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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欧殖民者来到印度之前，印度就已经与其它国家和地区有了发达的贸易关系，出口精美的棉织品和丝织品以换取中国的瓷器、日本的铜等等。直到17世纪，这些对外贸易还有许多是由印度的商人经营的。而在16、17世纪，西欧商人（葡萄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相继来到印度沿海建立商业据点，逐步把印度商人从海上贸易中排挤出去，垄断了印度商品（棉织品、丝织品、蓝靛、香料、珠宝等）的输出。
这些西欧商人之间也为争夺印度市场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就遭到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抗争。1612年该公司击败了在印度的葡萄牙人，从印度的莫卧尔王朝获得了贸易特权（《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又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英国殖民者终于将葡萄牙、荷兰的势力排挤了出去，最终摧毁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于18世纪中叶开始将印度变为自己独占的殖民地。
有助于西欧商人垄断印度出口的，不仅是西欧商人掌握着他们从美洲掠夺来的白银和黄金，而且是西欧商人运用这些金银购买印度精美的棉织品和丝织品，把从美洲得到的金银化为了欧洲人对棉布和丝织品的更多消费。印度在这种世界贸易格局中扮演了消费品加工者的角色。可惜的是，由于印度的对外贸易被西欧商人垄断，印度人不仅只能为外商的订单生产，而且在生产上被外商控制，高度依赖外国商人控制的销售市场。
无论如何，西欧商人的到来最初促进了印度出口商品（特别是棉织品、丝织品）生产的进一步扩大。由于国外的白银涌入，16世纪以及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孟加拉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一再扩大，并导致人们去开发边疆地区（Ｆｒａｎｋ，第3章，2。（3））。当今印度的最大城市加尔各答就是在这个时期兴盛起来的。它坐落在孟加拉，1 690年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点，1772年成为英属印度的首府（《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到18世纪，在印度的一些先进地区，已出现了不少发达的手工业城市，其产品大量行销国内外。繁荣的棉织业中心、孟加拉的达卡到18世纪中期有人口15万，大量输出棉布。而到17、18世纪，由于城市手工业已经不能满足出口棉织品和丝织品的需求，商人便开始向农村手工业者订货。到17世纪中叶，在孟加拉、古吉拉特、旁遮普的一部分地区，已经不是几万而是几十万农户在从事出口棉织品的生产了（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第一节）。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到17世纪末依然强盛的莫卧尔王朝会听任西欧商人控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至少到17世纪末，西欧商人控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加了印度人的就业，使许多印度人变得更富裕。莫卧尔王朝那样的专制政权可能对自己臣民的就业和富裕没有那么强的关切，但是臣民们变得更富裕有助于增加朝廷的税收，有助于统治者政治上的稳定。这就使莫卧尔王朝不仅容忍了西欧商人控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甚至还在1717年允许了英国在印度自由贸易。
总的来说，在到18世纪初的200年间，西欧商人的来到印度并诱使其发展出口导向经济更像是单纯的国际贸易扩大，它的后果似乎印证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经典结论：贸易的扩大会使参与贸易的各方都受益，甚至会促进印度的经济发展。
到17世纪末，西欧殖民者几乎完全垄断了印度的海外贸易。他们不仅有采购印度商品运往欧洲的独占权，而且还把印度商品运往邻近的亚洲各地，从事居间贸易，获取厚利。
到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在印度设立了150处商站和15家大代理店。它们通过印度商人和高利贷者，以预付货款的方式，迫使成千累万的印度织工和其他手工业者生产公司的订货。仅在加尔各答一地，为东印度公司订货工作的就有8千名织工（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第二节）。
也就是在18世纪初，强盛的莫卧尔王朝开始衰落，印度在实际上又重新分裂为许许多多小邦。在这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抛开了其“商业公司”的外衣，于18世纪中叶开始武力征服印度，开启了印度殖民地化的进程，最终变成了统治印度的殖民主义政府。
一旦变成了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地，印度就真正落入了苦难的深渊。最初的殖民政府——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所作所为，尤其令人发指。
一个由外国人掌控的商业公司当然不可能履行好政府的职能，东印度公司在其印度领地上所作的一切，只能是为公司股东和英国籍高级职员牟取最大收入。掌握了政府权力的东印度公司不仅控制了印度的税收，甚至可以决定印度的税制。有如此权力的一个商业公司会如何残酷地压榨被统治者，这是不难想象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收入是如此丰厚，以致该公司高级职员的称号在英国变成了暴富者的代名词。这也就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那著名的“原始积累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的最大灾难，是毁灭了印度的传统手工业。在18世纪末的产业革命发生前，手工棉纺织业是印度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印度生产的精美棉布出口到世界各地特别是西欧。但是印度一旦变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就立即利用其同时控制英国和印度两方政权的便利，一方面开放英国纺织品对印度的出口，另一方面为阻止印度棉织品的进口而对英国的棉纺织业实行片面的保护。
1720年英国议会完全禁止印度丝织品和印花布进口，以后又对一切印度棉织品征收越来越重的进口税（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第三节）。弗兰克认为，18世纪初印度经济开始衰落。他引用的资料提到，这一衰落与西欧武装起来的商人垄断了远东的贸易有关（Ｆｒａｎｋ，第6章，2。（1））。实际上，只要想起18世纪初以后出现的一系列历史性事件，印度的经济衰落就很好解释。
在整个18世纪，英国以极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止印度纺织品进口，这刺激了英国发生产业革命，降低了本国生产棉布的成本，结果是18世纪中叶以后，东印度公司的棉布生意衰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东印度公司”条）。印度在17世纪陷入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到18世纪尝到了其苦果：一旦外商的母国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靠技术革命进行了成功的进口替代，印度依赖外商和出口的经济部门就不能不衰落。
