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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脱历史惯性，价值重建”，这自然是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思考与探索却必须从现在开始。摩罗正是将他自己前述刻骨铭心的体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思想命题。
读摩罗的思想随笔，很容易就会注意到，他最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就是“耻辱”：这几乎成了永远压在他心上的梦魇，以至形成了摆脱不掉的心理情结；他因此而提出了“咀嚼耻辱，描述耻辱”的思想命题，并以此作为他自己与同代人觉醒的起点。所谓“耻辱”即是前文所引述的，既身处于“非人”的地位，却毫无自觉，甚至百般回避与掩饰，这也是鲁迅所说的：“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的奴才心态，众多的国民（包括文人）麻木于此，摩罗却以为奇耻大辱。因此，所谓“咀嚼耻辱”，即是走出麻木状态，摆脱奴才心理，正视苦难，直面耻辱，这是第一步。“咀嚼耻辱”也是人性尊严恢复的过程，而唯有以“人”的身份、心理、尊严去反观苦难，这才能达到对苦难的理性的“反思”，自觉的“反抗”。这就是摩罗所说的，“仅仅懂得（正视）苦难是不够的。苦难本身并不含有与苦难相抗拒的因子。只有我们从苦难中生起耻辱感时，才是对苦难的反思，才有可能起而反抗苦难。”反思也有不同层次。摩罗说：“苦难总是由每一个受难者分别承担的。只有耻辱才可使人类沟通。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苦难，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罪恶，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的丧失，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这就是说，必须把个体的苦难，国家、民族的苦难，上升到人类共同苦难的高度，反思才能超越于一己经验局限，达到更为普遍的层次，获得理论的深度与思想、精神境界的升华，所谓“咀嚼耻辱”正是包含了“正视，反思与升华”这三个层面；唯有如此，人们所经受的苦难与耻辱才能真正转化为精神的资源。而摩罗更是期待着，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一代人在“咀嚼耻辱”过程中，“重新审视与确认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建立起自身的“确定的体验”，即对人的非人化的高度敏感基础上的“深重的耻辱感”；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稳定的性格”（按摩罗的解释，这种性格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指在文化理想与精神信念上所具有的稳定的思想立场、精神品格），“重新规划与建立自我与世界的秩序”，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对奴役人的一切形态的抗争，坚守住自己的阵地。摩罗所说的“描述耻辱”所指的也正是建立在自身“确定的体验”与“稳定的性格”基础上，从自己内心找到的，属于自己的言说内容与方式。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版序言：“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4）
摩罗，以及他的同伴，正是以这样的姿态与方式，发言了。
首先要“追问前提”（这也是摩罗的命题），即对长期支配着人们（首先是自己）行为的，似乎具有天然合理性的，因而无须（也不容）置疑的前提性的观念提出挑战，追问其合理性。他问：“人究竟该为尊严活着，还是该为使命活着？”（《咀嚼耻辱·耻辱的心灵》）。他又问：“倘若一个生命的最高意义就是为国家牺牲自己，那这样的国家究竟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合道的还是非道的？是合德的还是非德的？是该享祭的还是该献祭的？”（《什么是写作》）如摩罗自己所说，这是“从理所当然中看出荒谬，从司空见惯中感到惊讶”，这也是“重新估定价值”，要走出被神圣化了的虚妄。但却要触犯制造虚妄、并使其神圣化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会触怒习惯于虚妄，精神麻木的多数。因此，这觉醒者的追问，便先天地带有悲怆的意味，这是我们在摩罗的文章时，可以时时感受到的。
