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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明智如诸葛亮者，不会察觉不出马谡，是一位赵括式纸上谈兵的角色。但一、这种理论上一套一套地能言善道之人，所谓“耍嘴皮子”者，是很易邀宠讨好的。二、因为他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很少付诸行动，所以，他永远不至于出错，这也就是动手干的，总是不如袖手看的道理。三、应该承认，诸葛亮一生，也是理论领先于实践，赤壁之战，他不过是一个参谋，荆州之战，他连前线都没去，打西川，攻刘璋，是庞统的谋划，彝陵之战，他在成都留守。因此，在习性上与这位青年战争理论家，可能有某些相通相惜之处。
这也是许多用人之人，常常使自己陷入困境的原因。
诸葛亮治理西蜀，以法威刑重著称，睚眦之怨必报。所以历史上留下了“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的记载。马谡把街亭丢掉，只好杀头了。这不过用他的头替诸葛亮承担大部分责任，和为诸葛亮落一个执法如山的美名罢了。所以他内心也很不平静，“大哭不已”，便是一种感情的流露。
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过多少诸葛亮用马谡的事例啊！
孔明智在吾先
由于司马懿的主要对手是诸葛亮，而且，人们心目中的贤相，是败在或者死在他的手下，凡《三国演义》的读者，或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对司马懿怀好感者不多。
司马懿和诸葛亮的不同之处，是他要对付的敌手和潜在敌手，更多一些。
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言听计从，曹睿视司马懿不过是老臣之一，并不十分信任。诸葛亮在西蜀，几无一人可与之相埒。而在洛阳朝中，曹真、曹休、夏侯楙这些近亲，陈群、华歆、王朗这些重臣，权势地位不弱，与司马懿不相上下，并对他深怀戒心。刘备托孤时，要他的儿子对诸葛亮以父事之，而曹操早留下了“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于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的评语。
因此，诸葛亮只有一个敌人，即曹魏，只有一个念头，即北伐，而且也只有一个手段，即诉诸武力。司马懿则不同了，司马懿知道魏之患在蜀而不在吴，防蜀甚于防吴，但从曹丕起，攻吴之心重于攻蜀。司马懿知道魏强蜀弱，坚守不出，以逸待劳，则蜀必败，但朝野上下，势骄焰盛，务求必克。他知道功高不仅震主，也会引起同僚警惧，适度退让，以免锋芒过露，但又不能使人认为他不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为此，从长远来看，此刻不宜和诸葛亮决战。同时，等待中谋取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但又不能不打，朝野上下要看到他的战果。同时，他也了解，一旦太辉煌了，同僚嫉妒，固非小事，主子猜疑，更加可怕。而无所作为的话，则有可能被黜还朝，剥夺权力，解除兵甲，一败涂地。所以，他得把握住赢不能太赢，输不能太输，攻不宜太攻，守不宜太守的分寸感，要比诸葛亮难做人多了。
由此可见司马懿的心机，和他处于荆棘丛中的谨慎，以及善处左右的韬略。在当时诸葛亮、陆逊与他这三个堪称棋逢对手的主帅之中，应该说他处境最难，所以，他在政治上，也包括在军事上，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步步为营，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诸葛亮的六出祁山一次只能带一个多月的粮秣，粮吃完了，仗也打完了，就得撤回去。所以，他是典型的追求速战速决的短期行为者。而司马懿不仅要打败诸葛亮，打败蜀国，还要打败吴国，打败魏国，变为一统的姓司马氏的晋国。他的目光，要比争夺几座城池来匡复汉室的做法，远大得多。
而且司马懿不但在军事上是诸葛亮难以对付的对手，在政治上，也是表现不俗。不亚于诸葛亮的。他知道诸葛亮必取武都、阴平，遂派郭淮、孙礼袭蜀兵之后。但诸葛亮知道司马懿必有此举，亲率兵马又来袭郭淮、孙礼之后，前后夹攻，魏兵大败。在武都、阴平失守以后，司马懿料知诸葛亮不在营中，定去两城安抚百姓，派张郃、戴陵去夺蜀寨。但诸葛亮并未离寨，却设下包围圈以待偷袭。司马懿在这时以一种开阔的胸怀，大家的气度，承认，“孔明智在吾先”。一个不怕承认失败的对手，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有所恃才无畏惧，在拳术场上，有真本事的人，并不急于亮招。等一等，看一看，让那些初出茅庐，心急如火，按捺不住的人，先跳出来表演。司马懿对诸葛亮派来的使节问话，只字不问蜀军的虚实，只是打听丞相身体如何，忙不忙，吃几碗饭，当他听使者说，“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订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他感叹说：“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使者回来，又把这话讲给诸葛亮听，难怪孔明先生也叹息：“彼深知我也！”
