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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题词：独行者语录
一
有一个人来友好我，又有一群人来友好我。我说：
“晚了！你们的世界是地狱，孤独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唯一圣梯。让我孤独吧，因为我注定属于另一个世界。”
二
我在地上走，没有一处风景叫我留恋。我只是向着另一个所在疾走。
忽然有一群声音在叫我，是杨柳树下一群嬉戏的男女向我招呼，其中一位还走过来邀请我。
“不，请你不要走近我。”我立在路上冷然说，“我是为了与你们不同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我讨厌一切烙上你们印记的东西，我甚至因了自己长有与你们相同的形貌而羞恼，因了自己的脚踩踏着同一片土地而惭愧。我唯有走向另一个世界，才能实现与你们的不同。”
他们一时哑然。我一边前行，一边对他们说：“我们因为互相否定而彼此不同。但我是因为厌恶而否定你们，你们是因为不可理解而否定我。”
我又补充道：“我沿着你们的诅咒走向超越。心，因为不被理解而骄傲。”
三
一个诚实人拦住我，扬起瘦脸，用友善的声调说：“让我们谈谈吧，只要互相理解……”
我说：“麻木的无法理解热情的。”
“你所离弃的并不全是麻木的心灵。”
我说：“贫乏的无法理解丰富的，卑琐的无法理解伟大的。”
我说着撇开他继续赶路，并回过头来强调道：
“而且，伟大的心灵永远是唯一的。”
四
在沙洲上，有人问我这沙里有金吗。我说：“不要问我，我是一名过客。”
在荒漠的戈壁，有人问我驿路上有人吗。我说：“不要问我，我是一名过客。”
当城门口一名岗士要开口盘查我时，我不屑地说：“我不会进你们的城。凡你们的一切，我都嫌恶。凡跟你们有关的，我全要遗弃。我降生在这里，却不与你们同住。我的世界在别处。我只是这里的过客。”
五
村东头场子上。
人群中走出一名婀娜多姿的姑娘。她的容貌美丽自然，如银河边一棵纤尘不染的鲜花。她的眼睛水一样明澈深邃。
莫非我的道路就要终止在她的眸子里？
我一边寻思，一边恋看着她迷人的笑容。她回头看一眼人群，然后向我递来一束水仙花。
我终于摇摇头，平静地说：“我多么喜欢你，如果你不是长着与他们相同的样子。”我转过脸，向着前方迈步，同时说：
“可是再见吧，既然你是他们中的一个。”
六
越过许多城镇和乡村、江河和森林，我来到一片沙漠。我想坐下来片刻，忽然从沙丘那边冒出一个长着横眼睛、竖鼻子、宽嘴巴和两条腿的东西。他龇龇牙，亲热地说——
我们是同类……
立时有沉重的悲哀从我心上漫过。我遥远了我所嫌恶的一切，却没能遥远我所嫌恶的自身。我依然被这样的东西引为同类。我以他为镜子，察看着自己的丑陋，禁不住咬牙切齿地说——
我恶心！
狂风忽然激动起来，沙漠也不安宁了。我不再坐下休息，而是告别那个与我说话的东西，走向沙漠深处。我张开双臂，轻轻喊道——
让狂风淘洗我吧，让飞沙过滤我吧，让我在另一个世界的门口，变成另一个模样吧。除了人，我愿意是其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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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序言：“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1）
（作者：钱理群）
坦白地说，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摩罗的本名是什么；但我却要为他的“思想随笔”作序了。
第一次见到摩罗，我是有些惊异的：这样一个文静的书生，怎么竟然以“恶魔”自居，而且为文坛学界所认可？这一回，为写这篇序，通读了他的大部分文稿，又再一次面对这个问题，并且引起了长远的思索与无尽的感慨。
我想起了世纪初鲁迅对“摩罗诗人”的呼唤——“摩罗”的笔名显然是源于此的。那时候，鲁迅正在殚精竭虑地寻找创建中国的“近世文明”的道路，“别立新宗”，即为中国在20世纪的变革提供新的理想与价值；为此，他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的理想，从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高举起了“个体精神自由”的旗帜。鲁迅认为，要实现“立人”的理想，关键是要有一批“精神界之战士”，对于“理想在不撄”的中国传统的“不争之民”来说，他们无疑是异端的反叛者，但鲁迅看来，这正是其价值所在。因此，他引来了19世纪西方以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人”以为同道，并且指明“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但鲁迅的呼唤，在世纪初的中国，竟是应者寥寥；他于是仰天长叹：“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摩罗诗力说》）……
