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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断的权威地位。我想，他说高启为“一代巨擘”，惜未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接着又说这不是高启的过错，是老天不给他“熔转变化，自为一家”的时间。这是否为纪昀的皮里阳秋手法？他对那位朱皇帝是有看法的。
那么高启未能给明代文坛，增添光彩，这笔账应该记在谁的头上，纪昀嘴上不说，大家心里有数。才38岁的高启，腰斩处死，又说不上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能不为文学史一叹，也不能不为中国文人的悲剧命运一哭。
高启之死，在吴晗的《朱元璋传》里，是这样表述的：“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修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被人告发。元璋查看新房子的《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观腰斩。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动摇士气，取到湖广，投在水里淹死。翰林院编修高启作《题宫女图》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元璋以为是讽刺他的，记在心里。高启退休后住在苏州，魏观案发，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启的手笔，旧恨新罪一并算，把高启腰斩。”
这位叫魏观的知府，修浚河道，重建衙门，本想留下一点德政，没想到他还拖累了高启，都成了刀下之鬼。旧时盖房子，上梁，是屋顶的关键工程，要烧点香烛纸马，要奉上三牲贡献，要有一篇琅琅上口的《上梁文》，这是规矩。苏州是座人文荟萃的古城，盖的是知府衙门，自然要请一位当地的文人动笔。魏观认为这件事非高启莫属，便派人到松江青丘去请他。谁也没料到，正是这篇文章断送了国子监祭酒魏观（因他是湖北蒲坼人，故称“魏蒲坼”），和翰林院编修高启（因他曾避难松江青丘，人称之为“高青丘”）的两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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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皇帝腰斩高启（3）
这位出身于无赖，草贼，小和尚，流氓无产者的皇帝，为什么对苏州所发生的事情，对苏州这两位文人采取如此极端措施呢？高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不了解，凡非常非常的小人，都是特别容易结仇，特别能够记仇的，而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尤其要想方设法报仇出气的一个小人。
据明代杨循吉《吴中故语》，朱元璋对原来张士诚的属地江苏南部，那里的老百姓，那里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苏州城，一百个不放心，因为他打败张士诚，拿得天下后，吴地的黎民百姓，依旧怀念这位怜民的张王，依旧怀念他的宽柔统治，依旧偷偷地给他烧“九四香”（因为张士诚的小名叫张九四）。朱元璋很不安，但更嫉妒，所以，派遣过来很多特务，一动一静，无不在他掌握之中。
“蒲坼（即魏观）硕学夙充，性尤仁厚，贲临之久，大得民和。因郡衙之隘，乃按旧地以徙之，正当伪宫之基。初城中有一港曰‘锦帆泾’，云阖闾所凿，以游赏者，久已湮塞，蒲坼亦通之。时右列方张，乃为飞言上闻，云：‘蒲坼复宫开泾，心有异图也。’时四海初定，不能不关圣虑，乃使御史张度觇矣。御史至郡，则伪为役人，执搬运之劳，杂事其中。斧斤工毕，择吉构架，蒲坼以酒亲劳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独谢不饮。是日高太史为上梁文。御史还奏。蒲坼与太史并死都市，前功遂辍。”
而明代祝允明《野记》，更是骇人听闻：“魏守（观）欲复府治，兼疏溶城中河。御史张度劾公，有‘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之语。盖以旧治先为伪周所处，而卧龙街西淤川，即旧所谓锦帆泾故也。上大怒，置公极典。高太史启，以作《新府上梁文》与王彝皆与其难。高被截为八段云。”
李斯在咸阳被斩成几截，司马迁的《史记》，没有记载，高启在南京被斩成八段，是有据可查的。除了祝允明外，明代李贤《古穰杂录》，也有类似文字。数百年后重读这类史料，那令人发指的刑戮场面，那惨不忍睹的世间悲剧，仍令人惊心怵目。一个大活人，拦腰斩成两截，就够残忍的了，还要再分切成八段，那就更为恐怖，与剁成肉泥相差无几。你不能不佩服这位绝对贫下中农，绝对流氓无产者出身的皇帝，对知识分子下手之狠，之毒，之无所不用其极。史称之为“暴秦”的统治者，从屠夫的角度，恐怕也要对他肃然起敬，甘拜下风。
朱皇帝，还是您行！
您就抓住“龙蟠虎踞”四个字，把一干还在那里摇头晃脑，吟诗作对的知识分子，咔嚓咔嚓几铡刀，打发到阴朝地府去了，佩服，佩服！
其实，你借给高启胆子，这位诗人敢造反吗，拍马屁还来不及呢！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定都南京，高启应召入朝，授翰林院编修，修《元史》。这期间，他写了不少诗篇。其中，有一首古风，你可以说它一篇讨好文章，一篇应景文章，一篇向领导的表态文章，但从他手下写出来，纵横捭阖，豪迈大气，词精意深，不落俗套，非凡夫俗子所能为。你得承认，到底是桂冠诗人，连哄这个很不好哄的朱皇帝，也能在不露声色间，将老爷子抚摩得很舒服。而且不像有些作家诗人，拍得下作，捧得露骨，也许正因为如此，陛下才会延请他为皇家西席，教育他许多皇子中的一个。
诗为：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锺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朱皇帝腰斩高启（4）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尽管结尾几句，直奔政治，主题明露，谀意甚显，近乎吹捧，可捧谁的碗，不得服谁的管呢，文人固然清高，可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受人钱财，为人消灾，写篇把谀墓辞，撰几句捧场话，说一点中听的，戴两顶高帽子，无伤大雅，也无不可。但是，此刻他要收拾你了，苏州有什么好“龙蟠虎踞”的？一句话，推下去，腰斩了。这就是朱元璋，像所有翻脸不认人的小人一样，不念旧情，早把那首歌颂他，赞美他的洋洋洒洒的古风忘掉了。