所谓虚妄就因为违背常识（常理），“追问前提”其实就是要“回到常识”，摩*脆把他的（以及朋友们）要做的事，归结为“言说常识，宣示常识”。这又是一个摩罗的命题，说的是大实话，却让人备感悲凉。因为我们今天（或者说半个世纪以来）所面临的始终是“常识的沦丧”，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牺牲了那么多的人，都是源于忘了常识，或有意地抛开常识，去另立什么违背常识的“真理”。当年的鲁迅，如今的摩罗们，费尽口舌，说的尽是常识。比如，人活在世上，“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革命是要人活，而不是要人死”（鲁迅语）等等；比如，“人至上，人高于一切，人是直接目的，人是终极目的”（摩罗：《咀嚼耻辱·反叛非人》），等等。理论家或许会认为这些观点毫无新意，且已落后，不够“先锋”，更可以列举各种更为高明的新说；这些我都相信，但我认定的却是一条：这些常识在中国真正落实，还会有诸多阻力，还要费很大的劲。只要现状如此，摩罗的“言说常识，宣示常识”的命题就始终有意义。而且我相信摩罗的话：这仍然需要“人格力量，道德勇气”，“认识了常识并且说出常识，与认识了常识而不说出常识，二者的区别决不在于说与不说，而在于人格境界和精神自由上有天壤之异”。也还是摩罗说的好：“在自由的时代，每一条常识都只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句。可在某些特殊的状况中，由于常识和事实本身一样令人恐惧，说出常识往往成为一种壮举。透过把微弱的呢喃，我感到一个强大的自我正在悄悄生长。这个自我不想淹没于外部世界之中，而是要超越于外部世界之上”。
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新一代的“强大的自我”，他们热切地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同样热切地追求全人类的物质幸福与精神自由——他们早已宣布，“只要还有一个人处于煎熬之中，就是我们全人类的耻辱”，“爱一切苦难的生灵，并和他们一起解除生存的煎熬”，这是“唯一的选择”。作为本世纪精神界战士谱系中的后来者，他们已经认定要与一切奴役人（使人非人化）的制度、思想、观念作不妥协的反抗，他们深知自己所追求的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层的人性的需要与历史的需要”，因此时刻准备着“战斗后的失败”，并且正在磨炼自己对“大孤独、大诽谤”的承受力。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弱点与不成熟之处，但正是他们自己在时刻无情地批判与反省着自己。在我看来，他们的真正力量与希望也正在这里。——我从摩罗的思想随笔中看到了这一切，自是感到十分的欣慰。我知道，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在作着不同于摩罗们的选择，也自有自己的价值。在这世纪之末，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在经历了大绝望以后，又在进行新的思考，新的追求，新的探索，或者说，他们正在“从头开始”。对此，应该给予关注，给予支持，这是我们这些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挫折，并已无力重新来过，又仍对未来中国与世界抱有希望的年长者，所应作与可作的“最后的工作”——我因此而欣然为摩罗的的第一本文集作序。
1998年 8月30日深夜12时写毕于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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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言：我们是需要自审的一代
（作者：摩罗）
从《耻辱者手记》到《中国站起来》有多远？
1998年，《耻辱者手记》刚刚出版，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颇出我的意料。往后的几年，常有朋友向我打听，哪里能买到《耻辱者手记》。有时候在社交场合，我会遇到某位年轻朋友，很隆重地向我表示感谢，说在他上大学的时候，《耻辱者手记》曾是他最重要的启蒙读物之一。
在出版销售的第一波热潮过去之后，我对这本书就慢慢冷静下来。后来遇到读者朋友的称道，我也常常颇为忐忑。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所给予读者的东西太少了，真正是“卑之无甚高论”啊。去年初，在南昌的一家酒店里，几位老朋友依然在表示对《耻辱者手记》的厚爱。北行的火车启动以后，我向这几位刚刚在候车室里跟我挥手告别的朋友发短信致谢，其中一位朋友在回复短信时再一次强调，你怎么敢那么轻慢地谈论《耻辱者手记》，那本书处处都在张扬屈辱者的尊严，那是一种抗争者的尊严。
