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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８年，屠岸翻译出版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集《鼓声》，借用惠特曼激昂高亢的诗句来为革命擂鼓助威，并预示代表中国未来的共产党将取得胜利。“惠特曼的《鼓声》是我的第一部诗歌译作，是在哥哥和未婚妻的资助下自费出版的。惠特曼是自由诗的创始人。选择他还有象征意义，当时美国的南北战争惠特曼支持北方的林肯，南北战争以北方胜利告终，我想以此来象征代表中国北方的延安、西柏坡将战胜代表南方的蒋介石的南京。”与此同时，屠岸还进行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和阐释工作。屠岸感到欣慰的是“文革”中《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手抄本还在边疆的知识青年中流传。卞之琳评价屠岸的翻译水平“标志着译诗艺术的成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屠岸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饱沾浓墨，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诗《光辉的一页》，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表在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５日上海《解放日报》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里，屠岸的诗歌创作似乎停滞了，很多人对此疑惑不解。屠岸说，他也想写讴歌祖国的政治抒情诗，可拿起笔来，总觉得写不好，慢慢地文笔涩滞，也就很少写诗了。作为心灵诗人，屠岸对现实生活并没有回避，但在诗艺上，他却极力逃避诗歌的概念化和口号化。
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文艺界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听到这一口号，屠岸兴奋激动了一阵子，提笔写出一些个性鲜明的诗和文章。那时，他正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工作。１９５７年春，他在中国文联的墙报上撰稿说：“现在文艺报刊编辑部有些领导是外行，领导干部应该选举产生。”此话一出，立刻捅了马蜂窝，屠岸被认为是右倾思想严重。尽管单位的上级领导一再保了他，可他写的检查总是过不了关，痛苦、郁闷和迷惑折磨着他，他彻夜失眠。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5）
屠岸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像烧红的铁砧上挣扎的鱼，整天担心吊胆地没日没夜地痛苦的检查中备受煎熬。１９５５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是这样，１９５７年“反右”时也是这样。
屠岸说，仅仅因为他和胡风见过一次面，以及在解放前曾在学生文娱晚会上朗诵过“胡风分子”绿原的诗，掌握运动的人就宣布对他审查，撤销他的党小组长的职务，停止组织生活。后来以田汉为书记的中国剧协党组，经过内查外调，总算查出来他不是胡风分子，宣布撤销对他的处分。
这一关总算过去了！转眼又有“反右”斗争这一关。这年春天，号召整风，鼓励争鸣，文联墙报编者约他写稿。他就写了一篇有关选举问题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主张文艺刊物的主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应民主选举，选懂行的人来担任，再由党组批准。这篇文章在反右时成了一条大罪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当时被认为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所幸的是，当时以田汉为首的党组把他保护过关了。可是在档案中留下了“思想右倾”的评语。他因此需要“继续改造”，第二年就被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农村劳动。
