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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剩下的事，就是处理账务、税务，并付清所有的印刷、纸张、装订厂等费用，这些事情陆陆续续进行了一年才真正结束。
把一手创办的事业结束，令人不舍，有的人怕伤心，情愿交给旁人去处理，但林海音不假手他人，她要用自己的方式亲手结束，为“纯文学”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文友、出版界、纯文学员工，甚至读者和新闻媒体，对纯文学出版社要结束，感到不舍、伤感，但林海音总是微笑地说：“这也没什么，总要结束的嘛！何况过去投注在出版社的时间已经够多了，今后我要以更多的时间写作和阅读，因为写作才是我一辈子的爱好。”当时七十七岁的林海音，在“纯文学”结束的最后一天对同仁说：“以后我们还是能做些事，我们将来可以光出版儿童书，比较简单。我以后要全心为孩子写些东西。”
“纯文学”结束前，她找来《民生报》文化版的徐开尘小姐，告诉她这件事，算是对社会公开的交代。第二天，《民生报》文化版刊出：《纯文学即将走进历史》，文中最后写道：“……她说，周围友人、出版社工作人员比她还难过，但她并不伤心，可能是急于摆脱这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真希望明天就不用来上班。’想到以后所有的时间都属于自己，林海音不再眷恋过去。她的先生何凡说过：‘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她觉得未来更值得期许。”
纯文学出版社的结束，使得文学书籍全盛时期的“五小”成为历史名词。在文学书籍最风光的时代，“纯文学”、“尔雅”、“九歌”、“大地”和“洪范”这几家专门出文学书的出版社自称为“五小”。“五小”以前在出版界是亲密盟友，文学市场式微后，彼此也互相鼓励、打气。“纯文学”的结束，不只是一家出版社的结束，也代表着纯文学性市场的萎缩，这一点使许多人感伤。
“纯文学”的收场干净利落，使作家不损失版税并取回版权；印刷厂、纸行不受拖欠，这是林海音的风格。然而，结束“纯文学”，林海音真能如她自己说的“这也没有什么，总是要结束”这样豁达吗？在长达一年的结束期间，林海音仍然每天去“纯文学”上班，看着日渐搬空的仓库，撑着精神工作，那是一种煎熬。
有一次女摄影家王信去“纯文学”看她，然后两人一起坐车回家。这些年，她每天从东区的住家到城南的出版社上班，每天都要经过她喜爱的仁爱路，虽然时空移转，仁爱路已经不像一九四八年她刚回台湾时那么好看，但是耸立的椰子树还在，这些耸入蓝天，南国风味的椰子树，曾给初返故乡满心忧愁及思念的她，带来踏实与安定。可是那天走过仁爱路想到前尘种种，她心中百感交集，突然说：“王信，我好想哭！”王信心里明白，就说：“林阿姨，那你就哭嘛！”“林阿姨当时很快用手捂面大哭起来。”王信说。
王信说到这里，我们的眼眶都红了。我感伤的不是受社会欢迎的“纯文学”结束了，“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总会有这样的一天；也不是事业成功的母亲逐渐步入晚年，这是人生无可避免的。我心中想到的是，十三岁那年失去父亲的孤女小英子！
母亲是个好强的人。认识她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的坚强与毅力，敬佩她的责任感。坚强的人是不轻易软弱的。母亲也是个有智慧的人，能舍就舍，能放就放。外婆逝世那天早上，她亲自为外婆换上漂亮、干净的衣服，她没哭，因为外婆病了很久了；我们几个女儿出嫁，她也没落过一滴眼泪。看着儿女一个个出国，她总是和父亲带着大批礼物，千里迢迢来探望我们。在海外，每隔几天就会接到她的电话，电话里她精神十足地与我们闲话家常，也不管昂贵的电话费，让我们觉得天涯咫尺。
