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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力相联系，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要占领上层建筑。但是，每个知识青年，却各自拥有自己的理想。例如，家在国防厂的刘东一心想进国防厂，而父亲在西北电管局当工程师的马奔则想继续上大学，将来当个高级工程师。王晓军的父亲是西安电机厂的工人，他一心想进国防厂。而我的母亲曾是教师，我一心想上大学，当教师。家在河南农村的李堂祥，一心想进厂。工厂子弟李世玲及她的妹妹李世芬的理想并不相同，妹妹想当工人，而姐姐一心想上大学，当科学家。
理想是灯塔，理想是旗帜，理想是精神支柱。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起1965年11月至1966年2月西安市教育局开展的一次活动。那是当时在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时，中学生排练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时，各校中学生都动员起来，唱革命歌曲，学长征历史，做革命后代。我当时参加了这一活动，排演的是《飞夺泸定桥》和《情深谊长》两幕。头戴八角帽，身穿红军装，脚蹬草鞋，俨然一个现代的红军战士。两个月的排练，本身就是一次生动的长征精神教育。最后，春节前后在西安大厦礼堂排演了三场，效果很好。正是那次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方式，在我们心中确立了吃苦耐劳、在艰苦中更要有崇高理想的思想。因为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的歌词就是：“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总之，就是依靠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才使知识青年能够度过那段不寻常岁月。理想属于精神，崇高的理想可以支撑先烈们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排万难，这也许就是毛泽东主席说的精神可以变物质吧。相反，在解决温饱、达到小康生活的今天，许多人的物质生活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却有不少人寻短见，信邪教，甚至遁入空门。这些现象的出现，不正说明一些人的精神生活太空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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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五次与周恩来总理近距离接触（1）
我曾五次与周恩来总理近距离接触
咏 慷
作者简介：咏慷，本名陈永康，祖籍广东东莞，1947年生于河北唐县。国家一级作家。曾就学于八一小学、北京四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空军学院政治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1965年上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初入伍；历任电台台长、指导员、教导员、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干事等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1966年起在全国性报刊发表作品，有诗词分别在三次北京诗词大赛中获金、银、铜奖，长篇报告文学《抗SARS风暴》获国家图书奖，参与创作的报告文学集《自强之歌》获*“五个一”工程奖，长篇报告文学《发兵治水》获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另有多部作品在全国、全军获奖。
就在5月25日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那次谈话后不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访问，周总理举行的欢迎招待会请中学红代会参加一名代表。这使我有机会又一次见到周总理。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军乐队高奏着中赞两国的各种乐曲。
当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卡翁达总统到各桌祝酒，来到我们那一桌时，笑着同我碰杯：“哦，那个问题，我还没有答复你呢！我不会忘记的。”
周总理能在各方面都享有崇高的威望，这说明他人品极好，令人无懈可击，不得不深深折服。我常常感叹，历史上能做到这点的，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正像恩格斯《在*墓前的讲话》中说的那样：“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仿佛舒缓的小河注入宁静的湖泊，既展不开秀美的涟漪，又扬不起腾跃的水波……然而也有一些往事，虽然时过多年，却还依然历历在目，浪花四射，激扬飞溅，好似一条奔腾澎湃的江河。
我不禁回想起40多年前与周总理多次交往的难忘往事来了。
1966年，第一次同周恩来、陶铸等握手
1966年12月15日，我正在教室里和几位同学谈外出“大串联”的见闻，学校传达室的工友突然跑到楼下，大声喊：“陈永康，你的电话！”
我迅速跑到大门口。
“你是陈永康同志吗？”话筒里传来一个陌生人客气的声音，“我是二十五中的李冬民。”
“哦，李冬民！”我早就知道李冬民其人。虽然未曾谋面，但早听说他在“*”初期，也曾遭受过极左路线的*，与我有着类似的经历。同时我也听说李冬民近来相当活跃，发起组织了一个全市性的中学红卫兵机构，名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永康，我早就想去见你，一直未能如愿。”李冬民在电话中继续对我说，“是这样的：明天，我们首都兵团要发起召开一个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地点在工人体育馆，我国的3号、4号，以及‘中央*’都要参加。”
我猜想李冬民打的也是公用电话，因此讲话同样力求简略。但我一听就明白了，他说的“３号”，是指长期以来在党内一直排在第三位的周恩来总理；“4号”，则是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主席迅速提升，排到第四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同志。。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曾五次与周恩来总理近距离接触（2）
“永康，”李冬民接着说，“我们都知道，在‘*’中，你和你们师大附中的广大师生员工，都曾经遭受过资反路线的残酷*，因此请你们学校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一个发言。同时，作为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我还要邀请你参加大会主席团。”