关于《耻辱者手记》，十年来这是最为打动我的一句评价。我没有回复这条短信，我感到也许我真得好好想想《耻辱者手记》的价值。这一年我一边写作一边不紧不慢地琢磨着那位朋友的意见。
最近《中国站起来》的出版，让我再一次集中思考《耻辱者手记》的内容与主旨。《中国站起来》虽然受到一些新读者的欢迎和称赞，却遭到《耻辱者手记》许多老读者的抵制。网上和报刊上批评《中国站起来》的，绝大多数都是用《耻辱者手记》压《中国站起来》。他们的基本句法是：《耻辱者手记》的作者演变为《中国站起来》的作者，摩罗已经堕落了。
为什么在我自己看来十分自然的思想发展，在读者和媒体看来却如此突兀，竟至于被一些报刊描述为“今天的摩罗在虐杀昨天的摩罗”、“摩罗清算摩罗”？《中国站起来》的作者与《耻辱者手记》的作者之间，究竟横亘着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最近13年来，我的知识和认识，究竟增加了一些什么？
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述，这些年我做了一件事，补充了一种知识，有了一个发现。
一件事：我选择江西丘陵地区、河北平原地区、内蒙古黄土高原地区等三个不同地区，对那里的乡村文化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乡村社会既是中国的底层，也是全世界的底层。我的调查完全是参与性的，在他们祭祀祖先的活动中，我是祭祀者而不是访问者。在他们隆重的葬礼上，我是戴着孝花跪在地上对陌生死者行大礼、并到礼簿上登记礼金的凭吊者，而不是外来的旁观者。
我完全沉浸在乡村文化的人情美和神圣感之中，充分理解这种文化和持守这种文化的底层社会的正当性。所谓愚昧，所谓迷信，不过是另一个阶层、另一个种族的人出于傲慢与政治需要，对他们所作的主观描述。另一个阶层、另一个种族通过对底层文化正当性的否定，必然地通向了对他们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漠视与否定。
一种知识：我在阅读人类学著作时，从英国学者达尔文和普里查德的文字中，发现了西方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殖民屠杀的蛛丝马迹。我觉得这是我了解人性、了解西方种族的一种重要方式，于是我马上中止了人类学的学习，转而研究起殖民史来。这是一个开眼看世界的过程，所看到的东西，跟中国学者称道林则徐睁眼看世界所关注的东西大不一样，跟五四一代建构的世界图式更是有天壤之别。
以前阅读中国近代史时，对西方在中国的殖民表现也有所了解，但是我像与我同龄或长我一轮的许多中国读书人一样，将制造那些悲惨故事的责任都推给*的满清政权和愚昧的义和团，极力维护西方侵略者作为文明传播者和现代化推进者的正当性。可是，当我读到西方人在美洲、澳洲、非洲、印度进行掠夺和屠杀时，已经无法以满清和义和团作为替罪羊敷衍过去。这个契机让我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性以及西方种族的性格，能够重新打量和认识。
也就是说，我上学以来所学的所有历史知识，因为这些新知识的介入，而不得不进行一次重组，以前的知识给我建构的世界图式，因为这些新知识的介入，而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换句话说，以前我心中的世界图式，是由五四启蒙话语和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话语所塑造的，我跟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读书人具有相同的世界图式。现在，我心中的世界图式是在殖民史知识介入之后重新生成的，它在我的同龄人中可能不是主流，甚至可能是异端。
一个发现：非洲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一个非洲人说，西方殖民者来到非洲的时候，土地在我们手里，《圣经》在他们手里。一百年后我们发现，《圣经》在我们手里，土地在他们手里。
这个故事高度概括了我这几年的相同发现。西方殖民史可以分作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以1492年哥伦布侵占美洲土地为开端，直到二战结束。第二时期从二战结束到现在。第一时期他们输出的是《圣经》和上帝，收回的是无穷无尽的金银财宝，第二时期他们输出的是普世价值，收回的是财富、屈服和服务。
500年来地球上的文化传播和财富流向呈现出十足的逆向运动态势，谁能够借助枪炮的力量输出文化，谁就能够坐享文化接受地送来的财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