但是，现在结束“纯文学”，她为什么忍不住掩面大哭呢？我没敢问她，因为我知道时她已生病。她不舍的不只是“纯文学”，还有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岁月吧！她“还没够”，她“怕散”。朋友来访要走时，她总说：“别走，还没说够呢！”人生那样美好，她还没够，不能散，但身体状况不允许她继续下去，“纯文学”不能不散场了。
母亲晚年身体眼力都不好，有一次她上餐厅吃饭，灯光比较暗，她看不清楚怕摔跤，突然有点生气地说：“你们谁来搀我一下，我看不清楚！”那个不让人搀、说过“别把我搀老了”的母亲，不得不服老了。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纯文学出版社走入历史。自一九六八年成立，二十七年以来，“纯文学”一共出版了四百多本高品质的书。有人说，作家以在“纯文学”出书为荣，书店以没有“纯文学”的书为憾。
而大部分“纯文学”出版的书，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其他出版社选走重新出版，包括林海音自己的书。这些书不但重上市面，而且有些很快再版，这也可以看出林海音当年选书的眼光及水准，好书是不会被埋没的。
1。岁月的纪录
连着两个星期，每天午后，我坐在台北父母亲家的餐厅餐桌边，把一叠叠相簿，按着母亲依年代编的顺序翻阅着。一张张照片，一个个画面，拼出一幅幅全家福：诚实正直的父亲，聪慧勤劳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辛勤努力建立起这个家。多年前母亲写道：“我们的生活情趣重于物质追求，在这十三叠半的天地里，实在是健康多过病弱，快乐多过忧愁，辛勤多过懒散。”
印象中，我们几乎没有被父母斥责过，更没有被打过，这倒不是我们特别乖巧或是父母放任不管，有次父亲接受访问时的回答很妙：“因为我从小没有挨过揍，所以不会揍人。”
正如父亲在那次访问中所说的：“我们传家并不讲道，只是以身作则，不为无益，努力赡家，子女看了自会受到影响。”
母亲午睡起来，我给她冲一杯加糖的奶茶，母女俩就这样一块儿看照片。父亲写完稿也常常加入。有时，我们移到客厅舒服的沙发上，看看照片，吃吃点心，停下来聊聊天，或是就这样闲散地一直坐到黄昏。
从客厅的长排玻璃窗望出去，落日余晖照射在国父纪念馆的大片金黄色屋瓦上，衬托着人行道上一排两层楼高的绿树，益显青翠。母亲说：“你瞧，我坐在这儿，从这个方向望出去，常常把那排屋顶当成是天了，我想今天天气真好，天空金黄金黄的。等站起来一看，才知道那一大片金色是屋顶，真好看啊！”
父亲说：“咱们刚搬来时，那排树还没那么高，现在全长到二楼上来了，含英，这是什么树来着？”
“槭树啊！”母亲说。
中年的女儿从外地归来，与年迈的双亲共享生活中琐碎记忆。在那些黄昏对话里，我心里充满了感恩与满足。
每次我们从国外回来探望他们，放下行李，迫不及待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客厅大茶几下面的一大叠相簿取出来欣赏，那些都是母亲最新照了放进去的。一本本新相簿，把中断的岁月连接起来。不论在花前、美食前、美景前、满桌书稿前，或是文人雅集中，母亲总是穿着亮丽高雅，神采奕奕，有些照片我们早就陆续从母亲寄来的家信中收到。两岸开放后，她寄送照片的对象更增加了大批的大陆亲友。她照了美照送人，不是炫耀，而是分享。她从不掩饰自己爱美之心，人家称赞她美，她会很高兴地说：“真的吗？真的吗？”她的神态有点娇娇的！
她常常会在照片后面写几句话。在一张手托腮沉思的半身照后，她写着：“无皱纹是因为傻瓜相机好，满头华发是成熟的表记，手上青筋暴露是勤勉的记号。”在一张满桌佳肴前，她幽默地写上：“想吃！”两个字。给四十多年没见面的老同学李菊同寄张与丈夫何凡、儿子祖焯的合影，她在后面俏皮地来上一句“与凡夫俗子合影”。在与一株盛开的昙花合照后面，她写道：“大家等呀等呀，花苞涨大了，几乎是听到‘叭’一声，就剥裂开，爆出一大朵洁白得像白玉的花。”
那些照片后面的话，是她的生活随感，亲切、机智又有文采。后来几年，她几乎都是这种图文并茂来代替家书了。
母亲五岁去北京，三十岁回台湾，所有的照片全没带出来。她遗憾那段成长因为没有照片而成了空白，也就特别珍惜用照片留下岁月的纪录。
