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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缺少了我，所以我们只得照常营业。我每天继续打扫卫生、烧饭、招呼客人、照顾妈妈……麻木地做着一切，还常常走神。要想继续生活就必须收起悲痛，但是关于约翰的消息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他的音乐在排行榜上的位置不断攀升。关于他，关于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以及我们曾共同分享过的点点滴滴不断地涌上心头。我收到了几百张慰问卡片，有的来自约翰以前的熟人，还有的来自那些喜爱他和他的音乐的人，这些卡片多少令我感到了一些安慰。在那个圣诞节前的时节里，我的心始终空落落的，儿子不在身边，婚姻处在危机，我被痛苦、心碎和失落所淹没。这个令我充满激情地爱了这么久的男人怎么就这样走了呢？他活力四射的生命和独一无二的创造力怎么能就这样被一个疯子的子弹夺走了呢？他怎么能在两个儿子都非常需要他的时候就丢下他们不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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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你好，我叫约翰”（1）
对年轻人和任何拥有梦想的人而言，20世纪50年代末是一个“黄金时期”。残酷的战争早已结束，战后的萧条也已过去，国家公共服务水平在慢慢提高，年轻人变得朝气蓬勃并且无所畏惧。机会和梦想的明媚春光似乎已经取代了40年代的艰辛和萧瑟。英国在庆祝重生和自由，梦想、希望、创造的时机已经成熟。
1957年9月，我开始在利物浦艺术学院学习。这一年我刚刚18岁，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前一年，父亲在与肺癌做了一番痛苦的斗争后不幸离世。两个哥哥离开了家，母亲和我在经济上十分拮据。父亲十分担心我们的生活，临死前，他说希望我外出工作帮助母亲，而不是上大学。虽然我很难接受大学梦就此破灭的前景，但还是答应父亲我会找份工作的。
当时，妈妈什么也没说，但她知道大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父亲去世后，她对我说：“亲爱的，你必须念大学，我们会筹到学费的。”于是她出租房间以补贴家用。妈妈在主卧室里满满当当摆了四张床，四个年轻的电工学徒也很乐意共住一个房间。从那时起，家里更像是一个公寓了，厕所前总是排着长队，我必须黎明时早早起床，才能第一个用到。尽管这样，我还是对母亲充满了感激，并暗下决心不让她失望。
从进入艺术学院就读开始，我就是一名模范生。每天很早就到学校，穿着我最好的运动衣和斜纹软呢短裙，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兜里装着削尖的铅笔，令我看上去就是一个校园里最勤奋的女孩。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艺术老师，艺术是我上中学时唯一喜欢的科目。12岁时，我进入当地一所初等艺术学校学习，那时，我着实高兴了一阵。这所中学与艺术学院就在同一条街上，在那里，我和一个叫菲利丝·麦肯齐的女孩成了最好的朋友。我们还约好要一起上大学，但是菲利丝的父亲不同意，坚持要她找份工作。不得已，菲利丝只好白天为当地一家粮店工作，晚上则全心全意地在夜校上人体素描课。
和我一起上了大学的还有安·梅森和海伦·安德森这两个艺术学校的女孩。大学生活让我们兴奋极了，好羡慕那些高年级的学生。她们身着各种各样波希米亚风格的奇装异服，相当大胆前卫，而我们只敢怀着羡慕和崇拜的心情偷偷看上几眼。
我的大学同学多是战前或战争中期出生的，拿我来说，就出生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周。那时母亲和其他一些孕妇一起被送往相对安全的布莱克浦。1939年9月10日，在海边一家家庭客栈的小小的单人间里，妈妈生下了我。说起生我的过程，简直像噩梦一样：她被独自留在房间里，痛苦地待了一天一夜。当助产士最终赶来的时候发现，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妈妈和我都将没救了。助产士把门锁上，向妈妈保证没有人会看见，然后拽着我的头发、耳朵以及任何她可以抓到的部位把我拖到了这个世界上。父亲几个小时前就已赶到了，助产士让他先出去待会儿，他回来以后，看着虚弱到了极点又惊吓过度的妈妈，顿时哭了出来。接着他才意识到他的妻子度过了这一关，他有了个女儿。