说老实话，对“红卫兵”这三个字，我长期以来并不怎么“感冒”。因为“*”开始以来，在师大附中私设“劳改队”，残酷打人、摧残人，*、打击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的，就是“红卫兵”那帮人。
在电话中，我把我的看法也坦率地向李冬民谈了。
“老兄差矣。”李冬民笑道，“‘红卫兵’这个词应当说是不错的，而且我们都应当是‘红卫兵’。严格地讲，真正的‘红卫兵’应当是我们，而不是你说的那些人。”
放下电话，我当即把李冬民所讲的事情向熟识的师生员工们说了。大家都认为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就是要让我们师大附中的情况，尽快地请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知道！”
至于让谁发言呢？我看到在场的李延平，便当即征询意见：“李延平，我看就你吧！你声音不错。”其实我心里想得更多的是：李延平“根正苗红”，父亲又是位老红军，现实表现也不错，到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面前发言，“对立面”就是想从“鸡蛋里挑骨头”也挑不出来。
16日下午，我们早早就骑自行车赶到位于北京东郊的工人体育馆。
建于1959年“大庆十年”时的“工体”，当时还是全北京最大的室内*场所。我进到馆内，见到里面已经坐得满满的了，大约有15000人吧。只有主席台上还基本上都是空座位。
在大家静候大会开始的时候，有位身穿军装的中年干部走了过来。我抬头一看，认出是周恩来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同志。不一会儿，周恩来总理领头登上主席台。我认得出来的跟在他后面的，有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刘志坚……其他人就叫不上名字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周总理没有像平时出现在新闻照片中那样身穿灰色的中山装，而是和他身后的每个人一样，也穿着一套笔挺崭新的国防绿军装。我的座位，正好在主席台首长席后面第一排左侧的边上。周总理等领导走过来时，正好最先与我照面。
周总理亲切地微笑着同我握手，并拍了拍我的左肩。我心中无比激动……啊，周恩来！这个从我记事时起就十分仰慕的伟大人物，如今就与我近在咫尺！我脑海中仿佛一下子涌过了许多思绪，但又仿佛一下子成为空白，因为我原先想到的许多想说的话和想提出的问题，现在竟一点也想不出来了。我后来才知道，人在过于激动的时候，是会出现这种心理状态的。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周总理。他和以往人们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一样，右臂微微弯曲。我右边是一位50岁左右的较胖的老军人，左边是一位50岁左右的瘦瘦的老干部。
大会发言开始了。
每上来一位学生代表发言，我左边那位瘦瘦的老干部就低声问我：“这是哪个学校的？”
我也同样用只能两人听到的低声告诉他。
这位老干部眼窝颇深，一看就是位广东人。他听了我的介绍，马上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
我小声问：“老首长，您是广东人吧？”
他“嗯”了一声：“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着像。”我依旧用很低的声音说，“因为我的祖籍也是广东。” 。 想看书来
我曾五次与周恩来总理近距离接触（3）
那老干部淡淡一笑。
没容我们两位“老乡”再说些什么，各校学生代表的发言已经结束，按照议程，该是首长讲话了。
江青第一个讲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位“第一夫人”讲话。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冲”，许多别人不敢讲、不好讲的话她都能“冲口而出”，因而常常语出惊人。
记得在那天的讲话中，江青狠狠训斥了一通“红卫兵纠察队”中参与打人、抄家的高干子女，最后骂了句：“血统高贵，精神贵族，什么东西！”接着，她又声色俱厉地训斥：“这个问题，周荣鑫是有责任的，雍文涛也是有责任的！”
在这样大规模的群众*上公开点国务院秘书长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名，未免使我心中一震。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江青接着说了一句：“要不要让他们站出来请大家看看啊？”我心中更是“咯噔”一下：“怎么会这样？”
但随着全场群情激愤的一声“要！”，主席台上已经有两个人闻声忽地站了起来。周荣鑫坐的位置离我较远。我只看到他体态较胖，穿一身十分朴素的蓝布中山装。
让我心中又一“咯噔”的是，江青点名的雍文涛不是旁人，正是坐在我左侧、已经对话许久的那位广东籍老干部！我感觉得到，全场万余人的眼光，似乎“刷”地一下都集中到我们这里。
与这道道眼光一起射来的，还有一句如雷贯耳的群体猛喝：“低头！”这场面，显然是“*”开始以来，许多批斗会上所常常能见到的。但令我吃惊的是，这毕竟是在全北京最大的室内*场所呀，而且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就赫然坐在主席台上！
我心中乱乱的，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待到江青讲完话后，我悄悄拉了拉雍文涛的衣襟。雍文涛看周荣鑫已经坐下，也便随之坐下。
事后，我查看了一些旧日的报纸，才得知雍文涛同志原是*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调中央工作后，随之调到*北京市委当分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承担接待外地来京大串联学生的首都红卫兵联络站，自然归他管辖。大约也就在这次大会上被江青“点名”之后，雍文涛与周荣鑫的命运相仿，很快就“靠边站”，乃至被“打倒”了。
陈伯达接着登上讲台开始讲话。他浓重的闽南口音，使我一句也听不懂。好在与他同时登上讲台的，还有一位高个子军人。陈伯达说一句，他翻译一句。
这种独特的演讲方式，倒是我第一次遇到。
“那是王力。”我右侧的那位体态较胖的老军人主动低声告诉我，“每当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讲话，都由他给当翻译。”
我把脸转向右侧，客气地点了点头：“您是……”
“我叫穆欣。”
“哦，久仰。”我说，“几年前我就读过您写的长篇传记《邹韬奋》。”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这位《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谦虚地说。我知道，他自“*”开始以后，也成为中央*的成员。此时，穆欣同志或许还不会想到，也就不过半年多之后，他这位“中央*成员”，也遭到被“打倒”的噩运。
陈伯达和王力退下讲台后，康生讲话，主要内容是讲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康生讲话结束后，我猜想：下一个恐怕该陶铸同志讲话了吧？
对陶铸，我们这些“*”前入学的中学生，大都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当时的初中语文课本里，就曾选入他的《革命的坚定性》和《松树的风格》两篇文章。而且“*”开始后，陶铸的政治地位一度急剧上升……然而今天，我却发现陶铸同志的脸一直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