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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野蛮人的攻击（二）
反共狂热症
虽然联邦调查局没能抓住鲍林的把柄，但他们决定对鲍林的密友下手了。曾当过鲍林科研助手达15年之久的西德尼·怀恩巴姆是一个共产党员。鲍林在20年代后期聘用他进行晶体结构中涉及到的复杂的数学计算。他精于此道，以至后来获得了“精密的人工计算机”这一美誉。此外，他也是一个充满生活情趣的人。他弹得一手好钢琴，还两次获得洛杉矶地区国际象棋冠军。他在鲍林手下工作得很愉快，认真仔细地为鲍林的研究专着补充各种数学推导。鲍林对他很友好，以一种老板对待雇员的方式不时邀请他和夫人到家里参加聚会。然而按照怀恩巴姆的说法，他们从不谈政治。
后来的事实说明他们当时没有谈论政治倒是一件幸事。怀恩巴姆的父亲是在俄国革命时期逃离俄国的犹太人，他本人在30年代成为一个左翼激进分子并参加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共产党俱乐部”，在那里经常与其他学生和青年教授谈论政治。1941年，他退出了这个组织。两年以后，他又离开鲍林的实验室到航空工业工作。战争结束后，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动力实验室觅得一职。
1949年，怀恩巴姆的历史问题开始带来麻烦。从大战开始以来，他一直持有参与保密研究的许可证。现在由于发现他在青年时期与可疑组织有关系，他的机密工作许可证被吊销，喷气动力实验室也立即将他解雇。鲍林为了帮助他，就将他要回自己的实验室做一些非机密性工作，而同时理工学院将此案件上诉到军事复审机关。怀恩巴姆在作证时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联邦调查局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为了破获理工学院的间谍组织，他们要挟怀思巴姆提供同伙的名字。怀思巴姆拒绝这样做，于是他在1950年春季以伪证罪被逮捕……
这个案子在南加州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尽管最终未发现任何间谍活动的证据，但由于怀恩巴姆在绝密的喷气动力实验室工作过，因此他是南加州揭露出来的最接近于共产党间谍的人物。他的案子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当地报纸的新闻标题中。
在取保候审期间，怀恩巴姆向鲍林求助。鲍林记得怀恩巴姆当时因为没有钱供养妻子女儿而“忧心如焚”。他告诉鲍林，他的妻子莱娜（鲍林夫妇了解她是一个易于激动的女人）快要急疯了。鲍林答应为他筹集聘请律师的费用，并立即与其他教师一起筹措一项法律诉讼基金。
在理工学院校董会内那些极端保守的董事们眼里，怀恩巴姆与鲍林的联系是说明鲍林是共产党员的有力证据。他们找到了杜布里奇，坚持要他对鲍林采取必要措施，以免报上的不利舆论进一步损害学校的名声。“当时学校里的情况是一些人对共产党的憎恨达到了几乎狂热的程度，”曾经当过校董的贝克曼这样回忆说，“莱纳斯的行为使他们感到非常不满，特别当莱纳斯的亲密朋友怀恩巴姆被指控并确认为共产党员后，这种不满情绪更加高涨。很多人认为莱纳斯是共产党员。而莱纳斯是一个具有独立品格的人，他根本不做任何事情去平息他们的不满情绪。”佩奇和杜布里奇继续劝校董们保持耐心和平和，等待进一步的证据。杜布里奇向校董会保证，如果事实证明理工学院的某个教师是共产党员，他就立即将他开除。他说，共产党员必须受到纪律制裁，因为他们不可能将真理教给学生。然而现在尚无证据证明鲍林是共产党员。这件事使校董会分裂成两派，一派主张马上开除鲍林，另一派主张再等一等。贝克曼回忆说，“就我所知，这是校董会内意见对立最为尖锐的一个问题。”
不管出现哪种情况，对杜布里奇都是一个灾难。一方面，鲍林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他对镰状血红蛋白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关于分子病理学的整体构想，使他在科学界的地位达到了新的高峰，连带着也提高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地位。开除一个资历浅的教师是一回事，而出于政治原因开除一个像鲍林这样有着崇高学术地位的科学家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在美国尚无先例；如果这样做，势必会在国际科学界激起强烈批评的浪潮。然而另一方面，如果一点措施也不采取，那么就会激怒一些地位显赫的校董，并造成杜布里奇对付共产党软弱无能的印象。他以等待怀恩巴姆案件的审讯结果以便获取鲍林是共产党的确切证据为由拖延时间，并尽力平息校董们的不满情绪。审讯持续了整个春季，结果没有发现鲍林是共产党员的任何证据。