我的父母原来都在利物浦，但是战争爆发以后，他们决定离开那里，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于是就从柴郡渡过了默西河来到了威勒尔。他们当时带着我和两个哥哥—11岁的查尔斯和8岁的托尼，在一个叫做霍伊莱克的海边小村一所半独立式的房子里住了下来。
当时爸爸在英国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他的任务是往各个商店销售电子设备。为了挣钱，他每天必须在城里到处跑，而我们则在家躲避那些不长眼睛的炸弹。利物浦的好多地方都已经被炸弹毁坏了。当轰炸机从头顶飞过的时候，妈妈就用胳膊护着我们藏到楼梯下面的厨柜里面去，炸弹爆炸的冲力都能把我们从凳子上震下来了。
那些年里，物资是限量供应的。我们和其他许多家庭一样，靠政府发放物资生活，不错的是，我们还分到了一小块地，可以种些蔬菜，后院里还有一间小小的鸡舍，可以养几只鸡。在那个年代，重男轻女的现象很普遍。哥哥们吃熏肉，我只能吃最外层的皮，而他们把肉从骨头上面弄下来以后，我就啃骨头。我给他们擦鞋，帮助妈妈照顾两个哥哥和爸爸，这是我的工作。我是一个温顺、胆小的女孩，作为家里最小的和唯一的女孩，我接受了自己该扮演的角色，毫无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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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你好，我叫约翰”（2）
物资配给一直持续到战后几年，所以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物质短缺当中。我那时常常帮街上住的两个老太太买东西，作为回报，她们一个给我一些甜食，另一个给我一些她孩子穿过的旧衣服。在那个年代，衣服和甜食都是很了不得的东西了。我5岁那年，16岁的查尔斯就离开了家，所以我对他在家的时候没有多少印象了。他也去英国通用电气公司工作，先是在伯明翰，后来又去了伦敦。查尔斯钢琴弹得很不错，那时整条街上的人们都经常听他弹琴。
两个哥哥中，我跟托尼更亲密一些，所以当他1950年满18岁应征入伍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想念他。战后，他为了讨女朋友欢心而去了警察局工作，因为那里会分给他一套房子。但是托尼不喜欢当警察，所以当女友离开他的时候，他反而觉得解脱了，因为终于可以辞职不当警察了。
我长到10岁的时候，家里就只剩下了父母和我。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是彼此相爱，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们两个人吵架。我的父亲也叫查尔斯，他很和善，精力旺盛而且性格开朗。在我的记忆里，他只冲我发过一次火，原因是我有一天从学校回来嘴里骂了一句脏话。我很喜欢我的父亲，记得上初等艺校的时候，我每天早晚坐火车来回利物浦都能和他同行。他身上常常装着一包糖，是带给客户的，有时候在回来的路上就会抓一把给我。
我的妈妈莉莲在那个年代也是很不寻常的女性，因为她不喜欢做家务，常常一个月才会想起来打扫一次房间，其他的时间就任由灰尘堆积。但是妈妈有很强的艺术品味，她常常在窗台上摆一盆花，有事没事就摆弄它们。而且，她很擅长织那种费尔岛杂色图案的毛织品。不过，妈妈最喜欢的还要属每个星期一到拍卖行去淘一些便宜货了。
我和爸爸经常在星期一晚上回家的时候，发现客厅变了样。有时有个新沙发，有时有个新地毯，有时是窗帘、桌子，甚至所有这些都换了。而那些旧的东西早就被送到了同一家拍卖行去拍卖了。我们对此并不介意，觉得看她弄这些东西很有趣，而且，最重要的是，妈妈喜欢。
爸爸56岁的时候开始生病，于是一切都变了。那个年代，人们都抽那种没有过滤嘴的香烟，意识不到它的危险。爸爸就是因为这个才得的病。他得了肺癌以后，健康每况愈下：原本结实的身体变得虚弱，呼吸开始困难。没过了多久，他就只能坐在房间里的椅子上了，我每天放学回来后就去陪他坐一会儿。爸爸去世的时候，只有我和妈妈在身边。我们既痛苦又绝望，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一切。当时，是艺术学院转移了我的注意力，给了我新的希望，让我能够从家里那个痛苦的小窝中走出来，走到外面去。
我常常希望自己也能像学校里的那些高年级的学生一样，成熟而自信。我很羡慕他们随意的、富于艺术气息的装束和长长的头发。我入学的时候留着短短的、整齐规矩的卷发，是妈妈的一个理发师朋友给我烫的。但问题是她的顾客大部分都是50岁以上的，她给我弄的这个发型使我看起来像个俗气的中年妇女。每过几个星期她就会拿我做一下试验，给我弄一个新发型，但是都很难看。而且，更糟糕的是，我还戴着眼镜。刚去学校的时候，我看到学校有新的校服，觉得好看极了。可很快我就感觉那个家庭主妇式的发型和普通的用品让我难以见人。我想试着大胆一些，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勇气那样做。
