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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怎样看待凤凰卫视的话语空间？你感觉到这种空间的存在了吗？
曾子墨：凤凰有空间，但是这些空间要看你如何把握，而且我是希望我的节目不仅仅立足于这个空间，还要能有别的东西。因为如果你仅仅立足于一个空间的话，这个空间不是你能决定的，一旦这个空间没有了，你的节目怎么办？或者说一旦没有了这个空间，你就存活不下去了。我反而更多地希望节目里的东西有一些我们自己的烙印，比如说一些更加凤凰的特色，比如说当我跟晓楠相比，她是更突出人性的东西，而我的节目更强调理性。我们的选题跟国内的一些电视台撞过车，在做《财经点对点》的时候，我们关注过四川的一个民营企业家，他在德阳因为被冤枉而判了刑，现在出来了，但是被没收了资产。当时国内的媒体也去了，他们的资源比我们丰富得多，他们进监狱去采访当事人，是拿着正式的公文去的，而我们是偷着跑进去的。我们进监狱没有公文，就说自己是当事人的家属，拿着家属的证件混进去。那天我没有化妆，穿得非常朴素，我们摄像穿了特别大的外衣，里面夹着小DV进去，利用探视的时间采访。所以我们和国内的媒体处境完全不一样，他们做得其实特别好，因为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他们采访到了所有的相关人员，我们只采访到一个证人，文化局的局长和当事人的姐姐。
记者：那在这样前期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你们怎么做出自己的特色呢？
曾子墨：因为不能像别人那样拍得很全面，所以回来编导在编辑的时候就更突出别的东西，除了讲这个事件本身，还突出当事人的个性。他说了一些很有特色的语言，比如当时我们采访的时候，探视时间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两分钟，他主动要求对着镜头给我们朗诵一首诗，叫《带刺的玫瑰》，我们就把这首诗原原本本地播了出来。播这首诗之前，还打了一排字幕，说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朗诵了一首诗。这样能让人感觉到节目中人性化的东西，个性化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空间可能是一方面，但更多的也许是不同的视角，也许这是凤凰的独特之处。我觉得如果说凤凰一直以来跟其他电视媒体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就是说凤凰有时候更人性化，或者是说在一些哪怕是特别理性的思考的节目当中，也能夹杂一些感性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有一种特别平等的视角，用平等的对话来讨论任何问题。我们没有舆论监督，也没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我们就是媒体，就是采访者，无论你是官员也好，你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平民百姓也好，反正我们都是一样的。
记者：每期节目都亲自参与，有时候还要遭遇到很多阻挠，你觉得这种辛苦值得吗？
曾子墨：我并不觉得自己很苦啊。要说苦的话，我觉得晓楠比我苦多了。其实我们俩出差的状况比较像，就是说持续的要出差，而且出差常常是到一些很远的地方去，但是我会有至少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拍的时候，而她好像每期都要去很远的地方，而且她偏远的程度比我远多了。所以我就觉得她真是挺不容易的，坚持了这么多年。有时候我们会通电话，聊聊比如说从节目的选题到工作的状态等等，就会很有共同语言。
记者：很多人喜欢把你和晓楠作比较，你们各自的节目选题上也都是比较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你觉得你和她的个性分别在哪里？
曾子墨：因为晓楠是做《冷暖人生》，所以她是人性化的，而我们可能更偏重理性的东西，我们会讲一些故事，或者是说这个事件当中的主人翁，或者是主角有一些人性的东西我们也会展现，但是更多的话我们是想带给大家一些理性的思考，呈现之后大家思考，我不会替你思考，但是我会偏重理性的问题，理性的东西多一些。
记者：当你来到采访现场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身份是一个记者，还是一个主持人？
曾子墨：当然是记者，那是毫无疑问的。我是一个调查者，因为我做的是调查类的节目。但我没有那么强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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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4）
记者：选择做《社会能见度》这样的节目后，可能会比别的人更容易看到社会一些不如意、不公平的方面，您现在是怎样看待中国社会的？
曾子墨：我觉得现在我会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以前我可能就觉得中国社会其实就像北京和上海一样，大家生活得越来越好，不能说无忧无虑，至少丰衣足食等等。后来意识到，中国13亿人口，绝大部分不是那样生活的。有不公平也好，各种事情也好，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做到绝对公平，中国至少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今天至少这些不公平可以被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把它展示出来，在屏幕上给大家看，这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年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你只要看着它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一步一步朝前走，你就会觉得有希望。
今天不好，或者曾经有过什么不好的东西，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可怕，如果是说你一直持续了这种状态，那就很可怕了。可是我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比起一两年前来在进步，就很好了。现在这么多矿难，隔一个星期就有一个大的矿难，我觉得矿难非常可怕，非常悲哀，但是现在通过媒体告诉大家矿难在发生，国家花了这么大的力度在解决，你就会觉得是有希望的，让大家知道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社会能见度》能够存在，做了一年了，还让它继续存在在这个屏幕上，既是来源于我们老板的宽容和理解，同时更多的是来源于中国社会的宽容、理解和进步，能让这个节目存在就是一种进步。
