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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患病超过十年，芳患病已有三年，霞只有一年，我们的生命线到底有多久我们自己也说不清。
佛说人世苦，所以要修来生。其实生命的无奈在于生死均不由人！可是，不论为了什么，我们在有生的日子里一定要好好活着，因为有生之日太过短暂。
让我们都好好地活着……
。 想看书来
张师傅的一千零一夜（1）
香山造纸厂曾有一所正规的医务室，医技人员一条龙，还有位资深高级医师。担负着两厂一村的医疗任务，在那困难的岁月，尚能坚持停厂不停诊，在城乡上下小有名气。
1992年全厂宣告破产。奇特的是在建立厂部留守小组的同时，还有一个以我为光杆司令的留守医务室。有人说我妄想在废墟上抱个金娃娃，倒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按照协议：不许我赚老厂工人一分钱（也不忍心），要养活自己、老婆和女儿，还得到村民中去捞个鸡吃米。三年下来，以每天10元计算，整整赔了一个金疙瘩（1万元）。
无独有偶，退休工人张景地，同一天接到诊断报告，确诊为右中叶肺癌中晚期。多少人劝他赶紧手术，或者进行化疗和放疗，而他一口拒绝：这么个大厂都毁了，我还能不死吗？
菩萨心肠天知道。我还真是为全厂退休工人中的二三十个老年慢性病患者所担忧。这不，张景地师傅拒绝到大医院根治，现住在工人宿舍区，必然要做些支持疗法。对症处理，直到临终安慰，都成为我的重头戏了。
张师傅出身平凡，也有不少亮点。他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在援越战场上立过战功。复员以后当工人，他爱岗敬业，以厂为家。退休以后，老伴儿女不在身边，只身一人留在厂里，硬是退而不休，带着病体在厂里见空就上，除了退休工资以外，没有多拿一分钱。
确诊以后，张师傅只把死亡看作到另一个世界旅游，或者走亲戚一样简单。有人估计他还能活三个月，他说不少；有人估计他还活半年，他说够了。他把疼痛说成是死神和将死者逗乐；至于打一针麻醉剂，那是给死神嘴里塞一颗糖果，对将死者是无所谓的。他说人是哭着来的，可以原谅；如果是个人样儿的，就不能哭着走。
他是一条硬汉，以顽强的毅力和病魔拼搏。尽管日渐消瘦，仍然坚持户外活动；经营着一小块菜地，实现蔬菜自给；喂着几只蛋鸡，供给自己蛋食。后期，才要我给他代买粮食和油盐，此外，从不给别人添麻烦。
他始终不忘大局，把名节看得比生命重要。他说人要走了，不能在世上留下亏欠。他的医药费，一个是来源于医保，一个是民政局对复员军人的照顾。日常，我看到他食欲不佳，或有呕吐、出汗等消耗增加的情况，用些能量合剂，给予支持；有时发生感染或感冒了，给他用些抗感染或对症治疗。他总是说，又挂水吗？不要超过标准，或者表示：“该我拿多少，你得说呀！”他的止痛药逐渐升级，后来我给他办了麻醉卡，用上了“杜冷丁”。他说：“这是奢侈品吧！我是工人身份，不够级别吧！”
他十分注意形象，抖擞精神活出样儿。他毫不含糊地保持清洁卫生的习惯：前厅、卧室和厨房保持着窗明几净，井然有序；被褥折叠得方方正正，保持着军旅生活姿态。他自备痰盂，把痰和呕吐物集中起来，在山上挖坑深埋。别人说癌症並不传染。他说，秽物，总叫人不舒服。
他严格要求自己，宽厚待人。我每天要给他作一次处理，他为让我白天多做一些流动业务，让我晚上七至八点给他打针。可是有一次，我为送女儿到外婆家过暑假，顺便在山泉中旅游一番，遇上暴雨将至，我立即骑着摩托车返厂，还是被淋成落汤鸡。耽误到八点半，才赶去给张师傅打针。他说：“你大可不必呀！少打一针，我不过出点汗就过去了。看这，把你一家人的假日生活都搅乱了。”
上帝和“人寿预言家”们开了个玩笑，让张师傅多活了三年。时至1995年10月，张师傅高度恶液质，开始拄棍子行走。那天下午，我找来理发师给他理容。他平静而略带幽默地说：“是得走了，说不定马克思正在办一个学习班，就少我一个学员。我可要好好学习，转世当个厂长，怎么也要干出个样儿。”
没有想到，这句话竟真的成了他的诀别之辞。第二天晚上七点，我一如既往地走进他的宿舍，只是没有灯光。我拉开电灯，一眼看到：接了大半痰盂殷红的血液，张师傅靠在床头，睁着眼睛，脸色苍白，略带一丝微笑，只是口角挂着一丝淡淡的血迹。鼻孔没有气息，肢体已经冰凉，他就这么走了。