母亲后期的作品中采用许多照片，在《奶奶的傻瓜相机》里，有一篇《他们都长大了》，她找出了四张我们童年的照片，再配上四张我们的子女小时候照片。有趣的是，这几张父子、母子童年相片，不论长相、表情、神气，都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在上百本的相簿中，真亏她搭配了这么巧妙的组合。对她来说，这承传是人生的一种圆满，这比她自己得到什么奖，都重要得多、满足得多。她每次照完相，总是迫不及待地去加洗。到了晚上，她已坐在灯下，戴着老花眼镜，把那些加洗出来的照片一一寄给影中人。她这么忙，对朋友却非常周到。有朋友生孩子她第一个上医院去看，还进去为小婴儿拍照，说：“林奶奶来看你了！”小婴儿出生没几个钟头，头上还带着血呢！她的百宝箱里为许多朋友保管了永远失去的时光。
2。勤奋过日子
如果只用两三个字来形容林海音，那就是“勤奋”，她的小女婿钟建安就说过：“妈从清晨睁开眼就没有一刻停过。”
一九一八年出生的林海音属马，她是一匹勤劳的马。
林海音的“勤”遗传自父母，林家人都是勤快爱整洁。有一回祖焯曾和母亲林海音讨论到这一点，结论是，爱好整洁的民族（比如美、日、德）都较强盛，而爱整洁的家庭也不会衰落，因为勤劳。
一九###年，在何凡八十寿诞及与林海音结婚五十年的金婚宴上，旅美诗人郑愁予上台朗诵了一首诗，以“南海观音”来形容林海音的雍容自得，他表示在台湾这四十年来有两句使人振奋的话——诗人周梦蝶的“直到最高寒处犹不肯结冰的一滴水”，另一是何凡的“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前者是生命升华到极点的一滴快乐的泪，后者是穿越黑暗冲进黎明的脚步声。郑愁予说：“其实，何凡先生的黎明是与睿智同在，八十岁多半是优游而过，何曾追赶。况且，老伴海音做什么事都是捷足先登，就是追也没有用。”
这段话引起满场笑声掌声，很传神地点出了林海音的“勤”。林海音做事很少假手他人，她常常是动起手、抬起脚就去办了，她等不及别人去做。
林海音“勤”，表示她身体好，能应付，同时也是她对事情有强烈的责任感。她的大女婿、执教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庄因，就认为林海音的“勤”是“自尊”的表现。他说：“我的岳母处理事情利落非常，立竿见影，速战速决而不拖延，甚至令人多少感到‘咄咄逼人’的气势。老子说：‘一日勤，二日俭，三日不为天下先。’对二、三两项，我的岳母是有某种程度保留的，但是对‘勤’一字，当之无愧。”
母亲的“勤”还表现在家务上。多少年来，她都是每天中午回家做午饭，有段时间，每天中午下班，我和母亲及祖葳（当时她还没有结婚，我们两人都在纯文学出版社帮母亲）先经过《国语日报》社接父亲（他当时担任《国语日报》社长），再一块儿回家，吃过午饭，再一起去上班。
那时母亲家里用了一个半工阿珍，每天早上母亲出门上班前，交代阿珍把需要炖或红烧的菜先做好再走，中午下班回家一进门，母亲就先奔向厨房，洗个手，系上围裙，一会儿工夫香喷喷的菜就端上桌了。不管是素炒青菜、豆芽、榨菜肉丝、豆干里脊或是醋溜鱼片，这些简单的材料到了她手里，三两下就色香味俱全了。在台北还没流行小炒之前，母亲做的小炒就已很有名。遇上吃饺子时，从拌馅、和面、擀面皮，母亲更是一个人包办。她一个人擀的皮，可以供应四个人在边上包；她做的牛肉馅饼，比北方馆子的还道地，牛肉馅饼配上早上熬好的绿豆稀饭、现拍的黄瓜拌粉皮，大家吃得精光。她会说：“以前我们在北平大家庭时，你奶奶最会招呼孩子们多吃。有时吃得盘底朝天，她会开玩笑地说：‘真是吃得家人落泪、狗摇头啊！’”所以有一阵子，我们流行说：“妈，你今天炒的菜，又要吃得家人落泪、狗摇头了。”
后来，我们子女陆续出国，只剩下父母两人，也不再用半工，但母亲有很长一段时间仍维持每天中午下班做午饭的习惯。有时朋友说：“海音，你那么忙，就少做中午这顿饭了吧！”母亲说：“我喜欢做嘛！”
其实不只是她喜欢做，也因为父亲喜欢吃她做的菜。同时父亲每天有午睡的习惯，回家吃饭后，可以小睡一会儿再去上班，这些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