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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家住殡仪馆很近，明天，再去与守稼告别。
朋友们走了，我还在。不管怎么样，先得把陈旭麓先生的几篇文章找出来，好好读读，再把我关于龙华的那篇《文化苦旅》写完。今夜就不写了，病着，又流了那么多泪，早点睡。
篇后附记
以上这篇匆匆写于病中的日记或随笔，被江曾培兄拿到他主编的《小说界》杂志发表了，没想到竞在文化界引起反响，并不知不觉地在一次颇具规模的“上海人一日”征文中获得首奖。我想这大概是由于评委都是文人，对我笔底流露的某种苦涩味也有一点切身感受的缘故。我在文中提到要在《文化苦旅》中加一篇以龙华为题材的文章，致使不少读者经常问起，但我一直未能写出，真是抱歉。
龙华是不好写的。它长久默默地审视着上海的历史，而历史对它本身却没有过多的垂爱，就像我上文写到的两位历史学家。是的，龙华就是一位年迈、潦落而昧于自己生平的历史学家。
至今无法考定龙华寺和龙华塔究竟建于何时，几种可能性之间的时距竞相隔700多年之遥。放达一点，我们可以接受一般传说中的说法，龙华塔由三国时代的孙权建于公元247年；谨慎一点，考察现存的塔砖和塔基只是公元977年（北宋年间）的遗物。我反正不以严谨的历史科学为专业，向来对一切以实物证据为唯一依凭的主张不以为然，反而怀疑某种传说和感悟中或许存在着比实物证据更大的真实。传说有不真实的外貌，但既然能与不同时空间无数传说者的感悟对应起来，也就有了某种深层真实；实物证据有真实的外貌，但世界万事行化为各种实物形态的过程实在隐伏着大量的随机和错位。靠龙华塔中北宋年间的砖料当然不能确证塔的初建年代，但倘若依据孙权建塔的传说，那时龙华地区应还是海水漫漫，间或有一些零星渔户、芦获荒滩。也许吧，在一个无法敲实的年代，一位远行的高僧登岸了，他要去的是建业（今南京）或其他比较著名的地方，先在这海边茅棚中歇歇脚。渔民由于成天与灾难周旋，凶吉难卜，特别容易接受高僧口中善恶报应的布道，于是天长日久，渔会间渐渐有了僧寮，也开始产生了建造比较简陋的镇海之塔的可能。我在上文中了！述了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想以此说明龙华寺和龙华塔在唐代诗人眼中已是一种古迹，但皮日休的诗本身也并不是确证无疑的。拙文被收到一个集子中时资深的责任编辑左泥先生还曾为此诗向我查问，我告诉他，此诗未见诸《皮子文薮》，而见于康熙年间的《上海县志》，1936年柳亚子等编的《上海研究资料》也有引述。我们姑且相信了吧，相信康熙年间史志编纂者们起码的负责精神，相信应该有比较著名的诗人到过这个地方并留下声音。在一定的时候，历史常常得求助于诗人。历史在明明暗暗地搭建着过程，把过程中的愁苦和感叹留给诗人，但正由于此，诗人的感叹也就成了历史的旁证。
皮日休曾参加过黄巢起义，但据说龙华正是在这次起义中遭到过不小的破坏，致使他来的时候已一片寥落。大概在皮日休来后又过了100年左右，景象更是不济了，公元978年，北宋吴越忠懿王钱俶常夜泊海上，风雨骤至，但在朦胧中只见岸边草莽间有一种奇怪的光在闪耀，而且还隐隐听到了钟梵声，钱俶常忙问这是什么地方，随从人员告诉他，这是古龙华寺的地基，早成废墟。钱椒常觉得这天晚上上天对他投下了启示和期待，立即下令重建，这就是至今塔砖塔基上能找出那个年代印记的原因吧。不管怎么说，从那时开始，龙华塔就像奠基标杆一样一直挺拔地插上在这块土地上了。如果要我们站在今天的方位像星象学家一样来破译钱俶常那夜看到的奇光和钟梵，那么不妨说，这种异相所预示的内容要大得多，或许已在预示着多少年后这儿将出现普天之下最密集的人群海潮般的聚合呢。
但是，历史之神并没有因为龙华是终将出现的世界级大都市上海的奠基标杆而对它有特殊的估护。谁也不知道它的宿命，只得听任兵燹、倭寇一次次将它破坏，然后又有一批苦行僧含辛茹苦一次次把它修建。几大佛教名山一直香烟缭绕地堂皇在那里，而可怜的龙华寺却历来没有受到各代佛教界的重视，甚至连住持或驻锡龙华寺的著名僧人也几乎都进不了高僧传记和佛教史籍，尽管他们经常要承担募款重修的任务，对佛教事业的贡献并不比名山僧人少。今天，我们可以勉强从历朝上海县志中找见龙华寺众多住持的名字，但往往什么材料也没有留下，而如所周知，名字也仅止于法名。
一个又一个，一代接一代，飘然而来，溘然而逝，终于留下了塔寺，留下了钟梵，留下了衣钵；而对文化学者们来说，则是留下了一个特定方域的远年标仅，一个长江下游民众精神皈依的佐证，一个长久的属于海边的希望，一个不息地析祷昌盛的记忆。
是无数的历史寂寞，铸就了强悍的历史承传。在此，存在着一种超越宗教的文化启悟。孤标独立的龙华塔只想舐风蘸雨，在悠悠蓝天上默然划过，而不想在《高僧传》上记下一笔。且把现代的繁盛看成可以对之拈花一笑的大法会吧，承受过历史之神诏喻的文化灵魂，最终还要归于冷清和沉潜。
三十年的重量
其一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果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那时候，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依然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当时我们就在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引得外校教师纷纷到我们班来听课。穆尼老师来劲了，课程内容越讲越深，而且专挑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情景十分尴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师，你明知有那么多人听课，向我提这么难的问题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后来终于想通：这便是学者，半点机巧也不会。