张师傅的一千零一夜（2）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免想到：留守小组已经人去楼空，这个后事该怎么办呢？转眼看到方桌上正放着张师傅的黑框画像，旁边一张白纸上写着三个电话号码。我懂了，张师傅走得多么清楚明白啊！
我拨通了三个电话，原来分别是他的二子一女和老伴。电话那头一开始都很惊诧，我则为他们长期不在张师傅身边而悻悻然。然而，在24小时之后，一贯平静的宿舍被哭声炸开了。他老伴震天动地哭诉：“老张，你太狠啦！为什么不让我来喂你一口水，接你一口痰呀！为什么你写信总是说没病啦，说厂里生产也不错，交待我的硬任务，就是要带好外孙女。我想你呀！只是怕你生气，不敢来呀！……”
三个儿女哭得肝肠寸断，连声说：“老爸，你太要强啦！厂里一喊减员，你就叫我们下岗，岗位让给别人，把我们撵出去打工，还说一要得到奖状，二要带个媳妇。没有这两样，我们不敢回来呀……”
老大一边把女友拉到前面，一边哭诉：“老爸！儿子把媳妇带回来了，看看吧，你说话呀……”他们拿出一沓一沓的信件，公诸于众。其实左邻右舍早知道老张是这样的脾气。
女婿和未过门的媳妇都伤心得以泪洗脸。三岁的外孙女哭得呜呜啊啊……我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悲壮的场面。
左邻右舍出动，男的拉男的，女的劝女的，逐渐平息，节哀顺变，还要料理后事啊！不知是谁嘀咕了一句：“幸亏有年轻医生照看，老张少受些罪了。”转过话题，全家七口齐刷刷地向我磕头，感谢恩人。我一时诚恐诚惶，哪经受得起啊！说来时间不短，就算一千零一夜吧。如果说我做了些什么，这本是我份内的事。要说亏欠，我倒觉得当初为什么就没有力量动员他接受根治呢？
而在这个一千零一夜之中，张师傅传给我的人格魅力，是何等可贵的精神财富！
往事并不如烟（1）
四十年前的这个时节，天气格外炎热。山东医学院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坐满了63级3个班的同学。晚上，日光灯发出煞白的光，招引了许多大小不同的昆虫扑棱棱直往灯管上撞，时时发出当当的响声。可是飞虫热情丝毫不减，依然当当、当当……许多人满脸流汗，急速地扇动着扇子，却赶不走满屋的闷热。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潘胜府的反党言行，他在几个月前就上书党中央，要求取消党纲党章。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狂潮中谁也不觉得它是个问题，潮起潮落，群雄四起，派别林立，不知怎么地星转斗移，它却又成了头号的大问题。
“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建立了党纲党章，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取消党纲党章就是取消党的灵魂，取缔党的组织，不要党的领导，消灭共产主义！这正是国内外阶级敌人所梦寐以求的。国外以封资修为代表的阶级敌人向我党磨刀霍霍，国内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党内走资派时刻都想颠覆我们党的领导。而潘胜府却胆大包天，完全站在阶级敌人的立场上，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做出了他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慷慨激昂的发言震耳欲聋，一个接着一个，激动时还要挥舞拳头，摩拳擦掌。其他人浑身热辣辣地听着，一脸严肃。偶尔阵风吹来，却带来哗啦啦掀动大字报的响声，平添了几分浓重的火药味。
没有一个人起来为潘辩驳，而潘呢，紧皱双眉，眼盯前下方，好像思索着更深远的问题，偶尔口中喃喃地说：“我是要修改党章。”会间，他进出屋子好几次，好像有些烦躁，但未做任何发言。
潘胜府是我班一位相当本分的同学。1963年入学以来，他上课认真听讲，课下和同学相处融洽。生活朴素，行为稍显拘谨。有时候他到讲台上从老师手里领回实验报告时，还要规矩地立正站好向老师鞠躬。他是潍坊地区人，方言较重还夹杂一点口齿不清，让人听起来有些费力。1966年6月“文革”开始了，停课闹革命，首先受冲击的是我们的王哲院长，没隔几周就开始炮轰院党委。一直无声无息的潘活跃起来：风风火火地到处跑着演讲；写了许多大字报在全校张贴；最轰动的是给院党委的办公楼大门贴上了对联。上联和横批写的什么我忘记了，只记得下联是“牛鬼蛇神一门多”。那字的每一笔画都波折而曲卷，明显反映出执笔人的右手在剧烈而不停地抖动着。他在演讲时嘴唇也时时有些颤抖，好像情绪有无法抑制的激动。我想，他是不是早期的甲状腺机能亢进？就想找个机会劝劝他去治疗。
