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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悲剧更在于他治理蜀中的严峻苛刻，搞到“一饭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的绝对化程度，这就是中国人凡矫枉必过正的老毛病了。尽管诸葛亮英明无比，但在一些问题的处置上，也是相当好走极端的。
入川以后，诸葛亮和法正的一席话，举了秦始皇和刘璋的例子，来证明他的治世之术。“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由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他希望用法严酷，以利于治，但结果却是得到“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感怀怨叹”的非议。一心恢复汉室，但受到了“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的埋怨。由此可见，理论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即使非常正确的理论，而未能正确地付诸实施的话，也是徒费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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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悲剧（3）
按照亚理士多德的论点，认为悲剧是一种美的毁灭。那么诸葛亮的死亡，是一个具有完美人格，崇高道德，绝顶才智，超凡能力的人，但从根本上不能明白“顺天者逸，逆天者劳”的大势，而徒费心力的必然结局。这种自己寻求的悲剧性的毁灭，精神上也许是伟大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观察，刘备打出的兴灭继绝，恢复汉室的旗号，实际上是属于倒退的行为。
成都武侯祠大殿对联这样写的，“能攻心即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审势，这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判断能力。所以，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这部书时，在孔明知其不久人世，禳星祷告，以求不死时，评曰：“谁云孔明胸中有定见哉？不惟国事不识天时，亦且身事不知天命，祷星祈命，岂有识者之所为哉？”
当诸葛亮躬耕南阳，刘备三顾茅庐时，途遇司马徽，水镜先生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其实，孔明的悲剧，应该说，正与此相反，是得其时，而不得其主也。
诸葛亮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政治家，军事家，恰逢汉末大乱之际，正是大展身手的机会。此其时也，诸侯蜂起，谋士如云，君择臣，臣亦择主，这些才俊们在政治上纵横捭阖，翻天覆地，谋君图国，创基立业；在军事上挥师千里，夺城掠地，厮杀征战，兵戎相见，可算是一个斗智角力的最好赛场。
但孔明所辅的刘备却不是一个英主，先以妇人之仁，坐失良机，后以匹夫之勇，火烧连营，而这些巨大失误，都是不听诸葛亮这位军师所致。而仅次刘备的关羽，算得半个主子，又是诸葛亮诸多重要政策执行中的障碍，荆州就是在这位骄矜的关老爷手下丢失的，而荆州易主，西蜀也就完了。和这样的主子打交道，怎么能称上是得其主呢？
相反，曹操麾下的那些谋士武将，未必比诸葛亮高明，但枭雄确是明主，所以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魏之强于吴、蜀，这也是无争的事实。
可西蜀，到了阿斗，侍候这样的主子，则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空有补天志，一切付东流。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着自己的全部努力，不是毁在敌人手里，而是在昏庸的主子作践下成为泡影了。
这就是诸葛亮的悲剧。
魏延之乱（1）
正史上从未明确魏延存有反意之说。《三国演义》描写到新野大撤退时，经襄阳，刘琮不开城门，魏延拔刀，挺身相助，这说明他的勇猛，而且具有正义感。后来关羽攻长沙，他和黄忠同时投降，却因诸葛亮视他脑后有反骨，终必叛变，而差点将他杀了。
这当然是小说家的演义，也是对他后来行径的一个照应。
诸葛亮死后，他还真是反了。烧绝栈道，引兵拦路，其实，不过是领导人死后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引发起的一场内乱而已。历史通常都是这样来评断人物的，成则为王，败则为寇，魏延败了，就把他绑在耻辱柱上了。因为杨仪手中握有深恨魏延的诸葛亮的密嘱，加之蒋琬、费祎这班文官们的支持，他们害怕魏延成事以后，必左右国家，而使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另外像马岱、姜维这些绝非魏延对手的武将们，也不愿看到魏延爬到他们头上，于是，几股势力的合流，很自然地将魏延逼到非反不可的程度，就成了万古不耻的叛乱分子。若是魏延兵变成功了，那么被写进叛逆传里的，必是杨仪无疑。
因为诸葛亮信任并授以锦囊妙计的杨仪，倒确是有过投魏的打算。《三国志》载他而后说过的一段话：“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他因这句话，被费祎密报了，也削职为民。于是魏延和杨仪两败俱伤，而蒋琬、费祎这帮才质平平的人，得以安安稳稳的当官。
在中国历代的政权机构中，这种庸人集团常常立于不败的统治地位，虽正经的治国本领不大，但在搞动作，除劲敌，确保自身安全，却是很在行的。而他们所以能存在，并维持国家机器运作，就因为最高统治者，也是凡庸之辈的缘故，这也是所谓的武大郎效应了。
因此，如果认为魏延要是真怀一份反心的话，完全可以仿效夏侯霸，举军投降，这正是司马懿求之不得的。而这对他并非难事，襄阳他倒戈过，长沙他献城过，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正如《三国志》称：“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说实在的，如非诸葛亮的特别反对，论军功，论武艺，论他曾与赵、马、黄齐名过的身份，论他曾被刘备重用为汉中太守的地位，是理所当然地接替诸葛亮领导北伐的人选。
孔明一生，从公元207年隆中决策，到公元234年死于五丈原，长达27年间主持国政，竟没有发现一个值得信任的接班人，眼高如此，挑剔如此，也是够悲哀的。
