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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只是她喜欢做，也因为父亲喜欢吃她做的菜。同时父亲每天有午睡的习惯，回家吃饭后，可以小睡一会儿再去上班，这些母亲都考量到。在祖葳的记忆里，母亲常常忙完了出书，打一场小牌，夜深回到家，又在厨房里忙第二天要请客的菜。她说：“妈不论做什么总是兴致勃勃的。”
大女婿庄因以“爽、真、勤、威、善”五个字来形容林海音，真正点出了林海音的性格。
林海音曾说过：“跟我这个人交朋友，不要在心里算计，我什么都放在面上，包括急躁的脾气。”一位老友就说她：“她跟好朋友在一起，直言相谈，言无不尽；可是在背后，她护卫着她的朋友，她会说：‘得了罢，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背地里这样讲人家？’她关心朋友，出于至诚。”林海音比较敢说率真的话，某些方面有点天真，别人被她抢白一顿，并不觉得是羞辱，而是有一种被指出错误的感觉。
林海音洞悉人性，目光有时十分锐利，一位摄影家在第一次拍摄她时就说过：“她那好像一眼就要把人看穿的眼神，令我招架不住。”目光锐利再加上她直言不讳，使人敬她也怕她，在她面前不敢乱来，因为她会当面拆穿。
对于“威”这点，庄因认为林海音是个自信十足、洞察敏锐、能力高强而不轻易依仗别人的人，这种人定然会站在盱衡大局发号施令的位子，必然生威，别人也就生畏，他说：“有威必有望，她对人严而不苛，情理并重，事必躬亲，以仁德忠厚对待，这样的威是令人服膺而不伤人的。”
林海音也兴趣广泛，阅读、旅行、搜集小玩意儿（剪纸、手帕、大象、钱币等）、听戏、看电影、电视、看表演、做手工、打打小牌……不分东方西方，不论现代古典，她都能接受。她平日工作要接触许多书稿，还要开会、讲话，因此日常生活中尽量让自己轻松，电视节目中的日本相扑、女子体操、布袋戏、地方戏，她也都有兴趣。
早年她学缝纫、学打毛衣，学英文、日文、书法，之后又学开车、画画、电子琴……她不是随便学学玩玩，她认真地去上课，回家还练习。早年学缝纫时，她为几个女儿设计缝制了好些件漂亮别致的小花裙。常常一穿上身，引起巷子里其他小女孩羡慕的眼光，回家要妈妈也照做一件。早年刚到台湾她学缝纫不只是为兴趣，为省掉买衣服的钱，还为了贴补家用，她从洋裁学校带工作回家做，赚点外快。
有一次她想学摄影，特别请朋友在日本买了单眼照相机，还配备了三个镜头。在她那个年龄，很少人愿意学这种麻烦的换装镜头的照相机，她很认真地向摄影家请教，还做笔记，她用那个单眼相机拍了不少照片。后来连摄象机都买了。晚年如果不是生病，她一定会买电脑或玩数码相机的。
曾有朋友看她拍照时换装镜头，就说：“海音你不嫌麻烦啊！”她说：“好玩嘛！”她觉得这样生活才有趣味，这也是一种动手动脑的乐趣。
对于新的产品、新的发明她都有兴趣尝试，从最早的电唱机刚“传入”台湾，到后来洗衣机、洗碗机、微波炉、吸尘器、除湿机，她一样也没错过，都高高兴兴地率先使用。她说：“我非常感谢发明电器的人让我节省下做家务的时间来写作、看书、交朋友。我常常摁了钮看机器操作，打心底的赞美感谢，就像信教的人感谢主一样。
3。爱家恋家
林海音在身体好，工作力强，精神旺盛的年纪，不但喜欢自己做菜，也享受吃，她说过，有时她想到下个星期要吃什么，整个星期她都会盼着。但她对那些昂贵的鱼翅、燕窝，或一些大费周章做出来的菜一点兴趣也没有；她爱吃一碗道地的炸酱面、一盘炒得米粒喷香的炒饭，或是一碟嫩嫩的白斩鸡沾蒜末……妈妈爱珍在世时，常常拎个小包就上“纯文学”送吃的来了，她一进办公室，办公室的宋小姐就会说：“林先生，婆来了！”
笑眯眯的爱珍，打开包袱皮，拿出一盒还温温的东西用台语说：“早起市场呒卖土鸡，我撒了一只给伊，拢切好啦。”她知道大女儿最爱吃白斩鸡。
妈妈爱珍在一九八三年夏天去世，享年八十一岁，有十三个内外孙。她去世后，林海音常会遗憾地说：“唉，还有好多话儿想问我妈，拿起电话，一想她已不在了，我妈一向身体不错，我以为她能活到九十岁。”
妈妈爱珍去世后两个月，《城南旧事》在台北重新排印出版，林海音在扉页上写道：
谨以此书献给
先母林黄爱珍女士——一位中国的女儿，中国的妻子，中国的母亲。
