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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没能面世。但她却获得了高额的报酬，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一九七一年她在香港病逝，骨灰运回加利福尼亚安葬，完成了她风流而又多才多艺的一生。
近代历史，烟花女子的多情故事不仅这一起。有部电影《知音》，张瑜主演的，讲得是云南军阀蔡锷的感情事迹。剧里张瑜扮演得那个小凤仙也是妓女。蔡锷和小凤仙的款款深情，难舍难离，因为电影的诠释让人唏嘘不已，不仅令人为之感怀。于是，印象里妓女逐渐从污秽的词语中剥离出来，
特别是明末人物吴三桂，因无法排解自己的爱妾秦淮八艳之一的情意绵绵的名妓陈圆圆被李自成手下霸占亵渎，一发冲冠，改变了历史，也张狂出一段说不尽的传奇帙闻。
任何一个时代，妓女除了与军阀产生千丝万缕的瓜葛，还和名人政要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隐讳关系，更不消说与多情种子的文人骚客们的风流帐。自古文人就与妓女有扯不断的冤孽恩情。其中，命运的多舛，是缔造他们出入妓家的一个导因。
宋朝一代词人柳永，曾经在江洲邂逅名妓谢玉英，谢因誓言后来到东京寻找到柳永，并住在陈师师家，二人如夫妻般生活在一起。柳永因一次出言不逊，得罪朝官，被宋仁宗罢了他的屯田员外郎，并下圣谕：“任作白衣卿相，风前月下填词。”从此，改名柳三变，专入出名妓花楼，衣食都由名妓们供给，名妓们只求他一词赐予以抬身价。他也乐得如此，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从此，柳永尽情放浪，多年之后，身心俱伤，死在名妓赵香香家。他因身无斗室，亦无家财，死后无人问津。谢玉英、陈师师一班名妓念他才学和情痴，凑了一笔钱为他安葬。谢玉英为他戴重孝，众妓也都为他戴孝守丧。出殡时，东京满城妓女都来了，半城缟素，一片哀声。这就是文化史上有名的“群妓合金葬柳七”的佳话。
柳永和妓女算是苦中寻乐的一个集体，在一个多愁多艰的时代，妓女和文人都体味着人间的无奈与沧桑。生命的哀婉无以排遣，只能在声色犬马中消沉自己的意志，忘记时代和自身的责任和价值。
明四家之一的唐寅，和柳永也有着似有雷同的际遇，所不同的是，他牵扯进一场科考舞弊案，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念，导致“自甘堕落”的沉沦，流连在妓女的脉脉温情中，步了柳永的后尘，最终凄婉地湮没在荒郊野外。
东晋名妓苏小小，原是富商之女，因家变，零落在西泠桥畔，靠积蓄过活，每日和文人雅士畅吟诗词游山玩水，遂名出市井。文学浪子阮籍慕名拜访，二人同榻而卧，从此形影不离。阮籍父亲得知后，甚为光火，招他回家。苏小小一病不起。后遇俊美小生鲍仁，以为阮郎。资助钱银，送他到京城赶考。鲍仁不负期盼中了金榜，出任滑州刺史，路过苏州，去见苏小小，未想却赶上小小的葬礼。小小因病而逝，鲍仁扶棺而泣。苏小小因阮籍而落得天下第一名妓的雅名，却无法摆脱两情难合的悲哀，终究香消玉殒。
柳如是，秦淮八妓之一，一个豪放的妓女，明末大学士钱谦益的最爱，被钱赞颂为“天下风流佳丽”。面对山河破碎，清兵入侵，曾劝钱跳河为国捐躯，钱以水凉为由，最后屈颜服清，终不能得风骨洁操。但因为柳如是的大义和刚强，借着她的梗更概骨消解了钱谦益的某些贰臣的恶名。
钱死后，发生家产争执，族人欲瓜分。柳如是镇定从容，摆酒宴款待，自己却自缢楼上，以逼死主母为实，将一群卑劣的族人设计全部锒铛入狱。
柳如是视死如归，因为厌嫌了无聊和龌龊的人性。国不成国，家不成家，风雨飘摇的世间，本来就令人心乱，本来就没有什么再留恋的。于是她终于选择了悲壮，让人生书写出最后一段决绝，把刚烈如火留给了后世。
辜振甫，也是一代大儒。他留学国外，中西融会，是学问的高手。见多识广，也算是文明开化的先驱。在民国的旗帜下，他却固执地坚守满人的长辫子，并鼓吹女人应该裹脚。他是一个怪胎，两面派。好大年纪还常常留恋八大胡同向往窑子的快乐，儿女都拿他没办法。
妓女的魅力太大。