“被下放到离北京不远的河北省怀来县土木乡当乡党委副书记，每天的劳动强度都比较大，对于我这种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来说，体力劳动是很好的锻炼，但我在心理上承受不了那种随时可能会被调回北京挨批的压力。”极度的痛苦和焦虑不安使屠岸患上了神经官能症，他彻夜失眠，精神呆滞，后来就病倒了。因为肺病复发，病情严重，他回到北京接受治疗。不久总算恢复了工作。但紧接着三年困难，因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加上心情恶劣，他的肺病极度恶化。１９６３年，在医院里他被切除了部分肺叶。
１９６６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犹如一场疾风暴雨，把中国的知识分子砸了个晕头转向。大批干部被“打倒”，至于几年前的“落网之鱼”在这次浩劫中更是无一幸免，屠岸便是其中的一个。一夜之间，他被戴上了个“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虽然未受皮肉之苦，但是大字报铺天盖地，还经常有人对他当面斥责训话。他当时精神压力非常大，情绪坏到极点。他内心苦闷茫然，自解放前至今，他就一直跟党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不想活了，于是和夫人商量，打算同时自尽。可是一看到身边只有４岁的可爱纯真的小女儿，他冰冷的心一下被浓浓的血缘之情所融化，他怎么忍心抛下孩子一走了之？心里的苦闷无处倾诉，失眠像游蛇折磨着他，曾痊愈的神经官能症又一次复发了。诗人的心灵在哭泣、流血。
１９６７年１月，屠岸进了牛棚。“我本来是共产党员，怎么会突然变成三反分子呢？我在牛棚里待了两年半，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汇报我今天背了多少毛泽东著作，另外还要写思想汇报，写的时候还用蓝印纸复印下来留个底，不然将来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写下的都是些违心的话，我得说自己错了，毛主席说过一句话：‘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我就是用这个来说服自己承认我错了。”往事如烟，屠岸不堪回首：“当年我们那间牛棚里呆了好多人，我和贺敬之、张颖（曾经是周总理的秘书）呆在一间屋子里，凤子呆在我们的隔壁。但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问思想情况，两个人窃窃私语是千万不行的，因为会有人听到了向上汇报———写思想汇报不光要汇报自己的思想，还要被勒令汇报看到的情况。有时我看到有些人神态不对，也不敢问，唯有周末才能回到家中和妻子交流。”
１９６８年之后，屠岸看到被关进牛棚的人成堆成群，心想：关牛棚也不过如此吧！便也能睡得着觉了，睡不着的时候就背诵杜甫、李商隐或者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诗。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6）
１９６９年９月，屠岸去了文化部五七干校，从怀来到宝坻，最后到了天津郊区的静海县团泊洼。屠岸在静海干校艰苦的体力劳动之余，拥有自己的一块心灵净地。夜深人静之时，他偷偷地写旧体诗，背诵莎士比亚、济慈的诗。这成为支持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诗人就像当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一样，偷偷地在自己的心里进行“地下艺术创作”。任何艰难困苦的处境也不能阻挡诗人的心灵写作。这时他写过的诗词中有一首《清平乐》是这样的：“三生有幸，毕竟棚门进。恶鬼瘟神全得信，硬着头皮听训。一抬头阵阵春风，低头懒得装疯。惊叹疯狂世界，呜呼救救儿童！”
１９７３年，屠岸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直至粉碎了“四人帮”，诗歌生命的春天来到了，诗人才有了重新歌唱的机会，才有了在艺术天空里重新翱翔的激情。
“深秋有如初春”的心境
屠岸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担任过该社的总编辑、党委书记，后又担任了中国作协理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等职。诗人的创作环境改变了，诗人的人生哲学和诗歌哲学如同一棵饱经沧桑之树，强劲、坚毅。一首首佳作从诗人心灵的深处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白芙蓉》一诗就是其中的一首力作，此诗被选入由卞之琳、牛汉主编的《共和国新诗五十年》之中。
作为十四行诗的作者，屠岸一谈起它马上神采飞扬。他认为十四行诗与中国古体律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首十四行诗就是一个小宇宙，它不像自由诗那样随意，而是有开头、高潮和结尾，有起承转合，足以充分地咏物言志。他最推崇的中国十四行诗代表诗人是冯至。
