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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舞蹈性、音乐性，到了汉简隶书才完全彰显了出来。
从《说文解字》对毛笔的记录来看，先秦以前，笔的名称没有统一。在楚国写作“聿”，是手抓着一支笔的象形。燕国的笔叫做“拂”，看起来像一种毛帚或毛掸子。
“笔”这个字正是秦代的称呼，特别强调上面的“竹”字头。毛笔与中空竹管发生了联系，形成近两千年改良过的有“锋”的毛笔。秦代“蒙恬造笔”的故事与新出土的秦代简册墨迹，共同说明了一页书法改革的历史。
相对于秦代之前的龟甲、牛骨、青铜、石碑，秦代大量使用的竹简木牍是更容易取得，也更容易处理的书写材料。
把竹子剖开，一片一片的竹子用刀刮去上面的青皮，在火上烤一烤，烤出汗汁，用毛笔直接在上面书写。写错了，用刀削去上面薄薄一层，下面的竹简还是可以用。（内蒙古额济纳河沿岸古代居延关塞出土的汉简，就有削去成刨花有墨迹的简牍。）
额济纳河沿岸两百多公里，从南部的甘肃金塔县，一直往北到内蒙古的阿拉善盟，都有汉简出土。这些汉简是古代汉帝国居延烽燧遗址的故物。从一九三〇年代，瑞典人贝格曼（F。 Bergman）就在此地发现了汉简，一直到最近的一九九九至二〇〇二年间，还有大量汉简在此发现，总计出土的简牍超过十万片之多。
汉代居延、敦煌这些边塞地区出土的竹简木牍，许多是当地派驻官员的书信，或有关当地屯戍守边的军马账册及日志报表。书写者常常是地位不高的书记小吏，在一条一条长度约二十公分的竹简木牍上用毛笔直接书写。这些一条一条的简，文字不长，内容也没有多重要的大事，没有太多保存价值。也许正因为如此，书写者没有官方文书的压力，笔画自由活泼，比出土的秦简上的隶书线条要更奔放，更不受拘束，更能发挥书写者个人的表现风格。当然，也就更能符合书法美学创造性的艺术本质。
现代汉语“简讯”的“简”，可以追溯到秦汉竹简。一条一条的“简”，用皮绳或麻绳编成“册”。“册”这个字还保留了一条一条竹简用绳贯穿的形象。闽南语“读书”至今叫“读册”，还是与“简册”有关。
南港中研院史语所历史文物陈列馆有七十七根简编成的“册”，简和编绳都保存完整，是了解汉代书籍的最好材料。这样长的“册”，看完以后“卷”起来收藏置放，也就是今天书籍分“卷”的由来。
我最早临摹汉隶是从刻石拓本入手，也就是一般人熟悉的“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乙瑛碑”，等到接触居延敦煌汉简，开始对汉代隶书有不同的看法。
受制于石碑拓本的限制，临摹古代书法，常常容易失去对笔势直接书写的理解。汉简书法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对隶书的刻板印象。
石碑隶书仍是官方公文诏令的本质，书写者也慎重严肃，不容易有个性的表现。汉简书法不仅摆脱了石刻翻版的刀工限制，更直接与观赏者的视觉以书写的墨迹接触。阅读时可以完全感受到书写者手指、手腕、手肘，甚至到肩膀的运动，如水波跌宕，如檐牙高啄，如飞鸟双翼翱翔，笔锋随书写者情绪流走。书法的舞蹈性、音乐性，到了汉简隶书才完全彰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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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书法美学（1）
书法是一个时代美学最集中的表现。
书法并不只是技巧，而是一种审美。
看线条的美、点捺之间的美、空白的美，进入纯粹审美的陶醉，
书法的艺术性才显现出来。
波磔与飞檐 汉隶水平线条
隶书的美，
建立在“波磔”一根线条的悠扬流动，
如同汉民族建筑以飞檐架构视觉最主要的美感印象。
书法史上有一个专有名词“波磔”，用来形容隶书水平线条的飞扬律动，以及尾端笔势扬起出锋的美学。
汉代视觉美学上的 时代标志
用毛笔在竹简或木片写字，水平线条被竹简纵向的纤维影响，一般来说，横向的水平线遇到纤维阻碍就会用力。通过纤维阻碍，笔势越到尾端也会越重。这种用笔现象在秦隶简牍中已经看出。
