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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绺瘛妨狡恼隆６摇�*”开始后，陶铸的政治地位一度急剧上升……然而今天，我却发现陶铸同志的脸一直绷得紧紧的，始终布满阴云，不苟言笑。 。 想看书来
我曾五次与周恩来总理近距离接触（4）
大会执行主席李冬民想征询陶铸的意见，看他是否发言。陶铸的身子似乎也动了一下。
但我和不少人隐隐约约地都听到不知是谁小声说：“不让他讲……”结果，陶铸果然没有走上讲演台。
最后是周恩来总理讲的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大联合”问题。
对周恩来总理，我从小就是非常敬重的。“*”的风风雨雨，更使我看到了他磊落的胸怀、高尚的品质。我感到他像一棵风雨中独立支持的大树，卫护着许多幼苗和花草，因而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敬爱和尊重。
早在“*”刚刚开始不久，父母和许多老前辈就经常对我说：这场运动看来很复杂，许多事情突如其来，瞬息万变，令人摸不着头脑，因此遇事要格外慎重，最好多看看周总理的态度。因为他在党内一直处于党中央主要领导的位置，一向处事持重，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是人们信得过的……对前辈的这些嘱咐，我时时记在了心上。
周恩来总理那天讲的加快“大联合”问题的话题本身，就比其他人的讲话温和了许多。此时，我一边听周总理讲话，一边仔细端详着这位举世瞩目的老人。
他，端庄的脸庞，微耸的剑眉，深邃的目光，让人第一眼见到，就会感受到一种超群的英俊。难怪我早就听到人们在传说：周恩来是世界有名的“四大美男子”之一。而且他的风采愈到晚年，愈加鲜明地显现出来。
我记得，还是从我刚刚懂事的孩提时起，就听到过许许多多关于周总理的传奇故事。那时，我虽然从小人书里、报纸上、电影中常常目睹到周总理的伟仪，但是还从来不曾奢望过，自己有一天能够直接聆听这老人的谆谆教诲。
“*”开始不到一年，周总理却明显地比我印象中苍老多了。头发中，掺杂进不少灰白的颜色。面部虽然尚属丰满，但肌肉已经显得松弛，而且隐隐约约能看到细碎的老年斑。
我早就听说他在*的年月，每天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无疑是太操劳、太疲惫了……我心中暗暗在说：周总理啊，您多保重！祝您健康长寿！
大会结束后，室外已经是暮色四合，万家灯火。我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先骑自行车赶回和平门外的学校。同班的同学杨小平也赶了回来。这天下午，他一直在工人体育馆的篮球场上席地而坐。许多师生员工遗憾未能参加大会，没有听到李延平代表大家的发言和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讲话。
“别急。”杨小平不无炫耀地打开书包，从里面取出一只体积很小的录音机。显然，这又是他担任驻外大使的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这在当时，还是属于很稀罕的东西。杨小平按动键钮，大会实况通过扬声器清晰地播放出来。许多心情振奋的师生员工们聚精会神地洗耳恭听，有人还热心地主动承担了整理这些讲话的任务。
我这个中学生坐在了周总理身旁
由于全北京的中学普遍进行了军政训练，因而大联合的步子进展很快。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成立大会，于1967年3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肖华、杨成武等领导同志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都出席了大会。大会的执行主席是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的五人，即李冬民、刘龙江、薛*、程金香和我。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曾五次与周恩来总理近距离接触（5）
中央领导到会后，即与我们五人在主席台的第一排交叉而坐。十分出乎我预料的是，那次坐在我两旁的，竟然一边是周恩来总理，一边是江青。新华通讯社的摄影师“咔嚓”一声，将这很有意思的历史镜头拍摄了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江青。她穿着一身绿军装，戴着一副琥珀色的框架眼镜，个子颇高，与周总理身高相仿，皮肤白皙而细腻，鼻翼右侧生有一颗黄豆般的小痣。