至于对我来说，今天会更有心情去感激生活当中拥有的一切，尤其是去了一些地方看了一些人的生活，对比之后更加有感激之情，过去我可能不会这么感觉，想都不会想。今天我觉得其实人可能是有命的，比如说我当时去了艾滋病村，我就想说，如果你出生在河南的某一个农村里面，无论后天怎么努力，无论天资多么聪明，％其实是根本没有机会的。也许你在5岁的时候，因为父母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你在无形之中也感染了艾滋病，而早期的时候，不像现在，国家花了这么大力气，那你的一生也就此注定了。这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觉得真的命运之中有一种安排。所以今天当你拥有了这种幸运的时候，首先应该特别感激，其次应该尽可能地在身边，至少在你的节目走过的地方，看到能帮的人，就尽量帮一把。我觉得上帝并不是能够救助每一个人，如果你看到了，你在身边见到的，能做的就做一点，就是这种心情。
记者：你会期待你的节目播出以后，为你的拍摄对象带来什么现实的帮助吗？
曾子墨：我刚才说的是从我个人的角度给予他们一些经济上的帮助，让他们的生活有一点小小的改变。至于节目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不会有。有多大有多小，我觉得可能因节目而异，我不指望一个节目对一个人的生活有多大改变，也不指望一个节目对某一个领域的问题有多大的改变，毕竟像孙志刚这样，因为他一个人而改变了中国整个收容的政策，这是很少见的事情。我还是首先把它呈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然后思考它，就过了。我从来没有给自己提更高的要求想改变，那个真的不可能。我觉得很难依靠一个节目，依靠一个栏目，依靠一期节目，太难了。
记者：有人说过，做类似《社会能见度》这种社会题材的节目，如果记者没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做不好的，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吗？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担负着某种使命？
曾子墨：我觉得人可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正义感，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我并不会以它为使命，作为我生活的全部。我有时候挺佩服艾滋病的志愿者，他不求物质生活，也不要钱，也不要生活品质，他就是全心全意地做了一些事情，对生活特别满足。我有时候真的特别佩服他们，但我没有那么崇高，也做不到，我也曾经遇到过那种记者，帮助我们的平面媒体的记者，他把自己当做包青天一样，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可能我觉得我做不到那一点，可能我没有那么崇高，或者我没有那么伟大，也没有那么强的使命感。我所想的就是，既然有了这个平台，凤凰给了我这个机会，要我做《社会能见度》这个节目，我就一定把它做好，就是说做得尽量让自己，让大家满意，仅此而已。如果背负着那种太强烈的使命感，人会活得特别累，那样的话人很难长久地做一个事情，否则你的愤怒，你的使命，会把自己压垮。
我的工作和生活分得挺开的，像我这样的工作，好多人问我你老看这样的事情，会不会使你的人生观变得特别灰色，我从来不会，我真的不会，我一直都会觉得工作就是工作，它不过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它肯定不是全部，我不能因为这一部分影响了我其他的正常的个人生活，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分得开，别让工作当中的事情影响了自己的心情。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工作当中看到了一些事情的话，才会更感激今天的事情，才会更加珍惜它，更加感激它。
为什么我以前在投资银行做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做了四年多就做不下去了？因为那是大学出来第一份工作，所以特别全身心地投入，不能说把它当做生活的全部，但是至少是生活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生活当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除了工作以外很少有其他的东西。在那种情况下，高负荷，高压力，你自己的心态也比较好强，一定要做得比别人好。有一天你发现做不下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爆发了，根本就是像腻了一样，或者是疲了，再也不想碰它了。所以我觉得还是细水长流一点比较好。
曾子墨（5）
记者：凤凰十周年了，你最想对凤凰说些什么？
曾子墨：我很感谢凤凰能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几年做一件我喜欢的事情，并且通过做这件事情让我自己变得丰富了很多。我也希望用了我这样一个从来没有经验的人，惹了那么多麻烦，我们老板和凤凰不会后悔，不会遗憾。就是这样。
姜又兮（1）
公元二00一
口述人：姜又兮
凤凰卫视北京节目中心制片人
口述时间：2005年8月25日
口述地点：北京凤凰会馆
我到凤凰来简直太有戏剧性了
记者：你是怎么加盟的凤凰？
姜又兮：我到凤凰来简直太有戏剧性了，可以编到电视剧里了。我那时候从部队转业，在部队里头我学的是俄语，而且我的俄语非常好，在部队里我就开始做电视。那时候我看到凤凰网有招聘英语记者的一栏，其实我英语不怎么样，但我还是给他们发了一份简历。当时我并没抱多大希望，可能是我简历还可以吧，我很快就接到凤凰的一个电话，说我们这儿有一个题目，你愿不愿意做？我说可以，对方当时就说，现在要为你订飞机票，你现在马上把身份证号给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我都没有见过他们一面，就问我要身份证号。
我过来以后，樊庆元给了我一份特别简单的材料，就说我们要去做这么一个东西，那时候是2001年，当时曾荫权还是香港的财长，他带着香港的一个富豪团来国内考察，主要是要投资西部，我们要做一个72分钟的专题。当时72分钟的《周末大放送》是凤凰最大的一档纪录片，而且那时候时间非常仓促，总共就我和樊庆元两个人，香港那边过来一个人，他做新闻，我们做专题，因为那个活动一开始向活动方报的记者名字不是我们，所以整个行程有一些核心的部分我们进入不了，很多时候只能打外围。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陕西西安，有些记者会我们不能参加，省长书记会见什么的我们都去不了，我们俩就坐在路边，说“这怎么办？72分钟，都去不了，拍什么呀？”我记得当时拣到一张废报纸，看到上面有一个小豆腐块，我说：“哎，本地有一家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