但在荒原中毕竟走出了第一批精神界战士，而且在焦虑的期待中，陆续有了后继者，经历了五四直至抗战的千锤百炼，中国终于有了一个以鲁迅为先驱的“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但是，接着出现的，却是精神界战士被惩罚、被改造，以至导致肉体与精神死亡的大悲剧。尽管对这悲剧产生的外在体制的，思想文化上的，以及中国知识者自身的根源，还有待于作更深入的研究，而且这也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但严酷的事实却是不可回避的：到了摩罗这一代，开始独立地面对世界，并要从前辈那里寻求精神资源时，他们所面临的，竟是一片精神废墟。正像摩罗在好几篇文章里反复强调的那样，尽管他对被权势树为敌人而历尽磨难的整整几代知识分子充满同情，但他从受难的姿态中却并没有看到应有的反省与抗争，看到的却是已经渗入灵魂的麻木症、恐惧症与工具欲——他甚至从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也或显或隐地看到了这样的顽症；这就意味着，不是个别人，而是整整几代知识分子，驯化，工具化了，而且至今也还没有引出必要的教训，以至他们中间少数觉醒者稍有反省，反而陷入孤立。这是真正的危机：苦难并没有转化为精神资源，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中断，失落了。这样的发现，使摩罗惊恐不已；而当他把目光再转向世界，就更感到困惑：为什么处于同样（相近）的境遇下，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精神界战士的谱系始终未断，唯独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改造（驯服）得如此全面，彻底，而且永不觉悟（还美其名为“永不反悔”）？这是怎样可怕的“中国国情”啊！而尤其让摩罗痛心的是，他竟然难以开口：因为——说出真相，就会打破某些人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摩罗毕竟未经“改造”，血性尚在，勇气犹存，他奋笔直书，陆续写下收入本集中的《论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资源》《巨人何以成为巨人》等文，并且引起了舆论界的重视。而我却从他的这些文章里，重又听到了鲁迅当年“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的呼唤，经过一个世纪的牺牲，这历史的重复（循环），更让人感到透骨的悲凉——我们真的有“一切从头开始”的力量与勇气吗？ 。。
第一版序言：“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2）
而对摩罗这一代来说，也许更为严峻的考验还在于他们自身的生存境遇。于是，又有了摩罗自称的那个“干泣的黄昏”的“死亡体验”。这是同样惊心动魄的发现——
“我们一点也不懂得这是耻辱。我们已经完全没有灵魂，完全没有自我。我们因为没有自我与灵魂，所以也没有了对于尊严的需要，没有了对于人的生活的需要。我们是没有需要的生灵，我们只需要一无所有，我们只配过一无所有的生活。”
“我们已经是非人，而且决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咀嚼耻辱·耻辱的心灵》）
“前面已经无路可走，每一条貌似路途的去向都布满无限的耻辱，被这耻辱摧残为非人乃是我们的宿命。我因为意识到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而万分绝望。”
“我真切地感到了灭亡的痛苦，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肉屑四处飞迸。我无可挣扎地坠向耻辱的深渊。”（《咀嚼耻辱·非人的宿命》）
“我犹如大梦初醒。我扭着自己的头发，睁着恐惧的眼睛自责自问：我为什么曾经这样生活过？我为什么依然这样生活着？我还要这样生活下去吗？”（《咀嚼耻辱·耻辱的心灵》）
这是对自己的非人的生存境遇、无以摆脱的精神死亡宿命的体验，这才是真正令人绝望的。也正是在这个“颤抖的黄昏”、“干泣的黄昏”，摩罗想起了鲁迅的“狂人”：“他知道自己是非人而对真的人怀着恐惧。他因为知道自己是非人而知道难见真的人”；并且引发了更为强烈的自责：“这种对于真的人的虔诚心哪里去了？这种对于自身非人状态的耻辱感哪里去了？”——摩罗终于在经历了自身的绝望的生存体验之后，与鲁迅相遇了。摩罗自己说他是“以心灵感应的方式，独自发现了一个为我所独有的鲁迅”的；而在此之前，对教科书强制灌输那个“鲁迅”他是“怀疑且抗拒”的。而心灵的共震恰是表明了摩罗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接近鲁迅的传统：这自是意义重大的。
