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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岸原名蒋璧厚，是他父亲给他取的名。至于这名字的意思，屠岸说：“大概是希望我成为一块很好的玉吧。至于用‘屠岸’作为笔名，我是学鲁迅，用母亲的姓。‘岸’字有对当时反动政府傲岸的意思，我很喜欢。”
１９５９年，陕西省秦腔赴京演出团带来了秦腔剧目《赵氏孤儿》，但不敢公演，因为此剧在当地受到了某些权威的批评，所以只能内部演出，征求意见。这时，在《戏剧报》编辑部担任领导工作的屠岸写文章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正面批驳了那些错误意见，为这出戏脱去了“认贼作父”、“曲线救国”两顶大帽子，肯定这是一出好戏。这样，此剧得以公开演出，北京京剧团也把《赵氏孤儿》改编成京剧演出。
当时，陕西省有关方面把屠岸所写的那篇文章作为“学习材料”印发给剧团的演员等参考。一次，有位演员对作者“屠岸”质疑：是屠岸贾（《赵氏孤儿》中的主要反面人物）的后代吗？为什么屠岸贾派他的后代来写“翻案文章”？！采访时，屠岸不免尴尬地苦笑道：“当年，我用‘屠岸’作笔名，用的并不是‘屠岸’复姓，用的是姓屠名岸，那时并没有读过秦腔本的纪君祥的那出著名元代杂剧，也根本不知道古代有个大奸臣叫屠岸贾！”
“我读小学一年级是进的‘女西校’（也收男生）。到二年级，母亲把我转到塘河畔的冠英小学（觅渡桥小学前身），从此我就在这所小学里读到毕业。”屠岸说，学校里有位叫余宗英的女老师是位“自己的亲父母所不可代替的人生领航人”，常常为他和同学们讲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的故事，在他的心田种下了爱国主义的苗子。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2）
屠岸的家就在冠英小学旁，与瞿家祠堂是隔壁。“如今，瞿家祠堂已改为瞿秋白纪念馆。瞿秋白与我父亲是同学，从父亲口中我曾听过一些有关瞿秋白的事迹。我的父亲曾公费留学过日本，学的是建筑工程，回国后当过工程师，也受聘过中学校长、大学教授。父亲给我的影响是做一个正直、爱国的人。”
夜灯红处课儿书。屠岸在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就教他古文，读《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后来又教他《唐诗三百首》、《唐诗评注读本》。“我对诗的爱好，就从这时开始养成。她先是详解文章的内容，然后自己朗诵几遍，叫我跟着她诵读。她规定我读３０遍，我就不能只读２９遍。母亲教我用家乡常州的口音吟诵古诗。这个吟诵调是我母亲从我的大舅公那里学到的。从此，我读古典诗词必吟，不吟便不能读。如果环境不宜出声，就在心中默吟。平时母亲一面干活一面吟诗。有好些古诗名篇我能背诵，是听母亲吟诵而听熟了的。”屠岸说，他愿意按照母亲教的调子完成诵读若干遍的任务。“我好像是在唱山歌，对文章的内容则‘不求甚解’，只是觉得能够从朗诵中得到乐趣。”但长大后“反刍”这些诗文，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其中的含义，成为终生的精神财富。在母亲的教诲下，屠岸从小掌握了古诗词的遣词造句方法和平仄格律，这为他以后从事旧体诗和新诗创作以及十四行诗的翻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直到今天，有时候屠岸心中默吟起那些诗篇，脑子里就浮现出母亲的形象。薄暮、窗帘前，出现了母亲的“剪影”；或者黄昏、灯下，展现了正在做针线的母亲的侧面———宛若清晰地听到从她口中流出的一句句唐诗……
小时候，屠岸非常喜欢画风景画。在觅渡桥小学读书时，他的风景画曾被送入武进县学生画展展出，受到奖励。“我的画都是通过水彩或水墨对英国风景画家透纳的风格进行模仿，虽然我当时对透纳的风景画的精髓是什么并不了解。”透纳始终是屠岸作画时心仪的大师。如今屠岸到外地旅游时，也不忘随身带上画笔和速写簿，“我不是职业画家，我的画只在家人和朋友间传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乡如画的风景、动听的歌谣，潜移默化地刻映到屠岸年幼时的脑子里。他学会了用眼睛默默地去看，用耳朵仔细地听，他所留心的一切，后来都化做了充满意象的诗句，让人揣摩和品味。
