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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诺苯盅萁玻骸」酪陆质�600 年来一代代祖先的创造，它在天津的历史文化与人民的情感中有重要的位置，我们深深依恋和热爱它。这套明信片实际上是对这一遗产的抢救与补偿。
签名活动至12 时半，准备的1300 套全部签完。
签名活动很快有了反响，不少新闻媒体在网上得知此事，决定到津采访估衣街拆除一事，还有多家媒体，来电询问此事。“我好像一切都在跟着感觉走。我想，我还得再努力一下，不管结果如何。”
正月十五日上午，再次签名销售明信片，一个半小时500 套全部售罄。“ 我签名时，头脑热哄哄，激情澎湃。签后却一阵冰凉，内心寥落虚空。虽然经过我们的努力，对估衣街原来的动迁计划，产生一定的动摇，但是否能整体地保护住估衣街，依旧没根没底。那么，我还要做好另一件事，便是把这次抢救的果实，收结起来编一本《抢救老街》。”
正月十七日上午，估衣街忽然传出消息，说当地百姓与商家沿街贴出大标语：“社情民意不可欺，保留估衣街！”、“ 商业发祥地，龙脉不可动”、“ 保留古迹，不愧天津人民”、“红木家具不能变组合”等。
“百姓起来捍卫自己的文化，这在中国当代是首次。虽然媒体上没有报道，但它的意义却是重大和深远的。知识界思想的种子一旦在人民中间开花，社会文明就有希望。”
这年“两会”文艺界政协委员与李岚清座谈时，冯骥才做了题为“拯救城市文化刻不容缓”的发言。
返津不久，冯骥才参加了关于估衣街地区改造方案的专家论证会。“ 当我听到此方案的名称为‘估衣街地区保护性改造方案’， 便放心一半。保护性改造与建设性破坏，正是针锋相对的两种说法、两种观念、两种立场。”
●“以前都奔估衣街来， 现在都知道拆了， 不来了。就剩下这段儿， 完了， 人气儿没了。”
2001 年9 月13 日，我去天津采访冯骥才，一下火车，我就先奔估衣街，想看看它现在是什么样儿。出天津站，过海河往西，坐车没走多远就到了。估衣街西段还是拆了，现在是工地，街两边搭着脚手架，正在建低层砖楼。 一个摄影师给我描述这里拆前的样子： 这是院落，那是胡同。街道很窄，临街的建筑很漂亮。附近有瑞蚨祥庆记、谦祥益、山西会馆、青云客栈、天津总商会等老店和遗址。“现在，只留下个谦祥益，还是原先的三分之一。” 估衣街的东段没拆，还是老样子，站在街口向里一望，店铺林立，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街口立一座两层老房子，楼下是中式砖雕，楼上是西式铁花护栏，楼顶是彩色罩棚，这儿是“瑞蚨祥鸿记”。
冯骥才哭老街（6）
从里边出来个中年男人，说是在这里工作的。我问他这房子旧了，还好用吗？
“好用！”他回答得特干脆。“比新房子还好用，结实着那！你看看人家这墙缝，
都是和江米汤灌的。我跟你说吧，1976 年大地震，我那瓦都没被震掉。”怕我不信，他领我进后院，果然看见房顶上一排排青色老瓦。
“以前来这儿买东西的人多吗？”我问。
“这么跟你说吧，估衣街，就好比北京的大栅栏。一到腊月二十四五，这街都走不动，人多，为嘛？这儿地角好，东西全，又便宜。”
“你对这儿挺有感情的。”
“管你有感情没感情， 政府一声号令叫你拆就得拆。估衣街也好几百年历史， 西段不都拆了， 那边比这边还漂亮。” 他不抱希望地说，“ 这边最多也就两三年的事儿。” 出了瑞蚨祥，站在街心东张西望时，几个摊主凑过来，用天津话问我：“ 你们是做嘛的？是不是要拆了？嘛时候拆？”
“拆了再盖新的，不好吗？”我问他们。
“ 盖也盖现代气息的，老味儿能盖出来？早拆没了。这地界多好，开发商眼珠子瞪这老大。”他们比比划划。
“那边拆了，对你们这边有没影响？”我又问。
“没人来了。”一个女人高声道，“以前都奔估衣街来，现在都知道拆了，不来了。就剩下这段儿，完了，人气儿没了。”
在冯骥才他们搞的对原住居民的采访中，有一段记录，口述者就是在估衣街上经商的：“我对估衣街有感情，人送我外号‘业余导游’，爱跟人念叨这里的历史。
