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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渐渐地亮了，虽然我一夜未睡，但一点也不觉得累，望着天边粉红的朝霞，再看看洋溢在女孩脸上灿烂的笑容，一种幸福、庄严、神圣的感情从心底升起，我为我选择了医生这一职业而骄傲，为我来到北大荒而自豪。
六天后女孩欢蹦乱跳地出院了，他爸爸告诉我，他是十八团一营的，让我有时间去他家里玩。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7年，当年的小女孩也已经是40多岁了，不知她现在在哪？过得还好吗？
医者的感慨
金钱，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生活的一种工具。钱多，则物质生活丰富一点。但对于一个尿毒症患者来说，金钱的意义则不仅于此了，它是患者维系生命的依托。这些患者的生命犹如在秋风中摇曳的稻草，抓住了它，就意味着抓住了生的希望。
对于一个尿毒症患者来说，透析就是他们生存的保障。只有得到充分的透析，他们才能更好地生存。而由此带来的经济压力，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某日中午，接班后已疲惫不堪的我，最渴望的就是一个安安稳稳的午觉，此时护士急呼来一新病人。披衣上阵后，见一位农村青年女性，脸色苍白，怯生生地坐在病床上，两手置于双腿间不断地摩擦着。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习惯性的机械用语从我口中倾泻而出，“肌酐两千多，血色素5克，血压220/110mmHg，吐不吐？”
“先透析吧！我联系透析室，先交3000元押金！”
当我埋首于化验单中一涂为快时，我看到的是一张茫然的脸。同样来自农村的我明白了这是患者对病情的无知。出于同情怜悯，我静下心来，细细为其讲解。末了，患者仍是怯生生地说：“俺听不懂您说的啥，您告俺多长时间能治好俺的病，得花多少钱？”
“您这个病需要长期透析，一个星期至少两次。再加上降压药、营养药及其他对症支持药，一个月需要五千元左右。”
“啥，五千？俺不治了，俺没钱！”
翌日，当此患者提出要求出院时，作为医者也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见到。同事们之间常常感慨：作为患者，再顽强的生命力，也需要药物及其他治疗手段支持，而这些都是需要金钱做后盾的。作为医院，只能解决治疗手段、治疗条件、治疗方案等问题，而资金问题单靠医院的力量是远远解决不了的。长期透析所需的资金，对于那些医保患者尚可耐受，而对于广大的农村居民来说，则是无法承受的。
接下来的时光，我又进入了无止境的忙碌中，渐渐淡忘了那张怯生生且苍白的脸。再次使我想起了她，是由于来自与她同乡的另一患者，当问及她的情况时，才得知她已去世，留下一双幼小的儿女。
对窗静坐，思及她的去世，及与其有同样遭遇的若干病患，我深感自己的渺小，深感作为医务工作者的无奈。内疚于自己空有一颗救人之心，却无救人之力，每思及此，也只能深感无奈与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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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情感言语无法表达（1）
远远的，就有一股浓烈的香气直往鼻腔里钻。我的嗅觉通过我的大脑反射性地告诉我，床上躺着的那个人来自遥远的藏区。那气息我十分熟悉，那是酥油茶和糌粑相互混合的产物。
看到穿白大褂的来了，病房里原本或蹲或坐的几个皮肤黝黑的汉子齐刷刷地站起身，不约而同地说道：“门吧，门吧！”“门吧”，就是医生的意思，我知道，他们是在告诉床上躺着的那个人：医生来了。
那是位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的汉子，听说医生来了，他转头注视着我，那张写满阳光和风沙而又痛苦得有些变形的脸上顿时缀满笑意。与此同时，他竖起大拇指的双手高高地举在空中，接着又放下。他不断举起又放下的双手，活像飞鸟的羽翼，嘴里说着：“哦呀！卡措，卡措！（是的！谢谢，谢谢！）”他的嘴角随着他的微笑、说话和不断抬手，不时抽动着。我向他点了点头，他便放下了高高举着的双手，使劲动了一下身子。我想他是要坐起来，可接连几次，他的努力都以嘴角更大地咧开和一声长长的嘘声而结束。我赶紧扶了一下他的手，伸出食指做了个“嘘”的姿势。于是他索性放弃了努力，就那么一动不动地躺着，抬眼注视着我。