那天，自从周恩来总理等落座后，我的心就一刻也没有平静，以至许多大会发言都没有能够听得进去。我心中在想：陈永康啊，陈永康！你不就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吗？何来如此荣幸？能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这样“平起平坐”？！
我简要地向周总理汇报了中学红代会的筹备情况。
大会最后，周总理走到麦克风前，指挥全场中学生高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次大会召开后，首都中学红代会就算是成立了。成立伊始，中学红代会下面还设立了政治、作战、组织、宣传等好几个部门，但大多有名无实，没有开展多少具体工作。
作为一个全市性的群众团体，中学红代会设在哪里？市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文教组中小学组的赵唯理等同志，还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最初，他们曾经考虑设在廖沫沙或叶子龙原先的住宅内。一位机关工作人员还带我们去看过房子，都是相当僻静、整洁的小院。连那位带我们“踩点”的工作人员也一边看，一边摇头：“是不是条件太好了？”
后来，还是丁国钰同志在参加中学红代会的一次核心组会议时提出意见：“毛主席一再要求我们要‘节约闹革命’，我看，你们的办公地点，还是设在哪一所中学里为好。”我们都表示赞同。丁国钰同志又具体说：“我看永康同志那个师大附中大联合搞得好，又是国内外知名的重点中学，是不是就设在那里？”
我将这个意见转达给师大附中军训团和北京公社政治部后，大家都表示欢迎。于是，便由市革委会筹备组出了800元钱，将与师大附中隔马路相望的小工厂简单修缮，作为首都中学红代会的办公驻地。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没有过多久，北京的中学生里就分成“四三”、“四四”两派。他们各有自己的办公机构，这里就只剩下办公室主任国强等少数几个人应付门面，以至显得有些名不副实了。
向周总理提出敏感话题
“*”中极左路线的罪孽深重，突出表现在它不光从肉体上杀人，而且从灵魂上杀人。它挑动群众之间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生造出许多离奇的事端。
记得师大附中一位刚刚步入中年的政治教师，被逼迫揭发校长刘超。他搜索枯肠地冥思苦想，无论如何也不得解脱，最后不得不根据学校曾经搞过民兵训练这一事实，捏造出刘超要搞“武装暴动”。
还有一位出身贫苦的青年教师，被诬蔑为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但一查岁数，他那一年只有三岁……
当然，人世间，毕竟不会总是荒漠。荒漠中，也终究会有绿洲的。即便是在十年*的漫漫荒漠中，也始终有充满生机的绿洲存在着，潜滋暗长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我们师大附中被打击摧残的干部和师生员工们，就是团结起来组织成北京公社，对极左路线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然而，刀砍鞭笞留下的伤痕毕竟是惨重的。极左路线整大批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黑材料”，诸如大字报底稿，揭发信，以及他们自己被逼迫违心写的“检讨”、“认罪书”、“互相揭发”等等，像沉重的巨石，压在广大师生员工的心口。
我曾五次与周恩来总理近距离接触（6）
那么，我们时时渴望的荒漠绿洲在哪里呢？
春天，总是美好的。尽管这一年的春天，仍然充满着凝重的寒潮，但无法彻底阻挡的东风化雨，毕竟给人带来了丝丝暖意。
这一次座谈会上，我有幸再次见到周总理。他依然十分和蔼、慈祥，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我大胆地提出了那个全校师生员工和广大干部十分关心的问题，即“运动中整干部和教师的材料，以及干部和教师自己被逼迫违心写的‘检讨’、‘认罪书’、‘互相揭发’等等，应当如何看、如何处理？”
我说：“总理啊，我们很多同志都认为那完全是极左路线搞的东西。那些材料，虽然形式上有些来自‘群众揭发’，有些来自干部、教师本人的‘交代’，但无不都是极左路线的高压政策下，受到指供、诱供、刑讯逼供，违心地讲的假话、错话。还有的人因为在‘劳改队’里身心倍受摧残，神经错乱，神志失常，说了些胡话、昏话。把这些明明是逼出来的假东西作为‘证据’和‘资料’保存，显然会给干部、知识分子造成精神上的负担，也会影响干部、群众之间的团结。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一火了之’。但这种把大字报、小字报、文字材料统统烧掉的做法，在‘*’中是没有先例的，会不会有人说这样做是否定‘*’？”