凡高因为妓女割掉一只耳朵，高更常畅游妓院。不仅中国，艺术家和文化人，在社会中的无奈与尴尬，不可排解的精神桎枯，最终都由妓女给予安慰，这是两种可怜人的人生戏。
妓院，精神的解脱所，社会最底层的娱乐万花筒，三教九流藏污纳垢之地，也是社会最敏感的触角，和潜望镜。
妓院在一个层面上代表“自由”，肉体的精神的，不可言状的。代表挣扎，代表无望的堕落和自煎。当精神不自由的时候或者愤懑不可舒展时，妓院就是最简洁的发泄地和发泄符号。大概这时可以说妓院是沙龙的代名词。
妓和娼不一样。娼直接卖身，肉欲的工具，低贱而可怜。没有了人性的根本；而妓女还有一些精神。在风云际会的年代，缠绵悱恻说不尽悲欢离合，她们的人生都带着骞坷的烙印。
也许，男人的精神世界里就脱离不了妓女情结。不论是高尚还是庸俗，人的本性，当然不是全部，用左拉的话说，都带有病态的基因。
没事找事
我的朋友要从加拿大回中国北京，她的签证照片背景因为是蓝色的没有通过，办事员非要白色的背景。于是为了这件事，她不得不麻烦自己，重新拍照。她是个挺厌烦麻烦的人，这个性格有些像我。为了安慰她，我调侃了一下资本主义的加拿大办事员：死心眼子。没辙，为了朋友，只好劝她改洋为中用那套，叫她抛媚眼，这也是逼急了，庸俗一把。可我朋友告诉我她办签证去的是中国大使馆；办事员是中国人；她要办得还是中国签证。我这位朋友周游列国，受过高等教育，还是中国的老大哥苏联留学生。她说她去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不要签证，回中国倒要办签证，老外才不那么死心眼呢；而且老外的使馆现场就有立即成相的机器；照片不合格直接投币就可以再照。可中国大使馆把国内那套都拿来，大有公事公办的意思。我能想象中国公务员的那副嘴脸，严肃的一脸社会主义。朋友用了国内那套伎俩，想对付对付蒙混过关，结果在资本主义的大地上依然飘扬着五星红旗，那可是血染的风采。我的朋友必须面对一丝不苟。
无独有偶，昨夜没事看电视，香港凤凰台《一虎一席谈》。前半部没看到，从中间看起。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辩论，好象这部法刚出台，还没正式施行，大概要明年元月正式启用。也是巧了，前一阵子，我很熟的一位漂亮姐姐要答题，就是关于这部法的。考题是由政府出的，要企业各部门组织完成。因为她工作忙，性格毛躁，我便帮她应付。结果发现，出题的比我们俩还能对付，完全的得过且过。为了偷懒，我们在电脑上把题目找到，然后又搜索答案，竟发现答案漏洞百出，考题也是牵强附会，颠来倒去。于是我们不由感慨，一派应付，全都是：混！
《一虎一席谈》的双方，一方代表是官方，很明显的，好象还是该法的制定参与者；另一方是民间团体，一个显然是大学教授，另一个也不是等闲之辈。双方争执的焦点就是该法案的实际社会价值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一个人大女大学生讲到，企业是人，法律是衣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衣服也就有不同的法律约束；但实际是有些企业就不穿衣服，法律的价值难免一纸空谈。不说LG和其它的一些大公司，那里的劳工待遇已经很让人羡慕，就说《劳动合同法》其中目的之一是保障那些技术水平低或者受年纪等其它因素局限技术能力不可开发的劳动输出人群的利益，但《劳动合同法》取代原来的《劳动法》没有起到原设想的作用，相反事与愿违，反而给劳动者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甚至灾难。观众首肯附和，她的话成了大家不满情绪的焦灼区。为了说明这一点，一虎请出了广州一家著名民营企业的两位工人，他们因为这部劳动法，发生了与企业的劳动合同纠纷。一百三十多名工人被这家企业强行解除合同，因为按照这部试行法规的规定，该厂决定以前工人的工龄全部作废，工人必须和工厂重新签订合同，工龄也重新计算，于是遭到了一部分工人的强烈反对，他们采取了拒签的方式表示抗议，并到当地仲裁委员会讨取说法，结果当地的劳动部门给出的结论是支持企业的作为，原工人的工龄取消，导致一百三十多名工人下岗，失业。