在母亲的吟诵感召下，屠岸渐渐开始偷偷地作起旧体诗来。他说：“那是一种极为艰苦而又有乐趣的劳作或游戏。要把胸中激发出来的思想或情绪用诗句表达出来，要把一个一个字连缀成句，要照顾到平仄、韵脚、句式、对仗等等，这对于我当时作为一个孩子来说是很难的。但是我苦中作乐，乐而不倦。母亲没有责备我‘不务正业’，相反还拿起笔来认真地作了批改，这对是我极大的鼓励。”直到解放后，屠岸被调到北京后每有新作，都要寄到后来定居在苏州的母亲那里，去向她汇报，向她请教，这成了母子之间思想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
绰号“尤里卡”与“诗呆子”的背后
屠岸的母亲是开明知识分子家庭里出来的大家闺秀。她知道好男儿志在四方的道理，因此极力主张屠岸走出相对于全国来说已经狭小的常州，到上海去接受新文化、新思潮的洗礼。１９３６年，屠岸挥手作别了故乡熟悉的林木河流，到热闹繁华的大上海，考进了当时很难考进的江南名校江苏省立上海中学。
与故乡常州比，大上海俨然一个万花筒。最让他兴奋的是五花八门的各类书刊，他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并有意识地把这些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理解和探索一些让他困惑的社会现象。
１３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屋外寒风呼啸，滴水成冰。不知怎么，他被一股情绪牵制着，坐卧不宁。屋里实在待不住了，他索性来到学校的操场上徘徊。天上挂着一轮惨白的月亮，四周静悄悄的，感受最深切的就是那寒冷如刀的北风。突然，他想起大街上那些衣不遮体的穷苦人，这时候他们该如何度过？有谁去关心帮助他们呢？诗使他找到了表达情感的突破口：“天上是孤独的月亮 ／ 我站在操场上 ／ 想那些衣不遮体的穷人……北风呼呼如狼似虎。”（《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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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3）
这是屠岸的第一首诗，虽然没有发表，其中的一些句子也已忘记，但当时那股情绪冲动一直铭刻在心。正是这种情绪促使他日后走进了革命的队伍，并不断挖掘深化自己的思想。屠岸说，在所有的古代诗人里，他的心与杜甫最接近，特别是在祖国经历苦难岁月的时候，他和杜甫隔着时空在灵魂深处进行对话。
屠岸的第一首诗发表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日上海“孤岛”时期的《中美日报》副刊《集纳》上，诗的题目叫《孩子的死》。“处女作是篇散文诗，写的是一个农村孩子在日寇入侵时为保卫祖国而投奔抗日阵营，最后战死在沙场上。那时是在抗战时期，皖南事变之后，是有感而发。但我生长在城市，诗中的人物是凭想象描写的，诗很幼稚，但感情真实。”屠岸说，“写诗开始时是由于读了不少诗，自己感情高涨时，觉得需要宣泄，就用了诗的形式。”
那时，屠岸的诗歌写作受冯至、艾青和卞之琳影响较大，比较注重诗的语言提炼和表现张力，能比较自觉地把个人感受与思想意蕴结合起来。诗人的命运往往是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攻占了上海租界，“孤岛”业已不存在。屠岸这时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兽行径他满腔仇恨，作为一名学生虽然他没有拿起刀枪，但民族尊严和民族气节使他下定决心，不给任何敌伪报刊写稿。
“我学英语从学英诗开始的。还没有学语法，先学背英诗。我读高中时，表兄进了大学英文系。他的课本英国文学作品选读和英国文学史都成了我的读物。我把英诗１００多首的题目抄在纸上，贴在墙上，然后用羽毛针远远地掷过去，看针扎到纸上的哪一题，便把那首诗找来研读。经过两年多时间，把１００多首诗都研读了一遍。然后选出我特别喜欢的诗篇，朗读几十遍、几百遍，直到烂熟能背诵为止。”屠岸说，读高三时，不顾功课，沉湎于写半通不通的英文诗。
一天，屠岸正在理发馆里理发。不知不觉地，他心中默诵起英诗。突然领悟到一句济慈的诗的意义，屠岸兴奋得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大呼“好诗”！正在为他理发的师傅惊得目瞪口呆。后来，这事传开去，屠岸得了个绰号“尤里卡”。