林海音晚年写过一篇回忆短文《三妹，你在哪儿？》，写她八岁那年住在虎坊桥，一个炎热下午，三岁的妹妹燕珠突然不见了。“三妹，你在哪儿？”英子整个院子、房子都找遍了，就是没有回音。她急得到门外看，门口有两座石狮门礅，她常和三妹站在门礅上看街景。但是门礅上坐着一个“老要饭的”，“要饭的，有没有看见我的小妹妹？”要饭的摇摇头。英子急得哭了，妹妹准是给“拍花子的”（传说用迷药拍小孩的头，小孩就会跟着走）拍走了。英子抹着眼泪跑进屋，除了叫“妈”，没有别的办法。最后，在黑漆漆的贮藏室里，看见方桌上好像趴着一只小猫在动，不是小猫，是三妹！“阿珠！”她喊，三妹抬起头向英子傻笑，她正在玩一堆铁蚕豆呢！
许多年后，她们长大了，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英子全家都到了台湾，三妹留在大陆，三十多年音讯全无。她常常念着：“三妹啊！你在哪儿？”每一想起没有消息的妹妹，她就“回”到虎坊桥宅院饭桌上趴着的那只“猫”，她想，只当三妹死了罢，说不定她真不在人间了，这样心境还会舒坦些。忽然，某年某日从亲戚的亲戚那儿得知，三妹还活着……此后每年她们总设法到香港见个面。一九九八年九月，三妹燕珠终于从上海来到台湾，这个她从未见过面的故乡，探望生病的大姐及弟弟燕生、妹妹燕玢。五十年没有说台湾话，燕珠差不多都忘了。林家四姐弟终于团圆了（二妹秀英已在妈妈爱珍去世前一年病逝了）。北京南城晋江会馆那个台湾小家庭里的小妇人，那只三岁的“猫”如今都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妇人了。
也许是爱家、恋家的个性，使林海音一向对孤儿有说不出的同情与爱怜。她总觉得一个人自小没家、没父母，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是多么悲惨的事！有一次，有人问她为什么特别喜欢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她说，马克·吐温家境贫困，十二岁就失去父亲，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在小镇上当个学徒，但他带给世界文坛的不是他贫困的童年，不是无告的悲惨世界，而是一个有声有色的生活经验，它包含了发人深省的人生哲学以及冒险的梦和精神。
马克·吐温被称为“伟大的观察者”，而林海音这一生不也是观察得厉害吗？她对人生的观察超过了她个人经历。
对于苦学的人，林海音总有一份说不出的亲切与同情。一九七七年，她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第一本出版的儿童读物，就是早夭诗人杨唤的童诗《水果们的晚会》。林海音说：“杨唤从小没有家庭温暖，连肚子都吃不饱，怎么会给小朋友写出这么有童趣、可爱的诗？我每次读他的作品，想到这个苦命的孩子都好心疼！我要把他的诗用活泼漂亮的彩色印出来给小朋友。”后来这本杨唤的《水果们的晚会》果然出版得鲜艳活泼。
儿歌中，最使林海音感动，记忆深刻的是“小白菜，地里黄”：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三岁孩子没有娘啊。
跟着爹爹还好过呀，就怕爹爹娶后娘呀。
娶了后娘三年半呀，养个弟弟比我强呀。
弟弟吃面我喝汤呀，端起饭碗泪汪汪呀。
亲娘想我一阵风呀，我想亲娘在梦中呀。
每次那一声幽怨的“小白菜呀”一出口，她就会哽咽住。她说：“不是我感情太脆弱，而是它激发了人的同情心，孤苦离别是人间最大的不幸啊！”
在林海音主编《联副》时代，桑品载写过一篇文章，描写他十一岁跟着军队在仓惶中从舟山群岛来到台湾，下了船，带他来的人竟把他丢在基隆码头就走了，他一个人站在码头，心里非常恐慌、害怕。这篇文章写来很苍凉，后来，林海音就管他叫“没爹没娘的孩子”，她说这话充满了慈爱。