英国对从印度进口的丝棉织品的严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持续了一百多年。到19世纪初，英国对印度的某些纺织品所征收的进口税率竟达70％以上。19世纪初的英国已经完成产业革命，机器生产的纺织品已经对印度的手工织品具有了成本优势。但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却对印度进口的英国制造品仅征2。5％的进口税。这样一个代表英国利益的殖民政府还要印度棉织品在制造过程中层层缴纳内地税，使印度棉织品在印度出售竟总共要缴17。5％的税（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第三节）！
在由殖民政府强加的这种不平等税收下，19世纪前半期印度出口到英国的棉纺织品数量下降了四分之三，印度进口的英国棉纺织品数量却增加了5－6倍。到1850年，几百年来向全世界出口棉织品的印度，竟进口了英国全部出口棉织品总值的四分之一还多。在上千年里曾经辉煌于全世界的印度手工业从此一蹶不振。
英国的大量机器工业品输入印度，沉重地打击了印度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使千百万印度手工业者失去了生活来源，以致大批地因饥饿而死亡。旧时人烟稠密的手工业城市，如达卡、摩歇达巴德、苏拉特等，也都荒芜了。达卡人口由18世纪中期的15万下降到1840年的三、四万人。1834－1835年东印度总督说：“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第二节）
身为殖民政府统治印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赚钱而横征暴敛，在其统治印度东部以后不久就将田赋提高了近一倍，造成了连年的饥荒。仅1770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就饿死了1千万人，约占孟加拉人口的三分之一！（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六章第二节）马克思就此痛斥制造了这次饥荒的东印度公司说：“在1769年到1770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第6节）。
控制了印度对外贸易的欧洲商人还在印度制造出一批甘心为他们压迫印度人的当地人走狗。在18世纪中，随着欧洲人权力的增长，英国在印度的代理人们对欧洲人的依附和支持也愈益增强。在欧洲人与印度商人发生冲突时，他们坚决地站在欧洲人一边，帮助欧洲人损害印度商人的利益。他们还站在欧洲主子一边来反对内陆势力，为了前者的利益而损害后者的利益（Ｆｒａｎｋ，第6章，2。（1））。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印度次大陆史”条说：“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传统手工业被摧毁，农民陷于极端贫困状态，印度成为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在西欧殖民者们到来之前，印度一直被视为世界上最繁荣富庶的地区之一，而在变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印度成了一个被西方人鄙视的“落后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重新争得独立之时，印度已经成了第三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总括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印度的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会使一个有生产实力的大国走上衰落的3阶段之路：在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经济形成的过程中，被外商控制的生产大国可以取得就业、生产甚至收入的暂时增长；一旦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经济形成、外商的经济控制地位稳固，外商就会指挥其本地的代理人来夺取本地的政治统治，甚至利用本地的政治不稳定、国家分裂来将该地、该国变为自己的正式殖民地；而在取得了政治统治地位之后，由外商演变而成的殖民地政府就会竭泽而渔，将变成了殖民地的原生产大国榨取干净，使这个殖民地永远陷于贫困。
这也就是说，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经济实际上是一场钓鱼游戏：它先给被控制国家带来一点经济暂时增长的好处，但这个好处不过是钓鱼的诱饵。一旦某个国家被这个诱饵引诱上钩，它将被控制其对外贸易的外商剥夺全部的政治和经济主权，最后被其榨取干净。
知道了这一段历史，我们就可以理解，印度独立之后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为什么那么强烈。那实在是吸取了变为英国殖民地的教训，基于不保护民族产业就会变为贫穷的殖民地的认识。
可惜的是，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印度当年演出过的一幕竟又在中国上演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政府在30多年中大力推进本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工业化，使中国具有了雄厚的工业基础、大批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从而形成了极为丰厚的人力资本。这样丰厚的人力资本和极低的工资水平，使投资的外商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以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逐渐变成了外商投资的首选之地，最近一些年每年的外商实际投资都达400亿美元以上。
而在这样的外商投资大潮面前，有关部门不仅丧失了起码的警惕，而且滑向了甘当外商中国代理人的歧路。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势，拼命地向外商赠送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使民族产业在本国领土上倍受打击，以此来帮助外商消灭中国的民族产业。
在这样的偏袒政策下，200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606亿美元，2004年底中国实际累计使用外资金额已达5621亿美元。从1992年到现在，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已由7％增长到33％，实际使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7。5％发展到10％左右，外资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的比重目前已达到近60％。再加上70％以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中国已经开始落入了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面对中国陷入的殖民地化前景，国内要求减少外资流入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使外商在中国的代理人们焦急万分，赶忙动用一切手段来为外国资本说话。在这样的背景下，《环球时报》2005年1月28日第13版发表了“本报记者龚雯”的文章，题目就是“5621亿美元外资，不多”。这篇文章将“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