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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之辈的，……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撤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顶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如此替民众辩护，可谓用心良苦。可他还不尽兴，第二天再写一篇文章，用相当尖刻的措辞，讽刺那指责民众的论者。他似乎完全忘记了，就在差不多一年前，在一封私人通信中，他还说过和对方一样的话。２３到一九三五年四月，他更以谈论孔子的机会，直截了当地赞扬中国老百姓：“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于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的了。”２４倘若单看这些言论，我都谁都要说，三十年代的鲁迅是完拿走到自己原先立场的对面去了
在鲁迅的观念中，民众除了以被统治者的身份，与统治者构成一对反义词，更以自己的不识字，和知识者构成一对反义词。因此，他改变了对民众的认识，也就势必要改变对知识惭级的认识，你当然还记得，在整个二十年代中期，他是怎样谈论知识分子和革命的：他把知识分子春成是一种特殊的人，他断定他们和一切权势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常常举出叶赛宁和梭波里作为例子，向人证明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必然幻灭，每当讲述到这种幻灭，他总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同情。可到三十年代，他的立场有了明显的移动。在左联的成立大会上，他警告那些年轻作家：“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阶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２５然后又举出叶赛宁的例子－－他对叶赛宁的悲剧的解释，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不是归因于革命的残暴，而是归因于他自己的“浪漫谛克”了。一九三０年底，他又对两位向他求教的年轻人说：“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２６这就更进一步，不但说叶赛宁们咎由自取，还指他们的幻灭是对于革命的“反动”；说这些活的时候，他分明已经站到那使知识者痛苦的势力一边了。这也是役有办法。叶赛宁所以对革命失望，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感受到了无理性的非知识者的残暴，事实上他自己就并非自杀，而是被人拷打以后吊起来，伪装成自杀的。鲁迅并不知道这个真相，他只是照自己处境的需要来立论，既然已经替苏俄的革命辩护，替这革命盼残暴辩护了，他就只能把对叶赛宁的同情统统收起来。
可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他过去一直用叶赛宁们来代表知识分子，倘说他们是活该幻灭，活该自杀，那在今后的革命的时代，这样的知识分子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北伐时期广州的一批激进的青年，就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喊出“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的。他自己到上海后的几个演讲，尤其是那篇《关于知识阶级》，也分明暗含着同样的疑问。他自己是知识分子，二十多年来一直以此自豪，骤然听到这“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自然觉得非常刺耳。他在一九二七和二八年间的内心苦闷，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个口号。可是，他现在剔除头脑中的阴郁思绪，竞又在自己内心奏响了这个口号，惟其是发自内心，声势就更为逼人，他不能不认真来作回答。
可怎么回答呢？他似乎不能不承认，叶赛宁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应该灭亡，可在情感上，他又绝不愿意说整个的知识阶级都过时了。那剩下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知识阶级一分为二，一部分应该灭亡，另一部分还有将来。可这区分的依据何在呢？鲁迅无奈，只好又搬出苏俄来：“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智识劳动和筋肉劳动的界限也跟着消除，……由此也更见社会一异，所谓‘智识者’即截然不同，苏联的新的智识者，实在已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对秋月伤心，落花坠泪，正如我们的不明白为什么熔铁的炉，倒是没有炉底一样了。”２７这话说得实在呆气，活现出他那种强自为说的倔脾气，就像三年前鄙薄蒋光慈式的革命恋爱小说，他不借作那样吓人的断言一样：“革命的爱在大众，于性正如对于实物一样，再不会缠绵悱恻。”２８但是，他正是用这种颇为呆气的空想，来论证那不会灭亡的知识者的存在。一九三二年底，他第二次回北京探望母亲，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演讲，都特别挑起知识阶级会不会“灭亡”的话题，反复强调说，有一种新的知识者，他们与群众结合，反对个人主义，能够把握住实际人生，因此在将来仍能生存。２９到一九三四年，他更明确描绘出这新知识者的相貌：“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楼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３０所谓“看轻自己……”，是他初到上海时的看法；那“看轻别人……”，则是他到广州之前的看法。它们虽有不同，却都将知识分子看成是大众之外的特殊人物。现在他把这两个看法部否定了，径直将新的知识分子归入大众之中；他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看法，总算是比较协调了。
能够将知识分子一分为二，他也就获得了心理平衡，他现在可以隐约地自居为新知识分子，而放纵他对“旧”知识分子的失望。杨杏佛被刺以后，知识界一片恐怖，有些人难免谅慌过度，他就连声感叹，说知识阶级就是怕死：“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３１读了一些描述东北抗日游击队的笔记，他又借题发挥：“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３２有一次和朋友闲谈，他更断然说：“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３３他这些话当然都有具体的所指，但人有了知识便会软弱和东倒西歪，却是他初到上海时就有的想法。这个想法现在竟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他用如此轻蔑的口吻来谈论知识分子，这些又都是私下的谈论，并非公开作态，我实在要感叹，那种将“坚定”和“勇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战斗意识，对他思想的影响是太大了。