司马懿能如此把握住诸葛亮，以致他“出师未捷身先死”，可见这个司马懿确实是三国时代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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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悲剧（1）
《三国演义》是一部讲谋略的书，这部书中最上乘的谋略家，自是诸葛亮无疑了。他的一生中，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主要对手，无非曹操和司马懿。而这两位，又是这部书中最会玩弄权术的大师。司马懿这方面的水平，在三国中，恐怕是仅次于曹操，但又并不弱于他的一位。
在这场力量对比中，毫无疑义，魏强蜀弱，然而，在才智上，两军统帅未必就是如此。但曹操和司马懿，要比诸葛亮多一份奸枭之心，而诸葛亮自身又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于是，他在吴蜀联盟时，能战胜曹操，而当他独当一面，与司马懿战的时候，就不得不败阵了。
从诸葛亮公元207年走出南阳，到公元220年曹操死，他和这位枭雄较量的军事行动不多，除荆州江陵的大撤退，和紧接着的赤壁之战外，便是汉中的交手了。关羽樊城大捷而后败亡的战役，他在蜀中，鞭长莫及，实际并未参与。而赤壁之战，那功劳是要记在周瑜账上的。所以，诸葛亮和曹操打的仗，远不如和司马懿打得多。从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师汉中，司马懿发兵攻孟达起，两人便旗鼓相当地角力，到公元234年第五次伐魏，这七年间，蜀未能拓展一寸土地，最后，不战而败，死在五丈原。这就是杜甫写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孔明先生所以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司马懿这个强有力的对手。如果不是这个对手，他不是不能打开一点局面的。但司马懿不但有谋有略，而且在###中，是个精通权术的大家。否则，司马氏不可能在曹魏三代君王的统治下，在那些重臣雄将的虎视眈眈下，最后结束三国，实现一统的局面。
曹操是并不信任司马懿的，甚至预言过他是一个对曹魏有威胁的人物。但司马懿察时知世，审势慎行，进退有度，应对机变，获得曹丕的信任，也改变了曹操对他的看法。
所以，曹操临终时，他和曹洪、陈群、贾诩在场受命，当时他排位最末。等到曹丕临终时，他和曹真、陈群、曹休在场，这时位排第三。曹睿临终时，他和曹爽、刘放、孙资在场，他已位排首位。在中国这种最具危险性的继承接班的政治游戏中，他能历仕三朝，而且身居高位，始终处于权力的顶巅，能在政治风波中化险为夷，应该说，他是三国末期最出色的政治家。
特别是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见解，在军事上的指挥若定，在皇室国戚、元勋大老间的周旋应付，在权术斗争中的高超表演，以及他始终掌握兵权，踞守重镇，而且有诛孟达，杀公孙渊，与诸葛亮交手的卓著战功。加上他对于敌手的斩草除根式的狠毒，所以，他虽身受曹魏三朝顾命，但也在他手里，实际篡夺了曹魏政权。
不过，在他一生中最难对付的，恐怕就是诸葛亮了。
公元234年，是司马懿最后一次和诸葛亮交手，他不再诉诸武力了，他知道诸葛亮活不多久了，所以宁受孔明巾帼妇人素衣之辱，佯笑受之，也不应战，可知斯人之城府。他假装要打，又弄出一个辛毗奉帝命，不让他打。“亮曰：‘彼本无战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诸葛亮知道这是假幌子，都是司马懿的权术。
“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作为敌手，军事上的较量，或许不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作战的结果，无非胜负之别。而他如此关切诸葛亮的个人状况，只字不谈战事，第一问他的寝食，第二问他的公务繁简，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则是尤其令人生畏的。