两位工人嘉宾，一个工作了六七年，一个已经十三年，四十多岁再学习培训确实有些勉为其难。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这部新《劳动合同法》，他们可能还在那家工厂上班，正是新法的出台使他们失去了生活保障，于是某种怨气导向新法，而这种怨气从“受害人”未出场就已经呈现，这种不满情结实际的交叉点不是仅仅针对这部法规，而是直指法规的缔造机构和它所代表的政治团体。
为了加大讨论的深度和营造氛围，一虎又请出另一位民工出身的民营企业主表达观点。这位民营企业主指出，这部新法根本没有考虑现实生活中基层民工的生活状态。的确如果没有这部新法，那些民工可能还有企业需要，他们也可找到黑企业生存，但这部新法如果真能确定无疑地执行，可以说那些中小私企，黑企统统得关闭，那就意味着大量的民工成为无业者而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台湾，就没有这样的所谓法规，工人进入公司会有一份人事资料记载他们的工龄，这份资料会随本人的工作变更而流动并起作用，所以台湾的工人从进入公司开始首先想到的是为公司的发展做什么，而不是要怎样的经济保障。在大陆，如果发生劳资纠纷，当地的政府劳动部门的解决办法常常是和企业的老板说，你有钱，给他们一点钱就好了，不要闹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切都是围绕钱转，法律没有什么作用，劳工对法律也淡漠，对企业没感情，他们想的是经济保障而不是企业的发展。这里，透出一个信息，就是政府的教条和某种无作为和假作为和公私勾结，而所谓的人民公仆形象和意义大打折扣。这位企业主继续说，在西方工会的作用相当大，劳资问题都由工会出面解决。他的一番话让节目现场出现了一个小波动，因为他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
民间代表嘉宾中的大学教授说，工会在国内可以说没有实际的作用，政府设置它但并不真正地使用它，这是一个社会现实和现状。他的话引起大家的共鸣和赞同。一虎征询了失业嘉宾那家企业工会的情况，两位工人表示他们的企业没有工会组织。另一位佳宾说他们的工会给领导递交的文件，领导根本不予理睬，开会的时候，老板对工会主席说你根本没有资格坐在会议室里，当然也就没有资格和老板说话谈判。对此，一虎向观众征询企业工会情况，相当一部分观众表示他们的企业没有工会。
实际上我了解到，很多企业工人对工会都很漠视，甚至仇恨。在他们眼里，工会是领导豢养得狗，连婊子都不如。听说，韩国想在东北三省投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韩国的工会组织太麻烦，为了工资和待遇常和老板发生纠纷，他们的工会组织严密、系统，作用强大，而大陆工会形同虚设，甚至和老板狼狈为奸，对领导虚与委蛇，对工人穷凶极恶。大陆工人对工会的失望，其实还是体制问题，因为工会领导都由行政领导任命而不是工人自发选举而成，大陆各企业和各机构的工会也不是工人自发结成的组织，这就导致工会领导对行政领导唯命是从，而置工人于不顾，因为他们的利益是由行政领导给予的，自然对行政领导阿谀谄媚，也就不足为怪。这样的工会组织当然也就不会维护工人的利益，自然也就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
民间代表嘉宾中的大学教授继续指出，不要把教授想得很高明，其实企业主更高明，他们很了解有关法规的构成实质作用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形式，政府的检查行为相当大部分都是走形式，弄过场，否则就不会有山西黑砖窑事件。他继续揭示，一个企业中优秀的人员可以离开，他们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和争取更好待遇的本事，当他们离开后，留给企业的是什么，是不断的技术低劣的工人堆积，企业的发展开始堵塞，滞后，这样企业主为了生存必然加大对工人的盘剥，而新劳动法一定意义上怂恿了企业对工人的作为，因为政府要保护企业；同时政府也推委责任把问题留给企业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