周总理略微思索了一下，沉稳地讲：“好嘛。应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绝大多数干部、知识分子都得到解放。中学教师工作很辛苦，每个家庭都不能离开。他们无辜受到那样严酷的摧残，天理也是难容的。”
过了一会，周总理又接着说：“历史的经验证明，‘逼供信’搞出来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延安整风时就有过这个教训。不过，你们销毁材料要搞得稳妥一些，最好请军训团的同志协助办理，并做好各方面群众的工作。这件事是好事嘛。”
从言谈话语间，可以明显地看到，周总理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是从内心深处由衷信任和爱护的，他那清晰悦耳的江浙口音，像淙淙的泉水滋润着我的心田。
哦，我们不是日夜渴望能在浩瀚荒漠中觅得一片绿洲吗？那么，周总理在风狂雨暴的时候，对身处逆境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关怀、信任和爱护，就正是荒漠中那一片松柏常青、杨柳依依的绿洲。
再见周总理时“得寸进尺”
1967年5月25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争群众大会。我作为中学生的代表参加大会，并有幸坐在主席台上。
那次大会，周恩来总理坐在第一排居中位置，他的左边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组织驻京办事处的主任，右边是郭沫若副委员长。在郭沫若离开座位，走向讲台发言时，我大胆地走到周总理身旁，坐在郭老的位置上。
这次周总理没有穿军服，而是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
周总理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微笑着问：“你是师大附中的陈永康吧？有什么事情吗？”我不由得不钦佩周总理惊人的记忆力。
通过与周总理的接触，我感到他虽然年近古稀，但精明强干，时时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牢牢掌握党的政策，尽最大可能对老干部进行保护，方方面面考虑都很周到，真是千古良相，难得的人才！
这时，在周总理亲切态度和朴实作风的感染下，我已经丝毫也不感到紧张和拘束了。于是，便大胆地把一个未经与其他同志商议过的问题直接提了出来。
“总理，”我说，“我们北京师大附中是个历史悠久的重点学校。”
周总理点了点头：“嗯，知道。”
我接着说：“建国初期，毛主席曾给师大附中题过词。”
周总理没有吭声，只是庄重地望着我。
我说：“我代表师大附中全体师生员工，请总理也能给我们题词。”
周总理谦虚地笑笑，还摆了摆手：“我写不好。”
我说：“总理太谦虚了。师大附中一千多名师生员工都等着我带回的喜讯呢！”
周总理见我盛情难却，便说：“那这样吧，你把写多大尺寸，希望写些什么，都在这张纸上写明一下，如果今后有可能的话，我就试试看。”于是，周总理从原本放在桌上的一叠白纸中递过一张。
我在白纸上面画了个样子，注明尺寸，并说：“至于写什么内容，请总理您自己定。”周总理笑了笑，把那张白纸收了下来。
在这难得的机会和融洽的气氛中，我真想能把时间凝固住，再和周总理好好聊一聊。但是郭老讲完话后，已经从讲台回来，走到我的身后了。于是，我只好赶紧依依不舍地站起，向周总理道别并表示感谢。周总理又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并说了些勉励的话语。
我早就听不少老干部讲过，周总理有过人的精力和惊人的记忆力。他对许多人见上一面，往往就能牢牢地记住。
就在5月25日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那次谈话后不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访问，周总理举行的欢迎招待会请中学红代会参加一名代表。这使我有机会又一次见到周总理。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军乐队高奏着中赞两国的各种乐曲。当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卡翁达总统到各桌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