一天我在操场边碰到了他，喊了声：“潘胜府！”他一怔：“有事吗？”我说：“从前您借给我看的那本小册子写得真不错！它鼓励我们努力学习，还讲了许多很好的学习方法。别的同学还想借了看，您还记得它吗？”他立刻睁大眼睛鼓着嘴唇对着我，“都到什么时候了，还搞封资修的那一套！王哲讲：只专不红也比不专不红好，其实就是白专道路，业务挂帅！你明天赶快把书还给我，决不让它毒害革命小将！”说完一转身急匆匆地走了。谁料想，第二天他真的向我讨书。我把书还给了他，没想到他双手颤抖着当面把书撕了个粉碎，一边还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他炯炯有神的双眼布满血丝，嘴唇带动着面部肌肉一起跳动，双手抖动得更加剧烈。至此我心中断定他一定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病！以后的日子如火如荼，“炮轰”“火烧”“油炸”满天飞，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至于潘何以想起上书中央取消党纲党章，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自从上次会后，有几周没见到潘了。一开始怀疑甲亢，后来拟诊反应性精神病，再后来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已住精神病院三周了。我好像恍然大悟，怎么在我的诊断里压根就没想到呢？定下神来又在琢磨，甲亢的特点就是三高：神经的高激动，血液的高循环，组织的高代谢。他的手如此的抖，是不是过分的高激动被误认为精神病了？一个受过三年高等教育的人精神会如此容易分裂吗？带着这三分的疑惑我决定去看看他。
往事并不如烟（2）
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到了精神病院，正逢院内放风。我和他坐在假山旁的水泥台上，看他精神并无异常，就问：“你还好吗？”他却低下头迟迟没有回答。后来渐渐抬起头来缓缓地说：“在我糊涂的时候，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人；在我清醒的时候，觉得我活着还不如一条狗！”我心里打了个寒噤，原来他如是地想着！我极力地劝他说：“还记得有一首诗吗？——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像海洋，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我们都应该热爱生活，你说对吗？”他好像毫无反应，缓缓地说：“活着还不如一条狗！”正在这时，旁边走来个高个青年，微躬着腰用手指着潘说：“他是花痴！——嘻嘻嘻嘻！”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容。“他也是‘文革’中得病的，病还没好！还有那个……那个。”潘指着远近的几个人告诉我。
秋后的冬天，天不算冷，可山医大院里却冷冷清清，人去楼空了。“文革”到了“斗批改”阶段都要下楼出院，到基层去办学。我班从济南一路步行到兖州泗水之间的城前才安营下寨。师生们都住在中学教室的大通铺上，由军宣队来领导。当地老百姓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因为我们白天下地去干农活，还有穿军装的跟着，猜想我们可能是犯错误后来劳改的。晚上我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在公社礼堂演出，老百姓只是看，又猜我们是唱戏的。后来见我们穿着白大衣在医院给人看病，还到农户家给病人针灸，才知道我们是医学生。
我和潘胜府同在一个大组，每天到城前东北方向三里路开外的一个小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