明太祖嗜杀成瘾，特别热衷于消灭文人，一是源于农民的狭隘意识，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排斥、怀疑、压根儿的不信任；二是来自草根阶层的他，坐上龙椅以后，那种先天的自卑心理，当过小和尚，做过盗牛贼的过去，是绝对碰不得的。他一波一波地制造文字狱案件，清除知识分子，是与他由自卑到自尊的蹦极，所导致的的失衡，是处于劣势文化状态下那种郁闷，对优势文化的逆反，于是，血腥镇压，疯狂屠杀，便是他那卑劣心理的释放宣泄之道。
据吴晗《朱元璋传》引《明朝小史》，朱元璋刚当上皇帝，修玉牒（即皇室自传）时，很想借名人的光，好遮住自己腿上未洗净的牛粪和泥巴。物色了半天，南宋的同姓大儒朱熹，那位得以配享孔子的圣人，还可以利用。后来，有一徽州姓朱的典史朝觐他，他打算套个本家关系，好借此标榜，便问这个典史是不是朱文正公的后裔？那小官连称不是，因为此人哪敢对这杀人不眨眼的皇帝撒谎。朱元璋顿时省悟过来，区区小八腊子都不冒认祖宗，我堂堂大皇帝干此等事，被戳穿了岂不贻人笑柄？
每个人都有其软弱的下肋，这就是老朱的一块心病。今天来看，他拥有多么响当当的好出身，好成分。如今看来他该是地道的红五类，血统的贫雇农，可在五百年前，那都是上不了台盘的贱民，是人家看了听了不禁要撇嘴的人下之人。于是，他学那位亭长刘邦，“将相王侯，宁有种乎”， 干脆撕破脸皮，不讳自己为 “出身寒微”的“淮右布衣”，系“起自田亩”的“江左匹夫”。
但是，他自己怎么说都可以，你说不行，你知识分子，哪怕眼光里流露出一丝蔑视，就要拿脑袋来见。当时，就有许多上奏表的官吏，当然都是有文化的人了，由于一些字，一些词，或音同，或意似，能够与他当过和尚，做过盗贼的历史联系附会上，那就找倒霉了，马上就处决。据明代无名氏的《翦胜野闻》：“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其喜怒云。”
在中国，一个农民，当他属于土地的时候，可能还是本质上的农民，善，是他的主要方面；当他离开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为不可知的异数，恶，便成为他全部生命的支撑点。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浩浩荡荡的基本队伍，都是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农民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便剩下破坏和毁灭。正因为一无所有，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所到之处，无不赤土，然后裹胁着更多新产生出来的饿莩，离开土地，接着再流下去。
在官修的史书中，对这些流动着的武装农民，如黄巾、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一律呼之曰“流寇”。“寇”当然是毫无疑义的蔑称，“流”却是准确的状态描写。农民只要一流起来，手里握有武器，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尤其流民中的先锋分子，也就是流氓无产者，如朱元璋，暴得富贵，即使坐了江山，也不是在一代、两代间改变其先天的由于小农经济所造成的文化劣势，尤其是那种心理上的文化劣势所形成的基因，像DNA，更难彻底改变。于是，便注定了这些掌权的农民，尽管穿上了龙袍，穿上了四个兜的干部服，也是充满了对于知识分子的敌视，对于优势文化的憎恶。
朱皇帝腰斩高启（5）
千古以来，文化史兴衰起落，与这些领导者的昌明程度密切相关，与这些统治者的文明水准息息相关，君王明白一点，文人的日子好过一点，君王胡涂一点，再加之混蛋一点，尤其再加之自以为是一点，那神州大地上，必然就是斯文扫地，知识遭殃，大师呻吟，白卷称王，一部二十四史，就这样白纸黑字写着的。
据说，朱元璋登基后杀的人，比他登基前杀的人，少不到哪里去。仅胡惟庸案、蓝玉案，至少有十几万人，死于非命。试想，连与他一起揭竿起义的同志，与他一起南征北战的战友，乃至于追随多年的部下，历尽艰辛的亲属，包括一起打江山的他的儿女亲家李善长，都杀害殆尽，会对你知识分子客气？
在吴晗《朱元璋传》里开了一串被杀文人的名单：“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杀，而是绑起来扔到长江里）；河南左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右；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作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梦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作客，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畏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作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
因此，以高启为首的“吴中四杰”，会指望老朱给他们抛来一串热情的飞吻吗？
明代的郎瑛在其《七修类稿》提到：“国初，张士诚窃居姑苏，较之一时僭伪似小有间，众皆嗜杀，不礼士夫，张则造景贤楼以延之。”生活在明代中叶的郎瑛，文中所说的“一时僭伪”，自然不包括明太祖。其实，元末天下大乱，群雄蜂起，割据争夺，称王成霸，朱元璋、方国珍、张士诚，都是僭伪者。而贩私盐出身的张士诚，称吴王，据苏州，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要大于朱元璋，在延揽吴地的文人和士绅，以及元朝的官吏，加入到他的政权中来效力，也比朱元璋要成功一点。
据纪昀《提要》，“吴中四杰”之杨基，“其先先嘉州人，祖官吴中，因家焉”，张羽，“本浔阳人，侨居吴兴，再徙于吴”，徐贲，“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加之高启，同住在姑苏城里，同受到张士诚的尊让礼遇，对这个代元而起的新政权，持欢迎态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的士，说来可怜，只要不用小棍子老敲他的脑袋，不用小鞭子老抽他的屁股，他就会感恩戴德。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