汉代隶书更明显地发展了水平线条的重要性。
汉字从篆书“破圆为方”成为隶书之后，方型汉字构成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就是“横平”与“竖直”。而在竹简上，“横平”的重要性显然远远超过“竖直”。
从居延、敦煌出土的汉简上的笔势来看，水平线条有时是垂直线条的两倍或三倍。“竖直”线条也常因为毛笔笔锋被纤维干扰，而不容易表现，因此，汉简隶书里的“竖直”线条常常刻意写成弯曲状态，以避免竹简垂直纤维的破坏。
毛笔与竹简彼此找到一种互动关系，建立汉代隶书美学的独特风格。
汉代隶书不只确立了水平线条的重要性，也同时开始修饰、美化这一条水平线，形成“波磔”这一汉代视觉美学上独特的时代标志。
“波磔”如同中国建筑里的“飞檐”——建筑学者称为“凹曲屋面”。利用往上升起的斗拱，把屋宇尾端拉长而且起翘，如同鸟飞翔时张开的翅翼，形成东方建筑特有的飞檐美感。
建筑学者从遗址考证，汉代是形成“凹曲屋面”的时代。
因此，汉字隶书里的水平“波磔”，与建筑上同样强调水平飞扬的“飞檐”，是同一个时间完成的时代美学特征。
汉代木结构飞檐建筑影响到广大的东亚地区，日本、韩国、越南、泰国的传统建筑，都可以观察到不同程度的屋檐飞张起翘的现象。
欧洲的建筑长时间追求向上垂直线的上升，中世纪歌德式大教堂用尖拱（pointed arch）、交叉肋拱（ribbed vault）、飞扶拱（flying buttresses）交互作用，使得建筑本体不断拉高，使观赏者的视觉震撼于垂直线的陡峻上升，挑战地心引力的伟大。
汉代水平美学影响下的建筑，在两千年间没有发展垂直上升的野心，却用屋檐下一座一座斗拱，把水平屋檐拉长、拉远，在尾端微微拉高起翘，如同汉代隶书的书写者，手中的毛笔缓和地通过一丝一丝竹木纤维的障碍，完成流动飞扬漂亮的一条水平“波磔”。
东方美学上对水平线移动的传统，在隶书“波磔”、建筑“飞檐”、戏剧“云手”和“跑圆场”都能找到共同的印证。
书法美学不一定只与绘画有关，也许从建筑或戏剧上更能相互理解。
“波磔”的书写还有一种形容是“蚕头雁尾”。“蚕头”指的是水平线条的起点。写隶书的人都熟悉，水平起笔应该从左往右画线，但是隶书一起笔却是从右往左的逆势，笔锋往上再下压，转一个圈，形成一个像“蚕头”的顿捺，然后毛笔才继续往右移动。
写隶书的人都知道，水平“波磔”不是一根平板无变化、像用尺画出来的横线。隶书“波磔”运动时必须转笔使笔锋聚集，到达水平线中段，慢慢拱起，像极了建筑飞檐中央的拱起部分。然后笔锋下捺，越来越重，再慢慢挑起，仍然用转笔的方式使笔锋向右出锋，形成一个逐渐上扬的“雁尾”，也就是建筑飞檐尾端的檐牙高啄的“出锋”形式。
之二 书法美学（2）
隶书的美，建立在“波磔”一根线条的悠扬流动，如同汉民族建筑以飞檐架构视觉最主要的美感印象。
《诗经》里有“作庙翼翼”的形容，巨大建筑有飞张的屋宇，如同鸟翼飞扬，美学的印象在文学描述里已经存在。
如今走进奈良法隆寺古建筑群，或走进北京紫禁城建筑群，一重一重横向飞扬律动的飞檐，如波涛起伏，如鸟展翼，平行于地平线，对天有些微向往，这一条飞檐的线，常常就使人想起了汉简上一条一条的美丽“波磔”。
在西安的碑林看“曹全碑”，水平“波磔”连成字与字之间的横向呼应，也让人想起古建筑的飞檐。
石刻隶书“石门颂”， 开阔雄健的气势
“曹全”、“礼器”、“乙瑛”、“史晨”这些隶书的典型范本，因为都是官方有教化目的设立的石碑，隶书字体虽然“波磔”明显，但比起汉简上墨迹的书写，线条的自由奔放，律动感的个人表现，已大受限制。
石刻隶书到了“熹平石经”，因为等于是官方制定的教科书版本，字体就更规矩森严，完全失去了汉简手写隶书的活泼开阔。
石刻隶书除了少数像“交趾都尉沈君墓神道碑”，还保留了手书“波磔”飞扬的艺术性，一般来说，多只能在拓片上学习间架结构，看不出笔势转锋的细节，因此也不容易体会汉代隶书美学的精髓。
近代大量汉简的出土，正可以弥补这一缺点。
汉代石刻隶书中也有一些摆脱官方制式字体的特例，例如极为许多书家称赞的“石门颂”。
近代提倡北碑书法的康有为，曾盛赞“石门颂”，认为“胆怯者不能写，力弱者不能写”，可以想见“石门颂”开阔雄健的气势。台湾近代书法家台静农先生的书法也多得力于“石门颂”。