她也常常跟孩子提起另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就是她当年在春明女中的同学，后来成为著名演员的白杨。白杨因家道中落，父母把她扔给乳母，在贫苦的乡下过了六年供差遣做苦工的凄惨日子，直到九岁才被大哥赎回。念到四年级，因为母亲亡故，父亲又没了影儿，兄妹就各奔前程。林海音说：“白杨当年就这么一个小女孩自个儿奔生活，奔前途，后来成了大明星。”其实，她自己不也是一个小女孩自个儿奔生活，奔前途吗？不过，那时她不是孤苦一个人，她有妈妈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人在她身边，这点对她很重要。她不怕吃苦，只要有家人亲友在身边。
一九九○年她又与白杨在上海重逢，从此她们一直有书信电话来往，她还把当年春明的同学余叔岩的女儿慧文、慧清等人都召集了。但如今慧文、慧清、白杨都去世了。
有一次她读《沈从文自传》，这本自传写的是沈从文二十岁（约一九三○年）到北京为止。林海音非常欣赏书后沈从文那几句耐人寻味的话：“……这运货排车把我拖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沈从文，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便开始进入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林海音欣赏这句话是因为，她自己也是永远在学那学不尽的人生，一直到老。
有一年，林海音的二女婿张至璋发表了一篇自传体短篇《镜中爹》，写的是他幼年时在轮船公司工作的父亲常常教他折纸船玩，后来，他真的与家人坐大船来到台湾，只是父亲未能登上船。四十年后他去大陆寻父未着，一天却在镜中发现自己与父亲容颜一样。林海音在报上看到这篇文章后很感动，打来长途电话给张至璋，说：“你们总得想办法继续找下去啊！”张至璋的另一篇小说《黄昏行》，是写一位退休丧偶的老师，拗不过学生的热心，从宜兰坐火车去台北“相亲”，但在表明无意续弦心迹后，独自一人坐夜车返回宜兰，他在那儿虽孤寂，却有亡妻的坟茔及回忆。文章在台湾刊出后，当时的主编寄来剪报，并加了一行字：“令岳母看了感动得流泪。”
张至璋说：“这两篇文章，一个是父子情，一个是夫妻情。为什么妈会感动？因为它们都是亲情离散的故事，这点妈最受不了；而文章中的主角都有某种坚持，这却是妈最欣赏的。”
4。一生宽宏大度
作家隐地在三十多年前自费出版了一本《隐地看小说》，林海音总是十本、二十本帮他向友人推荐。隐地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愚昧迟钝的我，要迟至今日，才突然发现，整本《隐地看小说》，不管是最初的版本或十四年后重排的扩充版，在谈及的三四十位作家和作品中，竟然从未说到林海音的书和人，她是何等宽宏大量，对一本未提她作品的书，竟然不断给与鼓励和称许，和眼前这个彼此利益互送的年代，林先生单纯地提拔新人，更特别像一则传奇。”
去年我读到这篇文章时，也才恍然发觉，我写了两本作家访问记《她们的世界》、《握笔的人》，一共访问了近三十位作家，竟然也没有母亲，而这两本书还是母亲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为什么我没想到访问母亲，我不明白。但肯定的是，她一点也不在乎。
七十年代中期，台湾的著作权人协会成立，当时有两大目标，一是修改一九二八年制定的已不合时宜的著作权法；二是阻止出版品的翻版、盗印。这个组织刚成立时，很需要有图书出版、音乐、唱片、绘画各行业的人物出来登高一呼，时任著作权人协会总干事符兆祥就去找林海音，林海音认为这件事早就该做了，所以一口答应，还热心地把其他出版同业像《读者文摘》的林太乙女士、《国语日报》等拉了进来，其他人看到林海音这样地位的人都出来了，也就跟着来支持了。符兆祥说：“当时这件事与林先生的事业利害关系并不大，但她不但出力出钱，还在会上踊跃发言，她说的话也很有分量。像林先生这样有社会地位的人，往往爱惜羽毛，独善其身，不敢支持一个新的组织，但林先生不怕。今天台湾的著作人能得到著作权的保障，出版界没有盗版的困扰，跟林海音先生最早投入所打下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她的热心奉献，我们的著作权推动会晚好几年。”
在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