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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已经欲死不能，就算他清楚知道自己与社会规范和文化形态的所谓“偏离关系”，对他身处的绝望困境有何裨益？面对”时代脱节”导致的绝望，人要求获救的信念；面对生命的无意义，人需要某种有意义的观念。价值虚无的世界中孤苦无告的灵魂需要爱的救护。只有受苦的爱，来自神圣受难的爱的行动，才意味着孤苦的心灵总算被理解了。因存在的事实而产生的绝望心情恳求相信和希望，而不是对事实的定量分析的理知道德社会学一类所谓客观科学不能告慰自杀者的亡灵。在世界的生存孤单中，没有真实的价值可以相信和依赖，没有可以依赖的真实信念帮助作出正确的选择，人选择自杀的权利就是正当的。
①参科恩主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50页。
与道德社会学相反，19世纪以来的西方诗人和小说家带着极为沉重的心情从信念问题角度思考自杀现象。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自杀与人是否应该有对上帝的信仰有关。安娜的自杀迫使人们考虑，为克服心灵的脆弱，人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自杀是产生虚无感的人向世界强行索求意义的一种手段；在黑塞看来，自杀意味着放弃自我完善，要求返回母体、返回上帝、返回宇宙，从死亡而不是从生存之中发现拯救者。
然而，重要的不是诗人们对自杀的见解，而是诗人自杀这一事件本身，以上的议论只为了表明：如果要思考诗人的自杀事件，必须采取价值现象学立场，而不是道德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立场，必须根据信念的意义问题来体察由生存事实产生的绝望心情。
四
按古希腊宗教传统和犹太－基督教精神传统，现世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可言。现世的意义仅来自于诸神的嘻戏或来自于上帝的神圣救恩。现世的意义如果有的话，只是由于它显示了诸神安排的命运或上帝的旨意。身为罗马皇帝的斯多亚派思想家奥勒留也说，整个世界不过就是历史不断的无聊循环，只有上帝的救赎才可能阻断历史的无聊。
但是，人生活在现世之中，而不是生活在本质之域或上帝的国之中。现世是人生的所在位置，这生存位置是自然的、不存在意义问题的质朴之境，人偏偏又难以忍受在一个没有意义的现世中存活，向现世索求意义就成了人的本质冲动。生存的悖论出现了：现世本无息义可言，不得不在这世界中生活的人又要求它有意义。自杀产生于、并体现着这个悖论。世界就是空虚，世界的意义需要人自己寻求到的信念来确立。不主动赋予世界以意义，反而向世界索求意义，等于缘木求鱼。
超脱主义力图通过取消人向现世索求意义的本质冲动来解决这一悖论。庄子哲学和佛教都有这种意图。根据这种学说，迫求现世人生的价值就是无明，就是有所蔽，要求现世有意义基于一种错误的执着，现世的空虚是人无法用道德的意义来填充的。与佛教和庄子思想相近的叔本华对此看得很透。在《论自杀》中他提出，生存世界的空虚乃由于在生存的全部形式中；时空是无限的，而个人是有限的。个体的突然诞生和突然消亡，使人感到时空外在于人。人的感情禁不住要反抗这种生存的偶然性，把时空理想化，不懂得这种理想化只是无谓的行为。生存的意义只是刹那的现在，除此而外一切都不为人所拥有。
确认了世界的空虚，只是问题的开始，人必须找到的是世界的意义，而非世界的空虚。如果因为世界的本相即虚无就否弃对现世意义的要求，无异于肯定现世的虚妄就是意义，世界之外的价值无法透入到这个世界。如果肯定这一点，就得承认放弃生命的要求是合理的。超脱主义难以避免这样的结论：绝对的超脱现世，唯有否弃在世的生命。既然问题只在于离弃这个虚无的在世，如何离弃就无关紧要了。德国哲人迈因兰德（Mainlander）读了叔本华的书后马上自杀，可谓相当真诚。既然在世就是虚无，就是生、老、病、死、苦、业、无明，有什么理由继续活在世上？既然意义之光就是生命的解脱，自杀不正好是方便？
超脱主义并不倡导自杀，但所有超脱主义、厌世主义在逻辑上都无法避免肯定自杀。靠解脱来摆脱世界的虚无和无意义，必然推导出整个人生自绝的合理性。否则人就只有靠自我欺骗苟活，这又必然引导出人类的不真诚。
