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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过去的经营信誉，选一个有过良好业绩的财产代理机构，将自己的资金交给它经营，并以“你付给我的回报不高我就撤回资金”相威胁而已。
而公有财产的所有者们也完全可以作到这一切，需要的只是将这种不在所有者的上述那些行为规则以法令规章的形式规定下来，强令实际管理公有财产的执行机构和个人必须执行它们。由于很容易为公有财产的管理机构选出专业水平很高的负责人，这样运营的公有大中型企业不会有差于私营企业的效率。事实上，新加坡、新西兰的国营企业，法国的国有控股大企业，德国的储蓄银行和大众汽车公司都是市场经济中有效率的国有企业的良好范例。
其实新世纪的真正问题是由所有者自己经营的传统私有制企业前所未有地虚弱。虚弱的最有力证据是20世纪之末发达西方国家股市的畸形繁荣，特别是美国股票市场的股价持续上升。1996年当道－琼斯股价指数才达到6千点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认为美国股市出现了“非理性繁荣”，而到4年之后的2000年，道－琼斯股价指数已经在1万1千点上下波动，股市上的泡沫已经无可质疑。2000年3月，美国股票市场的泡沫开始破灭。自那以后的一年半里，纳斯达克股价指数下降了2/3，道—琼斯股价指数也下降了2千点左右。
而这个泡沫产生的根源，就是传统私有制企业的虚弱。
传统的观点认为，股票价格的基准水平是：股价与每股利润之比不会高于无风险资产利息率的倒数，因而股票价格的上升是每股利润相对于利息率上升的结果。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公司利润增长不过一倍，股票价格却增长到4倍；1995年以来，美国的基准利息率没有显著变化，而公司利润年平均增长9％，但是股票价格却年平均增长23％。1999年美国的基准利息率已达5％，但是股票的市赢率（股票价格与每股盈利之比）却超过了20倍，达到32倍左右。而在那以后，美国的股票价格还在快速上升。显然，股票价格的上升主要不是由于上市公司利润的上升，也不会是由于有根据的上市公司未来预期利润的上升，更不是由于利息率的下降——事实上，除了亚洲金融危机后为制止股价下跌而一度降低过利息率以外，美联储操纵的基准利息率在2001年以前常常是被迫跟着股票价格而上升的。
到底什么是推动近年美国股票价格暴涨的原动力？直接的动力当然是大量新流进股市的私人部门资金，但是在这个直接原因背后还有着推动私人部门将资金投入股市的最根本的动力，那就是非股票上市企业利润率的下降。这些非股票上市企业当然基本上是那些中小企业，它们传统上主要是靠企业主自己积累的以及合伙人投入的资本运营，第二位的资金来源是银行的贷款。那些由出资人自己经营的传统私有制企业，几乎全部都集中在这个领域中。正是这些非股票上市企业的利润率相对于股票上市企业利润率的下降，才会大大地改变私人部门资金的流向，使美国甚至美国以外的大量私人部门资金转而流向美国股市，从而造成了美国股票价格的暴涨。
我们现在不可能得到准确的资料说明非股票上市企业的利润率到底比股票上市公司低多少，但是近些年私人部门资金这样凶猛地流入股市，说明非股票上市企业的利润率一定比股票上市公司低得多。
新流入西方股市的这些私人资金大多都通过各种资金代理机构，特别是风险投资基金和各种金融投资基金。这恰恰说明了，现在正在衰落的是由所有者本人直接经营的传统私营企业，最稀缺的是有效率地为他人经营财产的财产代理人。而前边已经指出，一个保证财产代理人有效率地为他人经营财产的制度，将使公有企业也具有足够的效率。正因为如此，在两个千年之交，西方经济学界中新兴的思潮是“国有企业可以有效率论”。这种理论承认，要使企业有效率，重要的不是它法律上的所有权，而是充分竞争的环境；如果企业都处于平等竞争的环境下，又有一个竞争性的企业家市场，国有企业也可以有充分的效率。
我们正处在一个制度创新的伟大时代。传统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资本主义企业都面临着重大的危机。不是私有化的教条，而是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才是人类经济的未来。
第七章 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本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已经指出了正统经济理论对自由贸易的迷信。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历来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好的对外贸易政策，强调它可以达到充分的效率，而且它正是有利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自己。而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更是从来都把自由贸易最优论当作自己最得力的一个思想武器。这种理论教条已经并且继续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在中国，这一理论教条也在日益得势，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害处越来越大。为了不让这一理论观点造成进一步的危害，本章将从理论和历史实际两方面来破除这种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第一节 正统国际贸易理论的迷误
对贸易政策的讨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一样久远，而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自由贸易最优论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在亚当。斯密为正统的经济理论构建最初的理论体系时，他就把对自由贸易最优性质的论证当作整个理论体系的主要部分之一。从那以后，自由贸易最优论在正统经济理论中的统治地位几乎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改变的只是对它进行理论论证的着眼点。
亚当。斯密曾经力图依据他的劳动价值论来论证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质。但是后世的正统国际贸易理论继承的不是他的这种论证方式，而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所开创的思维传统。
自李嘉图以来，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了三代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或者说，三代不同的理论“模型”）。这三代理论的代表分别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或比较成本）学说、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行业内贸易”模型。