“石门颂”是东汉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开通褒斜石道之后，汉中太守王升书写刻在摩崖上的字迹。“摩崖”与一般石碑不同，“摩崖”是利用一块自然的山石岩壁，略微处理之后直接刻字，在凹凸不平的山壁上，没有太多人工修饰，字迹与岩石纹理交错，笔画线条也随岩壁凹凸变化起伏，形成人工与天然之间鬼斧神工般的牵制。许多“摩崖”又刻在陡峻险绝的峭壁悬崖上，下临深谷巨壑，或飞瀑急湍，激流险滩，文字书法也似乎被山水逼出雄健崛傲的顽强气势。
在汉隶刻石书法中，“石门颂”特别笔势恢宏开张，线条的紧劲连绵，波动跌宕，都与“乙瑛”、“曹全”大不相同。甚至在“石门颂”中有许多字不按规矩，可以夸张地拉长笔画，特意铺张线条的气势。
一九六七年因为修水坝，原来在山壁上的“石门颂”被凿下，保存到汉中博物馆。“摩崖”原来在自然山水间的特殊视觉美感，当然一定程度受到了改变。
汉代书法也许要从简牍、石碑、摩崖、帛书几个方面一起来看，才能还原隶书在三百年间发展的全貌。
隶书“波磔”的水平线条在唐楷里消失了，但是一个时代总结的美丽符号却留在建筑物上。看到日本的寺庙，看到王大闳在国父纪念馆设计的飞檐起翘的张扬，还是会连接到久远的汉字隶书“波磔”之美。
即兴与自在 王羲之“兰亭序”
“兰亭”是一篇还没有誊写恭正的“草稿”，
保留了最初书写的随兴、自在、心情的自由节奏，连思维过程的“涂”“改”墨渍笔痕，
也一并成为书写节奏的跌宕变化……。 最好的txt下载网
之二 书法美学（3）
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或文化史上都像一则神话。
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和辽宁博物馆各有一卷“萧翼赚兰亭图”，传说是唐太宗时代首席御用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但是大部分学者并不相信这幅画是阎立本的原作。
然而萧翼这个人替唐太宗“赚取”“兰亭序”书法名作的故事，的确在民间流传很久了。
唐代何延之写过《兰亭记》，叙述唐太宗喜爱王羲之书法，四处搜求墨宝真迹，却始终找不到王羲之一生最著名的作品——“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三月三日，那一天
“兰亭”在绍兴城南，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三五三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友人—战乱南渡江左的一代名士谢安、孙绰，还有自己的儿子徽之、凝之，一起为春天的来临“修禊”。“修禊”是拔除不祥邪秽的风俗，也是文人聚会吟咏赋诗的“雅集”。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初春，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山水佳境，包括王羲之在内的四十一个文人，饮酒咏唱，最后决定把这一天即兴的作品收录成《兰亭集》，要求王羲之写一篇叙述当天情景的“序”。据说，王羲之已经有点酒醉了，提起笔来写了这篇有涂改、有修正的“草稿”，成为书法史上“天下行书第一”的“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是收录在《古文观止》中的一篇名作，一向被认为是古文典范。
这篇有涂改、有修正的“草稿”，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书法史上的“天下第一行书”。
王羲之死后，据何延之的说法，“兰亭集序”这篇名作原稿收存在羲之第七世孙智永手中。智永是书法名家，也有许多墨迹传世。他与同为王氏后裔的慧欣在会稽出家，梁武帝尊敬他们，建了寺庙称“永欣寺”。
唐太宗时，智永百岁圆寂，据说还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