以我的经验，我已经对那位汉子的伤势有了个初步的判断，但这只是依据初步印象做出的推断而已。印象不等于真相，要验证我的判断，我就必须寻找到足够的依据。
我寻找证据的行动是从询问开始的。“你叫什么名字？”可这句话我接连问了三次，他和他的那些同伴都以不停的摇头、摆手和微笑作答。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抬眼环顾了一下四周，我想知道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听懂了我的话。此时，他们竟纷纷“嘿嘿”地笑了起来，其中的一个一边笑着一边站起来，只见他指了一下自己的前胸，在他那些同伴面前画了个圈，对我说：“呃（我），汉话，哈莫锅（不懂）！”看着他有些滑稽的样子，我险些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但他有些滑稽的样子，却使我突然灵机一动。他的话音一落，我就转身学着他的样子，对着床上躺着的那个汉子，指了一下自己的前胸，说到：“呃（我），医生，门吧，你，名字？”没等那个汉子开口，刚才比手画圈的那位同伴大概听懂了我的意思，冲我笑了笑，然后对他说了一句：“确米及达拉热（你叫什么名字）？”随后一屋子响起爽朗的笑声和此起彼伏的“哦呀，哦呀”声。我不明白他们因何而笑，更不能理解此时此刻他们为何还能笑得出来。我刚想制止，他们却兀地安静了下来，一个个眼巴巴地望着我。那神情，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电影时，换片子的间隙，银幕前的我们无一例外的期待和渴望的目光。
就像刚刚做过的那样，我指了指自己的前胸，然后对着床上躺着的那个汉子：“呃（我），医生，门吧，你，名字？”我的话音未落，他竟又哈哈笑了起来，很快，他的笑声便被一阵剧烈的呛咳所取代了。好不容易止住了咳嗽的他连连说到：“哦呀，阿雅。”我没听清他“哦呀”后面的那个词是“阿雅”还是“阿丫”。于是学着他的语气重复了一遍：“阿丫？”他点了点头：“哦呀，阿雅。”这一次，他后面的那两个字听上去更像是前面两个字的重复。我更加迷糊了。“阿雅，阿丫？”我想再问，却终于没有了再开口的勇气，只在心里默念着，在姓名一栏的空白处写下了他的名字：阿丫（阿雅）。我怔怔地坐着，看着病历纸上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名字和名字后面那大片等着我去填写的空白，一时间，无可奈何而又不知所措。就像参加一场定向越野赛，所有的路标都已经事先设计好了，发令枪响时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双脚根本就不能动弹，或者自己根本就没有双脚。此刻，再近的终点也等于没有终点，再简单的答案也等于没有答案，再丰富的言语也等于没有言语。
但是，我不能放弃，我身上的白大褂和面前躺着的汉子不时咧开和抽动的嘴角告诉我，我必须继续我的寻找。通常情况下，询问是我必须要走的一条路，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治疗道路中最初的那一段。但是现在，这段路我找不到入口，我必须放弃，或者跃过去，重新寻找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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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情感言语无法表达（2）
我站起来，将病房所有的门窗关上，向那个名叫“阿丫（阿雅）”的汉子做了个不要乱动的手势，然后将他身上所有的衣物全部解除，一尊健美的躯体霎时间完完全全地呈现在我面前了，
看上去足有一米七八的个头，
那健硕的肌肉，那轮廓分明的脸……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伤痛，走到哪里，他都是一位引人注目的汉子。我迟疑了一下，从头部开始，而后是颈部、胸部，每触及或者叩动一下，我就看一眼他的脸。终于，当我触到他的骨盆的时候，汉子的嘴角突然长长地咧开了，嘴里“拉多，拉多”地说了两声，丝丝地抽着长气，却始终没有叫喊出来。我暗地里高兴着，把手从他的骨盆处继续往下移动，到他肌肉健美的腿，直至他肥厚的双脚和趾端，我没再见到他的嘴角再次咧开。我直起身，微笑着将他推去放射室，转身出来的时候我手里拿着X线片，那上面，清晰地显示了那个汉子粉碎得不成样子的骨盆。
