所引起的怨恨泼向上帝。明明是理性限制并进而取消了神圣，却说从来没有神圣；明明是理性自己一手造成了荒诞，却说神制造了荒诞；明明自己拒斥希望，却说没有希望……
现代虚无主义思想家的“我思”贼喊捉贼。对任何玩弄这种理智戏法且自鸣得意的人，都不妨回敬深谙逻辑是什么的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强有力的缄言：“‘智慧是灰色的’，然而，生活和宗教充满了色彩”（《文化与价值》，前揭，页94）。此外，还得补充：“为眼睛近视者指引道路是很费力的，因为你不能对他说；‘看见十里外的教堂吗？朝这个方向走”（《文化与价值》，页1）。
为什么给眼晴近视者指路很费力，神圣的光亮究竟遇到什么样的一双盲目？“我思”哪里来这么大的气概？实存的情绪及其“我思”显然还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力量，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是什么呢？
是整个世界的事实形态，是”我思”所退及的整个现世领域、自康德以后，人们认定，理智立足十经验世界这一边，一巳它伸展到超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