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约略辨识学问和人格的亮度。我们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的办法，凭孩子们的直觉，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牵累，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嗫嚅他说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得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划，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30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今日的曹齐，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在一家美术出版社供职。我曾看到书法选集乃至月历上印有他的作品。画廊上也有他的画展。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选出一张上好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一幅贺岁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我早已磨好浓浓一砚墨，在画幅上端满满写上事情的始末，盖上印章，再送去精细裱装。现在，这卷书画已送到穆尼老师手上。
老师，请原谅，我们已经忘记了30年前的笔墨，失落了那番不能复制的纯净，只得用两双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甜酸苦辣给你。
在你面前，为你执笔，我们头上的一切名号、头衔全都抖落了，只剩下两个赤诚的学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超拔烦嚣，感悟到某种跨越时空的人间至情。
凭借着这种至情，我有资格以30年前的中学生的身份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说：记住，你们或许已在创造着某种永恒。你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会后悔，有一些却有穿越几十年的重量。
其二
我在前面提到了30年前做中学生时一篇作文得奖的事，对这件远年小事还有几句话想说。
大概在两年前吧，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带给我一封很奇怪的信。收信人是我，而信封上写的地址却是30年前的中学和班级。老师早已退休，这天去学校领薪水，偶尔在收发室见到了这封信，他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受好奇心驱使，辛辛苦苦地打听到我家地址，亲自送来了。
拆开信，终于明白，这是湖北北部农村的一位初中女学生写来的，前不久他们学校发给学生一本新出版的《优秀作文选》，其中收了我30年前的那篇作文，署名前依旧印了我当时的“番号”，于是这位中学生搞误会了。她很大方地称我“同学”，而且建议每个月与她交换一篇作文，特别是交换那些“老师不喜欢而自己喜欢”的作文。
送信来的老师搞清原委后笑了一下，立即又严肃地盯着我出神，好久，他很哲理地说：“其实今天的她，就是我记忆中的你；今天的你，就是当年的我。”可不是，这个农村小姑娘不期然地把人生的岁月涡旋在一起，使我和我的老师都晕眩起来。她用稚嫩的笔画，把时间的沟壑干净利落地勾划掉了。
给她回信动了我不少脑筋。我生怕她知道真相后发窘，而我自己也愿意在一种逝去长久的无忧无虑的纯净心态中与她对话一阵，但这弄不好会变成大人对小孩的捉弄，最终还会使她伤心。犹豫再三，决定在回信中用一种非常轻松的口气与她谈话，也不提我的职业，让她觉得这种书信往来极其正常和自然，只是在言词间很不经意似地提一句，那是我很多年之前的作文。
看来孩子还是被惊吓了，她不知道该如何来对付这么一个大人，只能向父母亲求援。父母亲都是中学语文教师，知道我，于是事情就更麻烦了。我收到她的第二封来信的开头竟然是：“尊敬的教授……”
涡旋停止了，时间的沟壑依然生楞楞地横在眼前。
可以想象，以后的通信变得有点艰难。她非常想从我这里知道通向文学艺术殿堂的路途该怎么走，但在语气上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了。她压抑住了真实的自我，而变成了一个急于求成的“问道”者。信中的文词除了拘谨外还有一种雕饰感，一定是她父母亲帮着修改过的。
通信越来越少了，但我脑中却经常出现30年前的自己。送信来的老师说得对，当年的我有点像她，痴痴地钟爱着文学和艺术，但只要把这种钟爱稍稍衍伸，就碰到了一个大人的世界，于是便天天盼望着岁月快快流逝。
记得我那篇得奖作文是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挥而就的，好像是为了应付暑假作业吧，一写完就飞奔出去玩耍了。待到有一天惊奇万分地看到它刊登在报纸上，而且后面还印有口气堂皇的长篇评语，从审题、选材、详略取舍、辞章修养一一加以赞扬，我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了。在一个极其隆重的授奖大会上，我看到有一位风度不凡的大学教师坐在主席台上，据大会主席说，他是全上海这次作文比赛的总裁判，我暗想，我作文后的那篇评语大概也是他写的。他讲话了，音色浑厚，知识渊博，潇洒幽默，在全场一阵阵地畅笑中把文章之道讲得那样清楚，我几乎全身心地被他收服了。散会之后，我悄悄跟在他后面，他在给另外一些大人讲话，我很想再听到一点什么，再看看他走路的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