随后于1950年6月25日，共产党北朝鲜向南方推进，怀恩巴姆案件就此退出了报纸头版。两天之后，杜鲁门宣布美国将派遣军队击退共产党的进攻，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反共浪潮，冷战也变成了热战。这可不是对叛徒嫌疑分子讲究温情的时候。
就在杜鲁门出兵朝鲜后两天，理工学院校董会秘密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调查鲍林博士在学校的工作是否有损于学校以及是否需要终止对他的聘用，并向校董会提出相应报告”。杜布里奇担心，由于这个委员会全部由企业界人士组成，会被人认为具有片面性，因此又成立了一个平行的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并独立地提出一份报告。所有这些工作均在秘密状态下限时完成。杜布里奇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静悄悄地把这件悬案了结。这是加州理工学院历史上第一次进行的校内政治审查。
同一天，一个秘密小组聚集在华盛顿一间毫无特征的屋子里。他们面前坐着一个脸色苍白，神情紧张，身着一套黑色西装的白发人。他是拿联邦调查局薪俸的密探，名叫路易斯·布登兹。他是来告密的。
布登兹以前是共产党员和《工人日报》的执行编辑。他因揭发昔日的同志而早已闻名全国，并挣了不少钱。自从他在1946年向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敞开心扉后，联邦调查局向他进行了三千个小时的“咨询”。接着布登兹开始了他的“我是前共产党员”巡回演讲，并开始著书揭露内部的赤色恐怖。这种生活相当不错，不过需要他不时公开一些新的内幕。布登兹和许多疯狂反共的人一样，习惯于过激的言论。他在《没有脸的人》一书中声称知道在美国社会高层的四百个“隐蔽的共产党人”。他在1950年6月到华盛顿的目的就是向秘密小组提供这四百个人的名单。在罗列了他所知道的所有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员之后，他开始列举那些他觉得可能是共产党员的人。其中的一个人的名字是莱纳斯·鲍林。
布登兹的证词没有见报，而胡佛对他提到每一个人进行了调查。联邦调查局对布登兹证词中提到鲍林特别感到满意；有了这样一份宣誓过的证词，联邦调查局现在可以不受忠诚调查的限制了。胡佛下令对鲍林再次进行全面的调查。1950年夏天到初秋的三个月中，他的特工人员旁听了鲍林的演讲；盘问了他的朋友；翻阅了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个人档案；复制了他的特尼委员会档案；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进行了交流，那里的调查人员刚刚往鲍林的卷宗内添加了从《每日人民世界》上剪下来的35篇报道；又仔细查阅了坎特伯雷红色教长来访的档案；复查了他对怀恩巴姆的支持；并再次核查了鲍林参加过的每一个“共产党阵线组织”。
他们没有发现鲍林参加共产党的任何证据。胡佛仍然不能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但是，当10月17日这份27页的联邦调查局报告完成之后，他建议把鲍林的名字放到安全索引中去。这份新造的名单包括美国最上层的“共产主义同情者”，胡佛认为他们有损于国家安全。国会新近通过了《国内安全法案》，史无前例地赋予政府在和平年代控制国内政治活动的巨大权力，这份名单正是这一法案的产物。被列入联邦调查局名单的人将受到经常性的监视，他们的档案每六个月要更新一次。
