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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达到尽可能高的效率，又实现公平。
私有化信徒们为前社会主义国家设计的种种私有化妙方实际上只有两大类：或者是“卖”出国有企业，包括将它们卖给国外的大投资者；或者是“分”掉国有企业，将国有财产平均分给本国公民。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妙方，实施的结果都糟糕透顶：这些国家的经济既没有出现高效率，更没有实现公平。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这些实行大规模私有化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都陷入了长期的大幅度经济滑坡，实际总产出比共产党政权倒台前一般都下降了百分之几十，而且大多数都连续好多年没有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法国《世界报》2001年2月12日发表的纳塔莉。努盖雷德的文章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最近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历史学家兼经济学家伊万。贝伦德在报告中分析了中东欧国家十年改革后发生的变化。他说：”在现代史上，东欧和西欧之间的鸿沟从来没象现在这么大过。‘“”这份报告题为《从体制转变到经济持续增长》。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贝伦德在报告中比较了好几个中东欧国家经济起飞的情况。其中只有匈牙利和波兰的工业生产在1997－1998年度恢复到了1989年的水平。在其它国家，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带来的消极影响仍然存在。“”90年代中期，中东欧经济开始恢复增长，可是仍然无法赶上西欧。即便是想赶上欧盟最落后的国家，也得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当然，西方的经济学家多半都不愿意承认东欧的经济灾难来源于它们的全面私有化。他们过去总是把东欧的经济落后归罪于计划经济和企业公有，现在倒乐于强调其它原因对东欧经济落后所起的作用。贝伦德就认为，东欧经济日益严重地落后于西欧的原因之一是东欧国家在技术革新方面非常落后。一个世际以来，“中东欧像其它周边地区一样，从来没能发起过技术革命”。“1989年以后有大笔外资流向这一地区，可是在1995年之前，将近一半的投资都集中在匈牙利一个国家。”同期内国际直接投资2万亿美元，它们10年间只有投资不到1千亿美元。
在暂时的产出下降后面还有更糟糕的东西：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今后经济繁荣的潜力遭到了致命的重创。在重新“统一”回西德去的前东德，成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托管局”来负责出售国有企业，尽管托管局常常以等于白送的1马克价格出售国有企业，大批企业仍然由于无人购买而关闭，其结果是东德的工业处于被完全摧毁的边缘，西德则由于要为东德的失业工人提供社会保障而不堪重负。而另一个卖国有企业的典型匈牙利，则将本国的几乎所有大企业，包括电信企业、银行等等统统都卖给了外国投资者，拱手让外国人来操纵了自己的经济命脉。
在社会公平方面，东欧私有化的后果更是极其之坏——它在社会公平方面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大倒退。私有化的积极鼓吹者们津津乐道地说，东欧的私有化消除了这些国家中最大的一个不平等——党政官员与普通民众在政治和经济权利上的不平等。但是就连他们也不敢否认，任何一个东欧国家个人之间在财富和收入上的不平等都远远高于实行私有化之前。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在一个国家实行大规模私有化时经济上的不平等程度大都会上升，但是象东欧国家最近10年来这样急剧地增加不平等的程度，这在西方国家却是想都不敢想的。
这些国家这10多年里所发生的事情，从俄罗斯的一座城市萨马拉就可以略见一斑：那里原来还有一座飞机制造厂，1991年时还有3万名员工。但是它在私有化的过程中被人分割成了27个小厂，小厂接连破产。这些小厂的负责人把厂里的机器都卖了，然后他们带着钱搬到莫斯科去了。现在，这里只剩下了一些经抢劫后带不走的基础设施。剩下来的工人还不足5千人，他们大部分时间没事干。这种情况绝不是个别现象，它在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是极其普遍的。
平心而论，造成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总产出、特别是工业产出大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一下子割断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各种分工协作关系，包括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能把经济大衰退的原因全部归结到实行私有化上，甚至不能把私有化看成衰退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造成总产出大下降的因素都是由想一下子转变到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努力引起的，而各种私有化方案都是这种努力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就这一点说，私有化对东欧经济的大衰退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私有化本身也直接地影响了东欧各国经济的运行，是造成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主要是由于私有化意味着原来领导经济活动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失去原来的领导地位，使这些人处于无法安心管理经济活动的环境之中。这些人或者忙于以一切方式保住自己的地位，或者消极等待下台，甚至更可能是忙于利用私有化而捞取钱财，不可能再关心企业和整个经济的运行状况。这就使整个经济的活动不能不萎缩。
当私有化的过渡时期过去以后，已经完成了私有化的企业可能会发挥出私有企业的效率，那时东欧各国的经济可能有相当程度的回升。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东欧各国经济的状况也取决于它们为大企业建立的治理结构能有多高的效率。而这些私有化大企业的效率，不一定会高于一个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企业，当然这种公有制企业必须有本章第三节和第四节所说的那种产权结构。
而在进行私有化的过渡期，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所遭受的损害程度显然取决于私有化的方式。从私有化方式本身的直接作用上，可以区别不同的私有化方式在这两方面的不同作用：
卖掉公有企业的作法显然是比较不公平和不平等的，因为企业只能卖给出钱最多的有钱人，而且政府为了尽快完成企业出售，势必会给予购买企业者以种种优惠。所有这些都会加剧整个社会中的贫富两极分化。但是一般人都相信，出售公有企业所造成的私有企业应当是比较有效率的，因为这样的私有企业通常都是由私人所有者直接经营和管理的，能够充分发挥私人所有者关心企业经营业绩的作用。似乎能够证明这种看法的事实是，匈牙利主要以出售国有企业的方式实行私有化，而它在东欧国家中最早恢复到1989年以前的生产水平。