更加让人郁闷的是，我还必须承受别人对我的看法。因为我住在默西河的对岸，在利物浦人看来，住在那边的人有一种独特的“对岸形象”，时髦而傲慢。我说起话来和别人不太一样，这在别人看来就是我傲气的表现，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比我有钱。我的腼腆羞涩也丝毫不起作用：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在绞尽脑汁地想该说点什么，但在别人看来好像我很冷淡一样。对于精彩的演讲和机敏的回应我是没有任何指望了。每次别人伶牙俐齿地开玩笑时，我就显得笨嘴拙舌，舌头打结。但是尽管有诸多的不好，我还是喜欢上大学。它让我体会到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独立和自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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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你好，我叫约翰”（3）
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男朋友，叫巴里，是在初等艺术学校时认识的。巴里是一个很不错的恋爱对象，他的父亲是窗户清洁工，巴里看起来长得有点像西班牙人，带有一种异域风情，是霍伊莱克的大众情人。当他开始约我的时候，我成了当地许多女孩羡慕的对象。有一次他看见我穿着白色的粗呢外套，牵着我的狗丘米在海滩上散步，于是不久后的一天，就跟在我后面，请我去看电影。我当时只有17岁，而巴里比我大5岁，出于虚荣心，我答应了他。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已经交往有一年了，而且开始考虑订婚。当时巴里为他的爸爸打工，而且开始为了我们的未来在住宅互助委员会存钱了。有一天，他说服了我趁妈妈出去的时候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和他做爱。他劝了我几个小时，不停地告诉我他有多爱我，并且保证会和我结婚。最终我同意了，但是觉得这一次非常快，而且没有任何快感可言。我继续和巴里交往，但是再也没有单独待在房子里的机会了。一天他宣布他爱上了住在同一条街上的一个红发女孩，我伤心极了。这是我遭遇的第一次背叛，发誓自己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但是，几个月以后，当他央求我再回到他身边，并且赌天赌地地发誓他爱的是我，那不过是他犯的一个错误时，我又让步了。
当第一学年过了一多半的时候，菲尔来到学校。她得到了一份助学金，并且说服了她的父亲让她重返校园。我们都很高兴，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是经常待在一起。
到了年末，我们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个专修的方向了。我选择了平面设计，并且还选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字型艺术课。菲尔则选择了绘画和字型艺术，我们都很高兴终于能有机会在同一个班里学习了。
第二年刚开始的时候，我和一年级刚进校时一样兴奋，但是稍稍改变了一下形象，使自己看起来柔和一些。我鼓足了勇气拒绝了妈妈的理发师朋友，开始留长发。我买了一些时兴的黑天鹅绒长裤，不再穿原来的花呢裙子，而且只要一有可能就把眼镜摘掉。不过，我是深度近视，没有了眼镜，我几乎看不清楚东西，这又带来了很多麻烦，比如坐汽车总是下错站，或者看不清学校贴的公告等等，但是我并不介意。我特别讨厌眼镜，一般只有在课堂上才会戴，因为如果不戴就看不清黑板了，甚至连面前纸上写的字都看不清楚。
记得第一次上字型艺术课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坐好了，这时，一个流气的男孩儿才懒懒散散地走进教室，手紧紧揣在外套兜里。他看起来好像对上课非常不耐烦，而且有种目中无人的表情。这个男孩走过来坐到了我后面的空位上，拍了拍我的后背，扮了个滑稽的鬼脸说：“你好，我叫约翰。”我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