大约三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我正在办公室里为一天的工作做准备。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一句半生不熟藏汉相混的话语：“哦呀，门吧——在这里。”我转过身，已经行动自如的“阿丫（阿雅）”穿着崭新的藏装站在我面前，笑得脸上只剩下一条条清晰的皱纹和咧开的嘴。我冲他点了一下头。因为他的个头整整高了我一大截，他竖起拇指、高高举着的双手，看上去像是在向我挥别。接着，他宽大的双手一合，紧紧地将我的手握住，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没等我抽出手来，他已经从怀兜里掏出了一条洁白的哈达，双手捧着，直直地呈在我眼前。他的头随之深深地埋了下去，他嘴里发出的“卡措，卡措”声也由四声变成了二声，听上去，像是在哽咽！
我赶紧低下头，任他将那条洁白的哈达挂在我的脖子上。
那条哈达，成了我至今最珍贵的收藏。无论何时，一见到操着与那个我至今仍不知道他到底叫阿雅还是阿丫的汉子同样口音，或者穿着相同服装的人，我就不由得回想起那条哈达，想起那个汉子咧开的嘴角丝丝抽动的样子，一股酥油茶和糌粑相混合的气息也会袅袅地飘来。每每此时，我就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用我新近刚刚学会的几句藏语问问他：确帕衣呷拉热（你的家在哪里）？确米及达拉热（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大声对他说：阿下，呃——确——拉——呷（朋友，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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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过年
春节前夕，妻子突然打来电话，说她今年又不准备来上海过年了。
妻子在外地工作，由于聚少离多，每年的春节，妻子都要请十天假，带上儿子，来上海过年。这成了我们之间雷打不动的约定。
去年，妻子说值班不能回来，而今年又是为何呢？
排除了一些可能性之后，我还是给妻子回了电话。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妻子向我讲述了封藏在她心里已经五年的秘密。
那是在2002年，除夕夜8时许，妻子正在妇产科值班室津津有味地看着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值班室的门一下子被撞开，没等妻子反应过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带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孕妇，已经跪在了妻子的面前。
原来，老太太从乡下赶来，是特意带媳妇住院分娩的。但由于离家的时候忙乱，拿错了钱包，押金不够，住不了院。
身为人母的妻子，在这特殊的时刻，最能体会到世间的母爱。因此，妻子毫不犹豫地替她们交了住院押金，并召回已经下班，正在和家人团聚的同事们，立即手术。经过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在大年初一凌晨5时，迎来了小生命的出生。
接下来，老太太还清了妻子支付的押金，含泪道谢告别。
作为医生，这种情况会经常碰到，因此妻子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2003年春节，妻子在上海过年，大年初一下午3时多，同事打来电话，说有一位老太太找她，并带了许多乡下特产。
妻子嘱托同事替她感谢老太太之后，原想这件事就此结束。但到2004年春节，故事得到了重演。而且，听同事讲，虽然老太太两次都没有见到妻子，可是并没有丝毫的遗憾，反而显得轻松和愉快。
去年，妻子说她特意留守在工作单位。果然，仍旧是那个时间，老太太又来到了妻子所在的科室。只不过，这次还有老太太的儿子、媳妇，还有妻子亲自接他降生的那个小生命——恩生子（孩子小名）。
通过交谈，妻子知道了老太太每年步行六小时到医院的艰辛；知道了她拿着放大镜在野外给妻子挑拣发菜的认真；知道了她每年执意要在大年初一拜访恩人的执著；知道了她用自己卖鸡蛋的钱换取乡下野味的虔诚；也知道了每次虽然都没有见到妻子，可是并没有一丝的遗憾，反而显得轻松和愉快的秘密……
“所以我今年——”妻子带着遗憾的语气试探着我的态度。
“那么我今年一定要到你那里过年，回‘老家’过年，回老太太家过年！” 我打断了妻子的诉说，坚定地回答。
此情可待成追忆
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知其中的艰辛；
有一种艰辛，你没有体会过就不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