在全国人民中间平均分配公有企业所有权的作法在起点上显然很公平和公正，因为它使每个公民都得到了同样大小的一份所有权。但是它很难保证私有化了的企业的经营效率，因为它使大企业的所有权分散到许许多多的小股东手中，每一个小股东都无权直接管理企业，从而无法发挥私人所有者关心企业经营业绩的作用。
但是仔细的考察却告诉我们，事情并不象初看起来那么简单。
出售公有企业的作法肯定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平，但是它提高企业经营效率的作用却表现的并不很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过渡时期的混乱妨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私营企业有不利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之处：在许多社会秩序和宏观环境下，私营企业主为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而作出的经济决策，可能会降低整个国家的总产出和总收入。这在西方国家的经济萧条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在东欧国家，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企业生产本来就不是按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安排的，当这些企业私有化之后，追求最大化利润的私营业主几乎肯定会降低这些企业的产出。
卖给私人所有者的大企业并不一定会得到良好的经营，因为现代的大企业往往由许多不同的私人所有者共同出资。如果这些私人所有者不能为企业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大企业的运营就不会有效率。
此外，东欧国家的企业往往被卖给了外国人，这些人不可能象本国人一样考虑企业的经营。最后，在私有化过程中购买企业的许多人本来就不想长期经营企业，而只想通过金融操作转卖企业赚取买卖差价。所有这些，都使得即使以出售方式实行企业私有化，也会至少在短期中造成总产出的下降。
平分公有企业所有权的作法在实际实行中遇到了更大的问题。
前苏联和东欧的那些分掉国有财产的国家一般实行的都是“投资券私有化”：国家分给每个公民票面额相等的投资券，然后将国有大企业股份化，公民们可以以自己手持的投资券竞买这些企业的股票，这样一方面实现了大企业的股份制私有化，另一方面又将国有财产平等地分给了每个公民。
但是实际运行的后果却恰好与原先的设想相反：由于大多数公民并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如何对自己得到的投资券进行资本运作，这些国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廉价收购甚至收集投资券的金融把戏，玩弄这些把戏的金融爆发户们迅速地控制了许多大企业，聚敛起惊人的财富。这不但导致了贫困化中的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在大多数人急剧贫困化的同时制造出极少数亿万富翁来，而且也恶化了大企业的经营环境，反而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效率。其结果是，与私有化教条的布道士们的美妙预言相反，投资券私有化既没有实现公平，也没有产生效率，而是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和新的无效率。
俄罗斯在原则上实行的是这样的“投资券私有化”。在这样的私有化进程中，俄罗斯出现了一大批私营金融寡头，他们极大地损害了政治上的民主和社会公平。这样的私人经济权力集中化使“投资券私有化”声誉扫地。而“投资券私有化”的拥护者则极力辩解说，俄罗斯的问题并不在于实行了“投资券私有化”，而在于没有彻底地实行“投资券私有化”：它一直不肯将许多大企业私有化，同时又在银行领域有意识地扶植巨型私营企业，这样才制造出了少数金融寡头的统治。
但是，即使是被“投资券私有化”的拥护者奉为模范的捷克，私有化的后果也同样不好。捷克比较彻底地贯彻了“投资券私有化”的原则，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它同时保留了较高的社会保障。在转向市场经济的最初几年，捷克曾经是东欧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生产下降程度小、恢复快、通货膨胀率低，财政问题小。但是从1997年起，捷克的经济陷入停滞，增长率剧降，失业增加，陷入了所谓的“捷克病”。
其实，“捷克病”产生于“投资券私有化”的本性。
“投资券私有化”的基本思想是让每一个人都作资本家和企业的股东。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是极其不现实的。本章第一节已经指出，要有效率地经营资本，资金的支配人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而许多人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精力。何况现代的市场经济是个高度专业化的经济，让每个人用许多精力去经营资本会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正因为如此，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持有股票的人一般都只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由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股市繁荣，美国持有股票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80年代的1/3上升到1997年的一半以上，但是这些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为委托各种基金替自己经营股票。而且在2000年股市转向萧条之后，美国人持有股票的比例还可能降低。这样，让人人都持股作股东的计划最后必定会变为幻想。
捷克的“投资券私有化”碰上的正是这样的问题：许多公民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投资券，只好把它交给各种基金去经营。这样，在200万直接投资者之外，就形成了几百个投资基金，其中只有少数大型投资基金可以在股权中占主导地位。许多投资基金是由银行设立的，而银行又实行了部分私有化，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股份因此而落到投资基金手中，这就造成了部分银行通过投资基金而相互持股。而政府为了保护中小股民，又极力限制投资基金对企业的控股，同时以“限卖不限买”来防止股市暴跌。但是这样就使企业处于非资本所有者的内部人控制之下，经营业绩没有改善，银行则热衷于投机性的收购兼并。1996年捷克政府开始促进企业股权在中介投资机构中的集中，但是1997年捷克就陷入了货币危机，使“捷克病”由酝酿而变为恶性发作。
上述这种“捷克病”的根源在于，分散的私人小股东不能有效地迫使企业提高经济效率，而由投资基金集中代理分散的私人小股东，作没有财产的资本金支配人，这种支配人也同样没能促使企业的经营有足够的改善。
捷克的教训说明，企业的所有权越是平均分配给了每一个公民，就越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