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完成后的一个星期，鲍林接到电讯社一名记者打来的一个电话。“参议员麦卡锡对您的指控是真的吗？”记者问。鲍林说自己没有听到过任何指控。“他称您和其他六位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原子科学家对安全构成威胁，”记者说道，“他说您是共产党阵线组织的成员，在这一方面您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录’，是真的吗？”鲍林一直注视着麦卡锡借助新闻界不遗余力地散播随心所欲、肆无忌惮的指控而飞黄腾达。他重复说，他从未听到过任何指控。“我一直支持能够最终导致和平和避免核战争的国际政策，我想麦卡锡参议员说的就是这些吧。”
第二天，他的名字出现在全国各大报纸上。“麦卡锡说赤色分子渗透进了原子弹项目，”《纽约先驱论坛报》以醒目标题报道。这是麦卡锡的随手一击，报道中鲍林的名字是从布登兹的证词中拿来的，夹杂在一些实际从事原子弹项目的科学家名单之中。指控含糊其辞，没有给出任何证据，以后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在头条报道之后，参议员又去寻找其他的目标了。
但是由此而造成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现在全国尽人皆知鲍林是对安全的威胁，他在美国士兵正在朝鲜战场上前赴后继的时候为共产主义辩护。尽管他能够处理那些接踵而至的杭议信——在战后的日裔美国人事件后他不时地会收到此类奇怪的信件——但是接着发生了一桩令他困惑的事情。伊莱·莉莉医药公司给他写来一封信，这是一家鲍林在1946年开始提供咨询的公司。1949年，这家公司与鲍林续签了三年合约，将他的年费提高到4800美元。相对于鲍林有限的咨询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公司称鲍林“杰出的服务”使他当之无愧。现在仅仅一年之后，他们来信告诉他合同被取消了。鲍林说，“信中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但是后来，前研究部主任、当时的研究部主任助理告诉我取消的原因是由于我的政治活动，如果我能够宣布在未来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话，合同有可能得以恢复。”
鲍林的政治倾向殃及他的科学研究工作，上述事件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同年，海军研究局化学部主任邀请鲍林主持一个委员会，评价海军研究局资助的化学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帮助制定新的研究方向。这是一个具有相当威望的职位。然而海军研究局驻帕萨迪纳的主管获悉这一邀请之后提出了强烈抗议，他队海军研究局和联邦调查局档案中收集材料，给上级送去了一份有关鲍林参加共产党阵线组织的十点报告。“让一个忠诚度有疑问的人来主持这个海军研究局委员会的工作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这位主管写道，不仅是因为有泄密的可能，而且如果国会经过调查发现海军提名一个“共产党同情者”出任一个敏感职位的话，将会把海军研究局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化学部主任被弄得狼狈不堪，被迫收回了邀请。
加州理工学院的内部调查持续了整个秋天。鲍林夫妇试图保持往常那样的平静生活，但是越来越困难了。鲍林在自己的分子结构和最近刚刚修正的蛋白质模型中寻求解脱。他和爱娃继续参加教师的聚会。他们大多数的朋友对这种政治压力不以为然，试图帮助鲍林夫妇坦然置之，但是也有一些教师表现出冷淡，而且情况越来越糟。当怀恩巴姆被认定犯有伪证罪而坐牢之后，鲍林注意到人们在与他擦肩而过时总是避开他的目光，疏远他，特别是在进行内部调查的时候。鲍林属于熟人很多但是密友很少的人；他需要同事的喜欢和尊敬。当他看到他们都在躲避自己的时候，内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
被自己的学校调查的压力，抗议信件，失去伊莱·莉莉公司的合约，校园中的敌意，所有这一切都开始郁积起来。鲍林在公开场合从未流露出他的忧虑，但是爱娃知道她的丈夫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本人也同样如此。在遭麦卡锡指控后不久，鲍林以前一个友好的学生在茶话会上询问鲍林的近况。爱娃一时失去了自制，眼眶中充满了泪花。“我不知道我的丈夫还能坚持多久，”她说。
内部调查终于在那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