于是，摩罗又有了“光辉的（生存）体验”：那是类似于鲁迅（还有摩罗崇拜的孙中山）那样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准备着“战斗而且失败”的，“始终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一起挣扎”的反抗意志与“行动、创造、实践”的欲望，以及“总感到前面有一种声音在呼唤”，因而永不停止追求的“过客”式的生命选择——摩罗因此说：“那个黄昏，是我今生的第一次死亡，同时也是我的第二次新生。”
而且很快就有了“孤独的痛苦”的体验。摩罗回忆说，他因为公开宣布了“我们都是非人”的发现，被视为“疯子”而遭驱逐（这几乎是重复了鲁迅笔下的“狂人”的遭遇）。他于是发现了自己的异端性，感受到了作为社会的叛徒（公敌）的孤独。由此激发起“把自己与中国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奴格区别开来”的强烈欲望：“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恶；倘若他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他于是点明：“我为自己取名为摩罗，便是这番寓意”（《咀嚼耻辱·丑陋的中国文人》）
摩罗就是这样通过自身的绝望体验、光辉体验与孤独体验，而一步步地向鲁迅所呼唤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欢愉”的精神界之战士靠拢。或者说，摩罗终于与鲁迅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承续上了。
第一版序言：“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3）
这在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因为那个“干泣的黄昏”不仅属于摩罗一个人，有那样一批年轻人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经历了一场精神的蜕变；他们通过自己的（而非外部权威暗示的）绝望体验，开始面对世界与自我真实的（而非虚幻的）生存境遇，试图寻求“自救、自赎”之路。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中的部分人，是通过*中的绝望体验才真正认识与选择了鲁迅的，由此引发了我们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种种思考；而现在年轻的一代中的部分人又在世纪末的绝望体验中，发现了鲁迅，而又不止于鲁迅（这是有别于我们这一代的）。鲁迅所开创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正是在更具有独立性的新一代人这里断而复续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摩罗的写作就超越了他个人的表达，而具有了某种典型性，成为新一代青年中的杰出代表。
摩罗自己似乎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他在《知识分子的覆设》《思想随笔新三家》，以至《大作家刘震云》等文章中，谈到了“近年来”所出现的“自觉地寻找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自觉地趋近求道者形象”的努力。他接着又谈到了当人们“立志求道时，这才发现世界上竟没有一个自己所需要的道，这才发现自己们的真实的处境，是如此地困窘，如此地危机四伏”：由此而激发了一代人的使命感，摩罗说：“一个时代所能意识到的危机，往往是从那些急需解决而且可能解决的命题中产生的。也许，‘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真的到了一个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的关键年代？那裹挟我们几千年的巨大的历史惯性，真的要由我们这一代人来挣脱？”——或许，这也正是新一代的精神界战士所面临的时代使命？
“挣脱历史惯性，价值重建”，这自然是非一朝一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