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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元旦一过，同在湖北安陆棉纺厂做工的我们，见面时常常言不由衷地提及高考，因为许多人都参加了1977年底由全国各省单独命题组织的第一次高考。几位“*”前的老高中生，谈起高考都摇头叹息：考题太容易了，以而立之年去与十六七岁的应届生相比（那时有些省市的小学、中学都是五年制），如此简单的考题，使前者在考分上难以占到优势，而在年龄上又处于明显的劣势。他们以“*”多年来所形成的思维习惯断定：国家容许30岁的老高中生们参加高考，只不过是拿我们这些人作陪衬罢了，因而连呼上当，有种被愚弄的感觉，说下次再不会受骗了。他们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仍暗含着希望，又害怕因过高的期望值而伤害了自己。但他们没有想到：1977年按照初中文化标准命题的高考试卷，竟然有98％的理工类考生不及格。春节一过，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到达，厂宣传科成为众目所瞩之地，每天都从那里传出喜讯，人们奔走相告，消息顷刻间传遍全厂。在这种氛围中，尚未接到录取通知书的人都在暗想：下一个会轮到我吗？那些老高中生们都如愿以偿，打点行装上路了，尽管被录取的院校和专业并不尽人意，但他们对这来之不易的机遇还是非常高兴的。只有呼声很高、考分也很高的几个人杳无音信，原因不明，因为当时还有政治审查这一关。有一个分数很高的“老高三”考生因不甘心而去查询，居然连高考档案都找不到了。可见第一次由各省单独命题的高考，组织工作还不够严密。在全厂通过了分数线的30多位考生而最终未被录取的4个人中，不幸也有本人，虽然深感沮丧，也只好认命了。众多同道金榜题名，极大地鼓舞了当初持观望态度而未参加高考的人们：种种疑虑基本消除，更多的人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准备一搏。我经过了一番调整，也逐渐从沮丧失落的心绪中走了出来，重整旗鼓准备再战。当时我在厂财务科做出纳工作，每个月都给那些工龄满五年以上而进了大学的人寄发当月工资。在汇款单上填写那些熟悉的名字时我曾想：哪一天有谁也会给我往高校寄工资呢？第二次参加高考，是1978年的7月。在湖北难耐的酷暑中，我们常常蹲在椅子上看书，因为裤衩总被汗水浸湿，椅面上常常是湿淋淋的一片，与裤子粘在一起，胳臂与桌面之间也常常要垫块湿毛巾。第二次参加高考，我的成绩仍然是差强人意，最终被中南地区的一所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懵懵懂懂地去安陆县城派出所迁户口的时候，我想起10年前从北京将户口迁往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情景，终于意识到人生命运的再一次转折。这一次全厂又有50多人被各高校录取。当我乘上火车去学校报到，看到车厢里三三两两、兴高采烈的大学新生们，真有一种如同梦幻般的感觉。因为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在“*”中是不可能上大学的。1977年底全国共有570万人、1978年7月有618万人参加了高考，这两届共录取了万考生，入学率仅为％。1977年、1978年、1979年这三年全国高校共招生88万余人，1980年以后才全面恢复了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的高考制度。恢复高考培养和准备了一支坚决拥护改革开放并身体力行的骨干队伍，我们有幸最先站到了中华民族再次奋起腾飞的起跑点，最早嗅到了公正、透明的新鲜空气。更多的同龄人却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只能在今后的岁月里通过成人教育的途径来完成自己的学业。
回忆与思考（7）
在紧张的备考之余，我几次听过一首为粉碎“四人帮”而创作的管弦乐曲《北京喜讯到边寨》。以后每次再听到这首乐曲，就使我想起了难忘的高考。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靠自己的能力去努力改变和把握人生命运的一搏。
1998年10月31日
第三部分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一 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相反道路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伴随着城市化，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众多中小城镇在乡村中建立起来。在如今的美国，农民只占全国人口的2％…3％，由于采用高新技术的农牧场创造了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再加上政府的高额补贴，工业反哺农业，少数美国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不仅供应本国人民有余，还可以大量出口。而在我国，随着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原本可以通过发展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小集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来拓宽的就业渠道被堵死，致使城镇青年的就业门路越来越窄。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有883万人，到1978年减少到仅仅15万人 ，政府几乎找不到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一五”时期的城镇就业政策，伴随着“三大改造”的进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造成了待业人员对国家的依赖。实际上，国家既统不了也包不起，许多人只好消极地等待就业，而许多行业又有待开发。这就造成了有人无事干，有事无人干的不正常现象。其次，从产业结构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也大大限制了城镇的就业容量。新中国成立后，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据统计分析：当时的每亿元投资，用在轻工业能容纳劳动力万人，用在重工业就只能容纳5000人。建国初期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直接引进苏联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方式，越过了大量吸收劳动力的工业发展阶段。再次，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时间里，在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上，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片面强调城市的生产性质，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这也大大削弱了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当然，造成就业难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错误的人口政策使中国多生了数亿人，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总额为8亿人，是整个欧洲劳动力总额的一倍。这是建国后由于政策失误而留下的最大遗产，恐怕100年都难以化解。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制度能够妥善有效地解决这么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本来就很低，“大跃进”和“*”等历次政治运动更加剧了经济的停滞和破坏，城市中多余的劳动力，只好被送往更贫穷落后的农村和边疆，以缓解城市的财政和就业压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世界各国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时候，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大批知识青年送往农村。于是，整整一代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知青。