有时一拨拨旅游的，在街上溜，只要停我这儿，我就往前凑，聊呗，反正我知道得不少，人家听了也美。
“1989 年买卖最好，抢购风，人海了。那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这事，是个老头。倍儿老了，都毛八十了。
“那是一个下午，老爷子西装革履，一看就是从东南亚那边来的阔主儿。一张嘴，好嘛，满嘴天津味，海外杂音一点儿都没。后边呼噜呼噜跟了一大群，十多号人吧。
“我站马路边就跟他们介绍，什么万泉堂、乐仁堂、五彩胡同，我逮嘛说嘛。
老爷子就接过话茬说这儿变样了，那儿还没变，他说自己是老侯家后的，曾在估衣街好几个店学买卖，后来才跑南边去的。我们越聊越热乎，老爷子说，闭着眼寻思，哪如这样亲眼回老家看看好哇。
“人家坐飞机来一趟，就专门为看估衣街，凭嘛？就凭这风土人情跟别地界不一样，要不哪会走了那么多年，唯独对这儿念念不忘，非回来一趟才安心。
“来看估衣街的、欣赏估衣街的人有的是，看的就是这儿的老味儿。瞧这门窗，全是老的，花梨木的，可惜油过了……”
我问过冯骥才，看着估衣街上的老建筑一点点拆了，心里不难受吗？
他说最让他伤心的，是把天津总商会遗址给拆了。“ 天津总商会，是座很漂亮的建筑，木结构的。它是中国当世仅存的原汁原味的‘五四’运动遗址，应该是国家级文物。天津是个商业城市，总商会又是一座商业遗址，改成天津商业博物馆，应该是很好的。”
总商会后来成了一家工厂的仓库，“五四”运动80 周年时，冯骥才在里边支了个案子，搞了场学术会议，纪念“五四” 运动。“ 我也想用这种方式，吸引人们重视这个地方。我也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保护它，请市里的头儿去看……
“后来说是把它挪一挪，我问你为什么要挪它？如果说一条道路非要穿过这儿，你可以迁移一下，可你一个商业买卖，在哪儿建不行？为什么非得在这儿？可他们还是趁我去法国时，把总商会给拆了。我回来一看，什么都没了。
“我站在废墟上，真哭呵。我的助手跟了我那么多年，从没见我这么哭过。真是太可惜了！这儿也是周恩来当年活动的地方。‘ 五四’ 运动时的学生领袖马骏，就是在这儿以头撞柱，欲以肝脑涂地的方式，唤起众商的觉悟，让他们罢市支持学生的。最后，我们只抢救下来两根马骏当年撞的柱子，从民工手里，100块钱一根买下的。”
“老街保护，可不可以说是基本失败了？”我问冯骥才。
他没直接回答我， 停了一会儿， 他说：“ 有关抢救老街的文章， 我写得很忧愤。
有时候我会感到非常愤怒，但我不会在某件事情上转不出来，我只能去做更多的事情。” 读冯骥才《手下留情》这本书时，里边有个情节令我难忘，那是1996 年冯骥才去开罗，主人邀他去那儿的老城区———著名的汗。 哈利利玩，那是几十条老街构成的最古老的市中心。
“在曲折繁复、交织如网的老街老巷中，挤着几千家小店铺，专门卖埃及人特有的铜盘、首饰、纸莎草画、皮件和石雕，店铺中还有一些两层楼高的饭店，可以吃到埃及人爱吃的烤饼和手抓羊肉。身在其中，我陷入开罗人独有的生活旋涡里，奇特又温暖。我说： 这里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我对主人说读过你们的诺贝尔奖得主纳吉布。 马哈福关于这个市场的一些小说片断，现在不知道是他把这条街写活了，还是这条街使他写活了。
“主人听了很高兴，他说：开罗也有一些国际化现代化的大街，很漂亮，很气派，但那不是开罗，这才是开罗，是埃及！唉——他忽然问我： 你的城市也有这样的老街吗？我心里忽然就冒出天津的古文化街和估衣街，不由得很骄傲地说：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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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扎进四合院（1）
● “进了一座四合院，大门在我身后刚关上，
感觉四周一下子就静了”