这位伟大的军师，直到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遍观诸将，无人可授”，但心目中念念不忘的敌对分子，倒有一个在眼前。正是他的这份狭隘、猜疑之心和有意识的搬弄是非，埋伏下他一死之后，立刻出现的杨仪和魏延的火并场面，本来很弱的蜀国，于是更弱了。所以，李卓吾先生说：“大凡人之相与，决不可先有成心。如孔明之待魏延，一团成心，惟恐其不反，处处防之，着着算之，略不念其有功于我也。即是子午谷之失，实是孔明不能服魏延之心，故时有怨言。孔明当付之无闻可也，何相衔一至此哉？予至此实怜魏延，反为丞相不满也。”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嫉才的结果。
诸葛亮实在太忌畏他了，六出祁山的失败，更证明了魏延的子午谷迳取两京的战略计划之否定，不作任何考虑，便胎死腹中，是没有道理的。据《三国志通俗演义》，诸葛亮本意是要连魏延，一并烧死在上方谷里的，所以评这本书的李卓吾先生大发牢骚。“孔明非王道中人，勿论其他，即谋害魏延一事，岂正人所为？如魏延有罪，不妨明正其罪，何与司马父子一等视之也？……若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八个字，乃孔明羞惭无聊之语耳。”此书原有魏延发现身陷谷中难以逃脱，仰天长叹“吾命休矣”之句，被毛宗岗父子整理时删去，大概也是觉得诸葛亮借如此手段消灭政敌，实在是很卑劣的了。
所以，诸葛亮怕自己死后，魏延旧话重提，更怕他万一成功，这是他最害怕的，所以才采取这些措施。这也是中国历朝历代不怎么样的帝王将相的老手法，生前不让人非议，死后也不让人非议，所以，就想尽一切方法，先封住这些非议人的嘴巴。而让人闭嘴的最佳之计，就是划入另册。
魏延之乱（2）
魏延之乱，纯系诸葛亮所致，这大概接近历史真实。
吴大帝的晚年（1）
所谓金陵王气，恐怕是始自这位吴大帝。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吴主孙权自京口（镇江）徙治秣陵，翌年筑石头城，称建业；黄龙元年（229年）又自武昌徙都于此，开始南京为六朝古都的第一朝。
在三国魏蜀吴三主中，曹操没当过一天皇帝，刘备只可怜巴巴地过了两年皇帝瘾，倒是孙权在南京，当了二十三年皇帝。
孙权在三国领袖人物中，死在曹操、刘备、诸葛亮以后，享年七十一岁。较之曹操六十六岁卒，刘备六十三岁卒，诸葛亮五十四岁卒，是活得最长久者。比起曹丕死时四十岁的短命，曹睿三十六岁的夭亡，简直无法比拟的了。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从他的这种肤色毛发的变异来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波斯人的血统，这种究竟是由于人种，或是遗传基因造成的变化，史书上无记载。《三国志》明确说到了他是个“形貌奇伟，骨体不恒”的人，可见此说不假。在汉代，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已经打开，再不是关山阻隔，孙氏江东豪族，家中有胡姬，也并不意外，因此孙权具有外族血统，史为其讳而已。也许由于这种遗传学上的杂交优势，他体质强壮，按当时的平均年龄偏低的情况比较，他算是超长寿的国君了。
曹操有一次情不自禁的赞美过，“生子当如孙仲谋”！大概由于孙权的身体相貌，体魄精神，要强于他的儿子曹丕、曹植，才说出这番话的。
但无论怎样长寿，总有大驾归天，也就是“死”的一天。孙权到了面对死亡，必须考虑后事的时候，他可以信托的周瑜、鲁肃、黄盖、张昭等人，已先他而逝。这就是老年皇帝的苦恼了。正如文坛上前辈作家，最后剩下他老哥一个，在那里“荷戟独彷徨”，也是难免凄凉伤感的。
因此他不像刘备，有一个完全可以信赖，可以托孤的诸葛亮，放心而去见他的关羽、张飞贤弟。也不像曹操，儿子曹丕早已经羽翼丰满，留下的顾命大臣，如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也足可以闭上眼睛。孙权在死了太子登，废了太子和以后，眼看要接位的太子亮才九岁，实在太幼小了些，只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并不太想托付的诸葛恪了。
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亮的侄子，吴国的大将军陆逊，当着诸葛恪的面就批评过这位晚辈：“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凌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这样的评价，作为主子的孙权，不可能不知道。但到了晚年，人就特别爱偏听偏信，孙权早被亲信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他们谗言蛊惑下用了这个刚愎自用的诸葛恪。孙权把儿子托付给他，肯定是半信半疑而死的。结果，他刚刚一咽气，吴国就开始###了。
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皇权的交接，总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陈寿的《三国志》在《孙权传》末尾的评语，是这样撰写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东，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及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继嗣废毙，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孙权早年在他接其兄孙策的班后，处于魏、蜀两雄之间，独保江东一隅。特别在吴、魏赤壁之战，合肥之战，吴、蜀彝陵之战，以及南拓交趾，开土辟疆，都表现出这位“碧眼儿”的英主之姿。尤其在蜀亡之后，强魏压境，他不得不对曹丕这样一位后生俯首称臣的时候，能够“屈身忍辱”，也有不凡的表现。有一次，魏主向东吴索要珍珠、玳瑁、孔雀、象牙等贡品，逾于常规。他的部属都认为魏主太过分了，欺人太甚，应该予以严词拒绝。他说了一番很精彩的话：“这些珠宝财物，相对于我东吴的安危来讲，不过是砖头块罢了！既然魏主喜欢这些，追求这些，不正说明他昏暗无能嘛！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嘛！”所以吴政权能坚持到比蜀亡，魏亡以后又二十多年，才降于晋，确是孙权给吴国打下的坚实基础。
吴大帝的晚年（2）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高龄皇帝执政到晚期，除极少数英明者外，大半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种无妨称之为“孙权现象”的产生，在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有这样一段议论：“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至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