肯定世界虚无的哲学，难免推导出虚妄的信念。
世界本身的确无意义可言，但人的现实性恰恰出现在否定虚无现世的意义活动中，诗是这种意义活动的原初方式；人天生贪恋现世，主动为世界提供意义，诗便产生了歌唱的言语是大地自恋的欲望，即便歌唱超脱和厌世，也是贪恋现世的欲望，真正的超脱和厌世拒绝言语的世界，诗的世界属于那些在现世中感到不安、又不愿离弃现世的人的世界。超脱现世和认同现世的人都不需要诗，唯有既不认同又不肯离弃现世的人靠诗活着，靠诗来消除世界对人的椰榆，把世界转化为属己的、亲切的形态
诗是人给自身赋予意义的活功。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堪称精辟：比起历史的真实，诗更为真实，诗提供意义的真实在柏拉图那里，诗虽然被说成对本质之域的善的影子的摹仿，毕竟诗人还被称为神灵附体的人。孔子说，诗不仅表达人生在世的怨愤和忧伤，而且感发人的心智，使之趋于道德规范，使人的自然存在转化为伦理状态。这些古代先哲关于诗的见解至今有效。诗感发人心在虚无的生存世界的忍受中直观到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诗是一种保证、一种许诺，使不安于现世又不肯离弃现世的人在生存世界的所有不完满、厄运、片面和灾难性的际遇中，与如歌的真实相遇。诗的经验是突破日常经验而又不离开日常经验的超越经验，是对有可能实现的意义秩序的呼唤。
诗的语言翻转生存世界的语言，在对整体的世界意义的期待中重构生命。从日常的现世虚空进入歌唱的现时状态有如祈求意义的冒险，诗的活动随时可能丧失现世，成为一种意义图式，在这个图式中，一切应该实现的都是真实的存在。
①在本书中，“诗”是在原初意义上来使用的，指通过语言的诗化活动建构意义世界的目的行为，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语言艺术形式。
②参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1983年版，第20页。
虚无世界的意义赋予有赖于诗人的活动，诗人的吟咏歌唱把信念赋予世界。与常人不同，诗人懂得世界没有意义、通过主动赋予世界以意义来向世界索求意义。意义和真实价值不是世界的本然因素和自然构成，但应该成为世界的构成要素。Welt hat kein Herz；und Durnmkeit war’s；ihr gram drum sein（世界没有心灵，为此埋怨它实在愚蠢！——尼采）真正的诗人都懂得，使世界的浑浊显出透明性正是自己的使命。诗人置身于世界的虑无，却以诗的言说突破世界的虚无，通过诗的自言自语否定现世的语言。这种诗的否定不是否弃现世生命的有限性，而是对它的诗意再确认，把超出经验世界之外的绝对价值引入生存之有限性和世界的无目的性。诗的言说成为生存世界的一种扩展——人的生命经验的诗意扩展。诗重构人的世界经验，用诗的语言重构的经验就是诗的经验，使人虽置身于世界的虚无却能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世界，置身于无意义的世界中的个体在这种超越经验中才能驱除内心的寒冷和苦涩。诗人里尔克有言：
nous butinons eperdument le mile du visible；pour l’accumuler dans la grande ruche d’or de l’invisible（我们拼命地采撷可见世界的蜜，把它们聚集在不可见的世界金色般的巨大蜂房中）。①
①里尔克：《杜伊诺哀歌》1939年德英对照版。第152页。
现世（可见世界）与超验的意义世界（不可见的世界）之间的中介者就是诗人，通过诗的象征，人的生命在这个异己的世界中领承到绝对的神圣。在诗化了的世界中，绝对价值时时处处都内在于人的生命。
诗之为诗必得有两个基本前提。首先，确实有绝对价值的存在，随之，诗人确实对这些绝对价值具有忠诚的信念。如果没有绝对的价值真实，诗人凭什么来赋予破碎的生活以无损的形式？如果诗人没有对某种绝对价值的确信，何以能使诗的言说成为意义的形式？一无所信的人可能置身现世而又具有超世的眼力？诗人首先自己得进入意义世界，否则他不可能展示意义世界。