初冬的一天下午，我从报社大楼出来，穿过遍地瓦砾的空地，到平安大街的另一边。在那片还没拆迁的老房子里，找一个美国人在北京的家。 进了一座四合院，大门在我身后刚关上，感觉四周一下子就静了。 阳光洒满院子，使得枣红色的门廊，杏黄色的窗帘，点缀在窗台、地上的绿色植物，都更加鲜亮。
真没想到，我印象里拥挤不堪的大杂院，多数中国人眼里的破房子，竟让个美国人收拾得这么精致典雅、古色古香。
围着院子的四间房子都没吊顶，高高的屋顶上露出粗大的圆木，木头上涂过清漆，泛出黑褐色的光泽。墙壁四白到地，简朴干净。地上铺的小块瓷砖，一看就有年头了。家具一律是旧的。屏风、书橱、老式沙发、小圆桌、木头凳子，正房里搁张清代雕花大木床。房里的小摆设也挺讲究，茶几的玻璃板底下压着几张旧图片；一只绿色琉璃烟灰缸被粘牢在小桌子上； 除了老式电话、打字机、旧台灯外，客厅里还挂着一幅醒目的油画，占了大半面墙，画的是长征途中的毛泽东。 院里有座假山，想不到这底下还有名堂，说原先是个防空洞，现在让这个美国人拾掇成了个酒吧。我很好奇，马上就下去了。
洞顶挂着伪装网， 洞里安了射灯、吊灯甚至煤油灯， 但还是暗。好一会儿眼睛才适应， 看清里边共分三个空间。冲梯口的这间最大， 放着木桌木椅； 左手这间有个小小的调酒吧台， 贴墙放俩木架子， 上头搁满了红酒， 像个小酒窖； 右手那间放了几只小板凳， 墙上挂了块幕布， 可以放投影。在这个地洞酒吧里， 能喝到法国的葡萄酒，抽到古巴的雪茄， 看到中国的戏曲片…… 住这儿的美国人， 过得挺有滋有味的。
等我从地洞里爬上时，见到了四合院的主人龙安志，他的职业是律师，此外还写作，出了20 本书，在中国待了将近20 年。
● “我喜欢到胡同里跟老百姓接触，我说得出，他们听得懂，我就很高兴”
龙安志瘦高个儿，高鼻蓝眼，讲一口流利的美式汉语，偶尔会蹦出咬不准的字眼。
“我背个录包（绿包）， 里边装着玩儿魔术的工具，我在美国时学过魔术。到了街上，我突然玩儿起魔术，‘ 唿啦’ 很多人来了，围着我。我表演完了，他们还想重复看，‘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天津的老百姓很有意思。玩儿魔术是我的一个借口，我想跟人说话。”
他说当年作为美国留学生来中国，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中文时，不好好上课，天天骑辆旧自行车钻胡同。“ 一出南开校门，很快就能进到小胡同里。我特别喜欢转胡同，天津的胡同跟北京不一样，建筑也不一样，里边净是北方的老房子。有时从一个小胡同窜出来，突然到了一个小广场，却是欧式的，很有意思。” 他那会儿的中文不是在教室里学的，而是在胡同。“ 我把课本上和词典上有关的词儿挑出来，编到话里背下，第二天转胡同时用。我喜欢到胡同里跟老百姓接触，我说得出，他们听得懂，我就很高兴。我经常说错，弄得大家大笑。这就是沟通，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像中美现在很多大的问题，就是缺少沟通，如果有沟通就好多了。不沟通永远没法儿了解。” 他说当年来中国，原因有两个： 一是对中国文化有兴趣，二是对中国的改革更有兴趣。“ 在美国时，我对中国了解得非常少。美国的新闻给人的印象中国好像还是‘文化大革命'，天天有红卫兵跑到街上去……”龙安志是1981 年夏天到的北京。天气很热，从机场往市区走，大客车在路上抛锚好几次。像当时很多外国人一样，第一站他被拉到了“友谊商店”， 那里能买到舶来品，他花了一美元买了一听“可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天津看到一个很小范围的自由市场，和当时还很严格的计划体制反差很大。那时候还使用粮票儿，买馒头、买面包都要凭粮票儿，没有粮票儿，你有钱也买不到。可是同时，有些胆大的农民把他们多种的东西，像花生和毛豆，拿到城市，蹲在路边卖，开了自由市场的先河。虽说刚开始，却是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小的镜头，从这里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