著名学者、教育家唐庆诒是屠岸读上海交通大学时的英语教师。尽管他双目失明，但讲课精彩，对学生和蔼、亲切，深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屠岸回忆说：“先生每周给我们上两节课，全用英语讲授。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他说，你们学英文要做到能听能说能读能写能译，要做到脑子里不用中文而用英文思考问题。”
一次，唐庆诒嘱屠岸到他家去一趟。屠岸如约来到霞飞路上方花园师宅。唐庆诒对屠岸说：“我因目盲，不能阅读。所以请你来，为我朗读中文和英文的书、报、刊，每周一二次，可以吗？”屠岸知道先生是看中了自己的国语和英语发音准确流利，功课也好，所以要自己来帮他解决阅读问题。屠岸喜出望外，因为这是一个接近先生又能为他服务的难得的好机会，于是毫不犹豫地说：“为先生读书报，是我最愿意做的！”
此后四五年间，屠岸每周登门一二次，风雨无阻，为唐庆诒朗读他需要了解或进一步熟悉的文学经典以及新闻报道之类。屠岸回忆时说：“朗读时，遇到我不认识的字、不懂得的文句，先生随时指点、解惑，或指导我查阅参考书。因此这种‘伴读’本身往往就是优于教室听课的一种学习。后来我又为他查找资料，整理他的文稿，中文则手抄，英文则打字。这也是极好的学习。我师从他真是得益匪浅啊！”
一天，唐庆诒说：“你为我读书报，我给你一点回报吧！”于是他教屠岸古文和古诗。他家藏书极丰，让屠岸把线装书《瀛奎律髓》、《杜诗镜铨》等找出来，从中选出若干篇教屠岸。
１９８６年６月，唐庆诒以８８岁高龄病逝于上海。屠岸因病未能参加追悼会，对此屠岸至今深以为憾。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4）
１９４３年夏天，屠岸曾暂住在江苏吕城农村一段时间。在那里，他迎来了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一个多月时间里，前后共写了５０多首诗。这一时期他的诗短小凝练，遣词造句讲究，语言干净清爽，在意象的锤炼上也颇见功力，有小令般雅致的美。如《古诗》、《小城》、《暮》等都突出地表现出这一特点。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叩门》，则把作者向往革命、向往新生活的那种急切、新奇又惊悸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说：“当时，我白天在田间、地头、河边、坟边观察，领会，与农民交谈，体验他们的情愫，咀嚼自己的感受；晚上就在豆灯光下、麻布帐里构思、默诵、书写、涂改，流着泪誊抄，有时通宵达旦。”
一天半夜里，屠岸朗诵新作，当诵到“天地坛起火了……”这句时，他的嗓门使隔室的居者惊醒，以为天地坛（乡间祭祀天和地的小庙宇）真的起火了，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跑到屠岸所在的屋里来问是怎么回事。等弄清了事情原委，他与屠岸相视而笑。从此，这位兄长叫屠岸为“诗呆子”。
“老运动员”的“地下艺术创作”生活
抗战胜利后，屠岸在《文汇报》、《大公报》、《时代日报》等报纸上发表诗歌，并在１９４５年冬与挚友们成立“野火诗歌会”，诗歌会延续了两年，最后被迫解散了。
１９４６年２月，屠岸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患了比较严重的肺病，在上海交大读四年级的屠岸被迫休学。休学后，屠岸在地下党组织内做一些组织联络和调查研究的工作。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之中。１９４８年，屠岸在《盲者之歌》里，表达了自己愤怒、痛苦的心灵独白：“是的，我还能够听到 ／ 狱官的厉唤和囚徒的怒吼，／ 刽子手磨着冷亮的钢刀之声霍霍，／ 我也嗅到硫磺的毒焰弥漫，／ 受难者的尸体散发出血腥和腐烂的气息；／ 而太阳离我太远了，／ 寒冷啊，我只是在黑暗的寒流中起落！”当然，面对反动派的恫吓和屠刀，诗人并没有被吓倒，他反而唱出更加激越的强音：“哦，让三棱镜把远距离阳光的焦点／聚集在我的躯体上，让它／向着夜中国的荒原燃起一股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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