这两个前提仅仅是逻辑上的规定，诗人究竟拥有了什么信念，却是逻辑的例外。价值要么是祝巫、先知一类宗教人传喻、哲人玄思真实的绝对，诗人的歌唱与宗教人的传喻和哲人的玄思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关系中，况且，哲学和宗教的智慧本身就不稳定，无法排除虚妄、甚至谎骗的可能性。尽管如此，诗人过于贪恋现世，而非像哲人或宗教人那样，绝然超脱现世，诗唯有与哲学或宗教保持亲属关系，才可能维持与超验世界的关系。哲学和宗教沉沦之时，诗人不就对放任、虚无、荒诞大唱颂歌？不就称颂冷漠、任性、纵情、无聊？
诗人究竟拥有什么信念，中西方的诗人提供给处身于冲突和困惑、绝望和寒冷中的人们什么绝对价值，诗人言说、歌唱什么，无不与一个民族的哲学和宗教状况相关。事实上，人们是把一个民族的诗人作为其民族精神的体现者来看待的。既然如此，诗人的自杀无意义吗？是给无聊的世界添加无聊的行动吗？
五
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沉痛地回忆几位自杀的俄罗斯诗人时说：
他们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告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个人结束了。也许，不是作出恪守决定，而是由于忍受不了那不知属干何人的烦恼，忍受不了没人感到痛苦的痛苦，忍受不了这徒然的、令人绝望的期待，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了。①
诗人死于”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从哲学上来理解，“回忆已经无用”表明人类的精神故土已经干裂，信念因精神故土上空气稀薄而窒息，诗人与自己的信念之间的关系彻底断裂。诗人自杀表达了诗人对信念的绝对忠诚，表明诗人拒绝在虚妄的信念中生活。诗人自杀也是世界的精神信念危机的标记。诗人自杀的事件令人惊怵地回过头来想一想：人活着既然不能没有信仰，否则要么麻木于沉沦，要么沉沦于疯狂，人活着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信仰？
诗人自杀不是日常事件，而是信仰危机事件。①历史上第一位自杀的大诗人是屈原。屈原精神的标志不是爱国，而是自杀，他的伟大在于他敢自杀。屈原的时代“礼崩乐坏”；“争于气力”血肉杀夺，以道德自足的精神来维系社会的儒家信念受到了怀疑，崇信儒家信念的屈原恰好死于对自己崇奉的信念的怀疑。屈原自杀以后，中国诗人重新找到了安身立命的精神故土。我们有幸再听不到诗人自杀的讯息，直至现代中国出现精神上的大分裂，诗人王国维的自杀打破了诗园的安宁。
①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自传性随笔》，见《世界文学》，1985第5万期，第62页。
②据说法国有一位不知名的作家为了让自己的作品引起关注而自杀，这当然成为笑柄。我用这个极端例子说明，我所说的自杀的诗人，只是那些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西方诗人的自杀起于启蒙精神遭到深含苦涩的怀疑之时。起先是诗人发疯：荷尔德林疯了，斯威夫特疯了，尼采疯了……多少诗人濒于疯狂和精神分裂的边缘！
启蒙运动是由普遍的怀疑理性精神发动的。笛卡尔的怀疑理性给传统的价值信念带来毁灭性打击，植下了价值虚无的种子。启蒙精神不仅摧毁了宗教的价值。而且摧毁了启蒙精神所祟尚的理性的自明真理。在理性的怀疑中，普遍、自明的理性同样在哲学上无法立足，最终导致精神信念的大骚乱。克莱斯特自杀了，格因德罗德（C von Gundrode）自杀了……浪漫主义情欲取代了理性的人类理想。在反权威主义和彻底怀疑论的自由公式支持下，诗人一步步走向“回忆已经无用”的境地，怀疑自己与人类精神故土的关系。尼采被逼到路的尽头，出来宣告“上帝之死”。查拉图斯特拉只身在深山承受了十年之久的孤寂，毅然走下山来向人们宣告：你们要做超人。
尼采首先对诗人言说，呼唤“超人”是挽救诗人的行动。人类的精神故土已经荒芜，成为“超人”就是割断与精神故土的联系：唾弃理性、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