１９８６年屠岸出版了他的诗集《屠岸十四行诗》（花城出版社），此诗集出版后，得到众多诗界同仁的称誉。诗评家杨匡汉称“《屠岸十四行诗》的问世，标志着又一位中国十四行诗人的成熟”；李元洛对诗人的诗大加称道，称“屠岸是一位具有自己的风格的诗人，他的风格整体美学特色可以用‘高雅典丽’一语来概括”；著名诗评家谢冕、吴思敬也都对其诗作做了充分的肯定。
“您属于哪个诗歌流派？”对此，屠岸说：“我很难确定自己属于什么流派，什么主义，我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写诗。总的说来，我写诗是本着关怀别人，关怀群众，关怀民族，关怀国家的初衷。孔孟之道的精髓就是仁者爱人。这一点是贯穿始终的。当然也有写内心世界的诗。但没有爱心，诗歌就没有生命。”
“您认为中国新诗是否存在被冷漠的现状？主要问题在哪里？”屠岸直言不讳：“当代诗坛并不是没有佳作、力作，但不能否认现在新诗处于低谷。真诗和伪诗在相互搏斗，新诗在严峻的环境中进行着艰苦的挣扎。某些诗人或者对环境不适应，或者为迎合而媚俗。科技猛进、信息爆炸、经济全球一体化等时代特征给诗歌提出新的课题。穷则变，变则通。诗人们也许正在寻找一条适应新的时代、新的受众的诗歌道路。但是我要说，万变不离共宗，诗歌不能离开真善美，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否则，诗就变到诗的反面去了。”
屠岸这位“诗爱者”，对诗有着朴素的、不加修饰的、发自内心的喜爱。说到技巧之于创作的重要性，屠岸说：“没有生活就没有诗，没有思想就没有诗，没有技巧也就没有诗。诗最好不要有刀斧之痕，这不等于诗不要技巧。天然浑成，天衣无缝，不是没有技巧，而是最高的技巧，达到了化境：‘从心所欲不逾矩。’‘矩’，就是技巧规范。怎样学习技巧？说不好，靠各人自己去摸索，不仅可从文学作品，也可以从其他艺术作品去学习技艺，比如从优秀的音乐和美术作品中去学习。学习技巧，要靠领悟。”
屠岸不光是个诗人，还是个杰出的翻译家。他小时候跟父亲学过日语，从小学到大学学过英语、法语。他翻译的《鼓点》（惠特曼诗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迷人的春光———英国抒情诗选》（与卞之琳等合译）、《我听见亚美利加在歌唱———美国诗选》（与杨德豫等合译）、《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济慈诗选》等都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译作与他自己创作的诗歌，都是我们文学宝库中的一笔财富。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7）
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屠岸花了３年时间，译成《济慈诗选》，１９９７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２００１年８月至１０月，屠岸趁着应邀赴英国诺丁汉大学讲学的机会，游历了伦敦济慈故居，并把《济慈诗选》译本郑重地赠给济慈故居管理处。屠岸说：“虽然我的译本是必朽的，但是济慈是不朽的。”
屠岸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诗情有独钟，不仅因为济慈用美来抗衡社会的丑恶，与屠岸的价值观相吻合。济慈只活了２５岁，２２岁得了肺结核，屠岸也在２２岁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可怕的病，屠岸把济慈当作异国异代的冥中知己，好像超越了时空在生命和诗情上相遇。“济慈的‘诗龄’仅仅５年，却写出了那么些辉耀千秋的名篇，他所创造的不朽的诗美，使我的灵魂震撼，不由自主地成了他的精神俘虏。由于喜爱济慈，我情不自禁地着手翻译济慈，在上个世纪４０年代就开始了。我感到翻译济慈是一种愉悦，但后来中断了数十年。”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期间，尤其在五七干校劳动时，屠岸感到异乎寻常的精神压抑和思想苦闷，便暗自背诵济慈的诗《夜莺颂》、《希腊古瓮颂》，“是济慈的诗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获得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所有的书被抄走了，但心中镌刻的诗文是抄不走的，这些作品我现在依然能背诵，而且永远不会忘记”。
在屠岸看来，济慈的诗艺是精微与天然的奇妙结合。“他的诗既精致而又无雕饰，稍不留心，便会被粗糙的译手碰碎。只有通过‘悟性’去接近诗人的灵魂，译事才能成功”。有位专家评论说：“一首好的译诗付出的艰辛不亚于原作者，甚至远远超过原作者。而屠岸的《济慈诗选》成功地把济慈原诗的美引进了汉语。”
屠岸认为译诗与翻译其他门类相比对翻译者要求更高，不仅要将原作的形式传达过来，更重要的是要传达原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