孔明所以叹曰：“彼深知我也！”这个“知”，既有棋逢对手的“知己”、“知心”的“知”，也有对其生死大限，一目了然的“知”在内。司马懿不惮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他最盼望的对方主帅身亡的结局。诸葛亮一死，则兵败，而兵败，则蜀亡。虽然，谁也逃脱不了死神的魔掌，但诸葛亮却在加速自己的这个死亡进程，这正是司马懿求之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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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悲剧（2）
司马懿说过：“亮志大则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变），虽提兵百万，已堕我画中，破之必矣！”他在军事上并不忌畏至此已呈衰势的诸葛亮，加之对手可以不战而亡，当然要踌躇满志地说这番话了。
当使者回蜀营后，向诸葛亮汇报此行情况时，提到司马懿讲过的话，“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他不能不感慨系之了。因为在一双盼着你死，可你又没法不死的眼睛下，在倒数计时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那种内心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诸葛亮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偏要这样劳累下去的根本原因，就是他说出来的“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的这句话。正是这种对人的极端不信任，才导致他操劳过度，心力交瘁，再也回不去成都了。
主簿杨颙以治家之道来劝诫诸葛亮的话，应该是所有那些事无巨细，全部包揽的领导者，要当作座右铭的。
有的人一辈子没当过官，好容易捞到一顶乌纱帽，便什么都不肯撒手，这就是俗话说的不会当官的官了，只宜当总务科长。诸葛亮难道真如他的敌人骂他的那样，南阳一鄙野村夫吗？怎么会毫无识见到如此地步？罚二十必亲自在场，也太过分了。而他又是个惩罚主义者，岂不是一天到晚光监刑都来不及吗？
所以，现实中那些事必躬亲的领导者，只能算是一个尽职的事务主义者，未必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
对于诸葛亮的过高评价，有识之士的看法，从来是和《三国演义》的推崇，一直存有歧见的。若从实践来看，从他的决策，到他的治绩，到他的用人，到他的北伐，到他对于魏延的嫉妒情结，都不是无可非议的。这位在人格上令人仰慕的军师，对于他治理的蜀国，无论他怎样鞠躬尽瘁，他的死，也就注定蜀国只有土崩瓦解一途了。
崔浩在《典论》里，很不客气地批评诸葛亮：“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鄙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这是离诸葛亮时代不太久的人士的不敬之言。因为那时还没有蜀汉正统一说，诸葛亮、关羽也还没有被神圣化起来，所以，言谈间少有顾忌。
因此，诸葛亮之死，从他走出南阳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这个悲剧的结局。
他的悲剧在于他的品格、才智、精神、道德的高度，都是别人所难以企及的。但是，如此绝顶理智的人物，却在三顾盛情下，作出了他错误的抉择，追随一位没有成功可能的主子，去开辟一件没有成功可能的事业，从而付出了他的一生。
他的悲剧在于他一开始就看到了尽头，而他偏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必定失败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不甘失败的反命运的抗争，绝对是徒劳的。因此看着自己的生命，像蜡炬成灰似的一滴滴耗竭，看着自己所付诸心血的事业，无法挽救地走向倾覆。
他的悲剧还在于他的儒家人格达到了自我完善的高度，道德风范也成了千古不朽的典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几成为忠君事主的完美境界。但是，言事两违，意实相乖。他却未曾为他所厘定的统一大业，作出些许成就；为三分天下的西蜀，开辟半寸疆土。最后，一直到屡战屡败，国疲民穷，随着他的死亡，这个国家也就终结了。
他的悲剧更在于他治理蜀中的严峻苛刻，搞到“一饭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的绝对化程度，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