鲁迅重新解释了知识分子，也就重新解释了文学和艺术。既然新的知识分于是大众中的一员，他们的工作都属于革命运动的”一翼”，３４他们中一部分人所从事的文学和艺术创造，也就自然可以用未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还在一九二八年他引述苏俄“那巴斯图”派有关文艺只具有阶级性的理论时，就作过这样的两可的评价：“这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３５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它，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３６到了三十年代，他更大进一步，多次从正面强调文学艺术的宣传功能。看见有人指出“文学不是宣传”，他还作文抨击：“谁用文字说‘文学不是宣传的’，也就是宣传”，“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３７这其实是偷换概念，因为对方说的“宣传”，和他说的“宣传”不在一个层次上，与所谓“社会”“影响”，更是两个意思。但也惟其如此，他为文艺的宣传功能辩护的急切之情，倒是充分表现出来了。
这种急切之情是来自他读过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书？实际上，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认识，主要是取自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两人的著作，尤其是前者的那一本《艺术论》。笼统来讲，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偏重功利的，但你看鲁迅对普列汉诺夫的推崇，在他举出的几个“尤合于介绍给现在的中国”的观念中，却有“要宣传主义，必须预先懂得这主义，而艺术家，适合于宣传家的职务之处却很少”这一条。３８每个人读书，都有自己的取舍，鲁迅阅读普列汉诺夫的时候，正在和创造社那批只认教条，不尊重文学本性的年轻人打笔仗，就自然会特别注意普列汉诺夫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强调。他那样含糊其辞地评价“那巴斯图”派，也因为他实在知道，艺术并不只是政治手中的工具。所以，单是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事，并不就能使他信奉“文艺就是宣传”，他现在这样冲动地强调文学的宣传价值，还是因为受多了官方的压制和迫害吧。
鲁迅毕竟是作家，比起鼓吹文学的现实的宣传意义，他更愿意描绘理想的文学前景。这也正符合他对知识分子的新认识，既然会有一种新的知识分子，那么理所当然。也该有一种新的文学。他在广州时就预言，随着平民世界的建立，将来会有一种“平民文学”。３９一九三一年他更肯定他说，将来的文坛上会出现“别一种作者”和“别一样看法”。４０由这对将来的文学的笼统的称颂一他更引申出两个意见。一是废除方块字。将来的文学的作者，当然是工农群众，可至少在目前，他们绝大多数都不识字，汉字的笔划如此繁难，要说他们能很快掌握，鲁迅也知道不大可能。那怎么办呢？只有废除汉字。所以他断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４１还多次打比方，说方块字是大众身上的结核菌。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更明确说：“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４２这分明在重复钱玄同二十年前的主张了。再就是推崇“无产阶级文学”。既然唯无产者才有将来，那至少在名义上，这“无产阶级文学”是将来的新文学的先声，他就是再看不起成仿吾和蒋光慈，对他们手上的这面旗帜，却不能不表示敬意。所以他这样向朋友介绍上海的“左翼”作家：“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指“无产阶级文学”＇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４３对提出名目者的轻蔑，和对名目本身的尊重，区分得清清楚楚。柔石被杀之后，他为美国的一个左派杂志写文章，第一句就是：“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４４这明显不符合实情，他却偏要这样写，而且用这样坚决的口气，我想他心里其实是很清楚的：鼓吹“无产阶级文学”也好，修正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认识也好，更不必说为“革命”的残暴辩护了，都不是在讨论抽象的道理，而是作具体的抗争，是在回击身外的压迫，是在克服内心的阻力。既然是抗争，那就先得满足现实的功利需要，别的方面，只好不管它了。
为了能有个理想来支撑他与官方的对抗，鲁迅不惜对自己的思想作那么大的修正，那在实际的社会交往中，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功利策略，你也就可想而知。谁都不愿意孤身一个人面对强敌，他总希望两边有支援，背后有接应，越是发现敌人的强大，这寻找盟友的心情还越急迫。鲁迅自然也是如此，他自已和国民党政府为敌了，对一切也与国民党为敌的人，就本能地会产生好感。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与国民党对抗最激烈的势力，就是共产党，鲁迅看待它的目光，也就最为亲切。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家的客厅里就经常有文化界的共产党人来来往往，其中瞿秋自和冯雪峰等人，更成了他非常亲近的朋友。以参加“左联”为起点，他公开和上海文化界中的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即使对其中有些人心存芥蒂，也总是克制着，尽量不露在脸上。他将自己的寓所提供给瞿秋白作避难所，瞿秋白一有危险，就往他家里躲，有一次还在他家里约见其他的共产党人。他甚至和北京的共产党组织也有联系，一九三二年他去北京，就在共产党北方局的安排下，借一个朋友的家，和北京各个左翼文化团体的核心分子见面，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他因此常常充当共产党的“联络人”。那北方局失掉了和共产党中央的联系，就派人将汇报信送至他手上，请他转交；一些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打散了，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也都会来我他，请他帮忙恢复联系。有好几次，他果然也能帮上忙，譬如一九三三年冬天，他就帮助成仿吾和上海的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
当然，鲁迅井没有加入共产党。他也不会加入，在内心深处，他对政治性的团体向来就有戒心。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