知青回乡、下乡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1955年12月，毛泽东在看到介绍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时，针对该乡中小学毕业生回到自己在农村的家乡后所发挥的作用，写下了一段批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共青团中央的倡导下，经国家统一部署，全国有很多省市都学习社会主义苏联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组织了以青年农民为主体的志愿垦荒队，其中也有部分城市知识青年的参与。如北京青年参与开发北大荒；浙江温州青年开发大陈岛；上海、江浙等南方知青参加新疆军垦（1964年10月曾上演了一部彩色纪录片《军垦战歌》）；江西的共青城也是在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关怀下由城市知青为骨干建立的；再如北京知青在“*”前就有去宁夏军垦农建13师及内蒙古河套地区临河县插队的。“*”前全国共组织动员了近130万知青下乡，其中有近百万是1962…1966年下乡的，他们中有很多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主要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资本家”的子女）。在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0万上海知青中，就有相当多的人属于这种情况。回乡知青的人数则更多，当时的回乡知青中有董加耕、吕玉兰、邢燕子等全国闻名的典型模范；下乡知青中有北京知青侯隽是榜样。这就形成了一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回忆与思考（8）
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召开了全国六大行政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他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出15年的安置规划。1964年1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同意*总书记的意见，他说，我们脑子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问题要从这里出发。关于下乡的组织形式，主要搞好插队。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主要采取插队的方法，到农村去 。1964年1月16日，*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前关于知青安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动员和安置知青的一整套模式由此而形成，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特征，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大体沿袭未改。其要点为：在国家的统一组织和严格计划下，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由国家发放安置经费；以将城市知识青年送往农村生产队集体插队落户为主要形式，或集体分配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 。这就是说，由于人口政策和“大跃进”运动等一系列的失误，加剧了国民经济失调和劳动力就业的难度，即使没有“*”，许多城市青年也是要上山下乡的。
从新中国人口迁徙的角度看，在传统的体制下，我国对劳动力的安排服从计划经济的需要，加之错误的经济决策，导致人口迁移多次出现大起大落。人口大迁徙使众多城乡居民成为不正常制度的牺牲品，如1958年“大跃进”时2000万农民进城务工，继而又将2000万人遣返农村，把人口包袱甩到农村作为解决粮食和就业的手段，用经济性的迁移来减轻城市的财政负担。而从1964年起直到“*”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经济因素（比如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外，还带着一种强制动员性的政治含义，是一条促进青年革命化、在“大风大浪”之中成长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光辉道路；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简称“三大差别”），“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开始两年后，由于中学停课、大学不招生，企业基本不招工，数百万正处于青春期和政治分裂状态下的中学生们在城市里无所事事甚至惹是生非，也就日益成为城市里的一个不安定因素，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更有一些红卫兵组织不忠实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依旧闹派性、搞武斗、制造事端。在“*”初期的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解散红卫兵组织以恢复秩序便被提上了日程。
当“*”的风暴骤起之时，许多“*”前下乡的老知青曾掀起了一股“返城风”，以表达他们在农村数年内所积蓄的不满。作为十年“*”的组成部分，从1967年10月开始兴起的新一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淹没了“*”前下乡的一些老知青为返城而掀起的小小波澜。它改变了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也影响了整个民族正常的历史发展进程。这股浪潮的浓烈色彩几乎掩盖了一场长达20余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本来的黯淡之色，以至于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以为，这种明艳的色彩就是它的本色。据定宜庄《中国知青史》一书中的统计，当时全国城乡的在校中学生约有1250万人，其中高中生137万人，初中生1113万人。他们绝大多数出生于1947…1952年间，到1968年前后下乡或回乡时，年龄在16…22岁左右。这就是后来被通称为“老三届”的一代人。这其中家在农村的青年学生要多于城市青年。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回忆与思考（9）
“*”中大批知青走向农村的思想基础是建国后17年的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从1968年7月中央提出大中学校的学生毕业分配要“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开始，迄至1969年初的短短半年内，在“*”那种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多达400余万的城市中学生们，竟然井然有序地、迅速地分散到了遍及全国的偏僻村庄和遥远的边疆。这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