人们通常将第三代国际贸易理论称作“新国际贸易理论”，而“行业内贸易”模型则是新贸易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模型，它以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企业说明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并且据此说明各国商品的进出口结构如何决定。其实这些新贸易理论，包括“行业内贸易”模型，都不能证明自由贸易政策必定优越。相反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这些新贸易理论来说明非自由贸易的政策有时比自由贸易政策更好。
真正论证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质的，是正统国际贸易学说中的那两代老的传统理论，也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正是它们使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陷入迷误。
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都假定整个经济是竞争性的。按照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在竞争条件下，长期均衡时两种产品的相对比价应当等于它们的长期平均成本之比。这是因为竞争条件下产品的长期均衡价格必定等于其长期平均成本，而这又意味着这种价格使同种生产要素在用于生产任何产品时都得到了同样报酬。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国都实行自由贸易，长期中任何两种产品价格之间的比率在各个国家的市场上都应当相等，因为当一国市场上某两种产品价格之间的比率与另一国不同时，将产品从它的相对价格较低的国家贩卖到其相对价格较高的国家就会有利可图。而任何两种产品之间的相对比价在竞争性的经济中总是取决于它们的长期平均成本之比。利用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的相对比价的套利行为将使各种产品之间的相对比价在不同国家趋于一致。从这种套利性的贸易中最终会产生一种国际贸易结构，在这个国际贸易结构下，每个国家向别国出口的产品，都是它在没有对外贸易时相对生产成本低于别国的产品。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都依据对竞争性经济的这种看法来阐发其对外贸易理论。
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之间的最主要差别，在于它们以不同的原因来解释不同国家两种产品之间的相对生产成本为什么不一样。比较优势学说把这种差别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技术上的差别，认为由于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技术水平，因而当它们在没有对外贸易的自给自足条件下生产同样两种产品时，这两种产品生产成本的相对比率不可能完全一样。而要素禀赋学说则强调，不同国家相对生产成本之间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在没有对外贸易的自给自足条件下，某种生产要素相对比较丰富的国家中这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也比较低，生产相对密集地使用这种生产要素的产品的相对成本也就比较低。
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遵循着李嘉图说明自由贸易好处的论证方式。
李嘉图以严密的数量比较证明，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通过这种贸易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因为这样英国就可以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资源生产出0。9单位酒，把这些酒出口到葡萄牙可以换回多于1单位的呢绒。
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都强调，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它们都证明了，自由贸易会使各国都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从而按相对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一个有效率的国际分工结构。这样一种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结构有利于参与国际贸易的每一个国家。这就是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自由贸易好处的根本论证。
在这种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支持下，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各种利益集团相互整合，已经使自由贸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了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ＧＤＰ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
但是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它会严重地妨碍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正统国际贸易理论在论证自由贸易的优越性时，自己也在科学上陷入了严重的迷误。
迷误首先在于把按照当前的技术状况配置资源当成了经济效率的唯一来源，完全忽略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上的决定意义。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实行国际分工，其实质在于按照当前的技术状况最优地配置资源。这无疑会在给定的技术状况下提高经济效率，但是它并不一定有利于一国的技术进步，而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实行国际分工之所以有可能妨碍技术进步，是因为它可能阻碍一国产业的技术密集化进程。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它从产业结构方面反映了一国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我们应当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