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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怕的就是这个，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派人将韩非逮捕下狱。狱中的韩非要见秦王，李斯不让。要申诉，李斯也不让。不但不让，还擅做主张，派人拿了一杯毒酒，说是御赐的，逼韩非喝下去。而等秦王缓过神来，韩非，这个因为口吃而错过与秦王面谈的人物，早已吃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顿晚餐。
《通鉴》中有两人评论了此事，一是扬雄，一是司马光，二人的论点和李斯一样，关键词只两个字：“人情”。扬子认为，韩非之失在于信口胡话，没有基于“以礼动，以义止”的操守，口出狂言，不留后路，犯了自大病。司马光认为韩非替秦国谋划，首先一条就想把自己的祖国打倒，太禽兽了，死有余辜。而太史公在《韩非列传》中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说的正是韩非的性格。
2。韩信的市井之志
韩信不听从武涉、蒯彻 的策反，死不背汉，是其性格所致，欲报知遇之恩故也。萧何称之为“国士无双”。
公元前203年，韩信率部直取齐地，肥得可以，有了环视群雄的本钱，然后派人对刘邦说：“齐地形势非常复杂，大王就让我代理齐王（假齐王）吧，否则怕镇不住。”
刘邦一听，火冒三丈，这不明摆着伸手向组织要官么，“他妈的……”。话音刚出口，坐在旁边的张良机警地踢了他一脚。刘邦尽管文化不高，但悟性极好，明白过来这一脚是怎么回事，韩信如果要反水，后果不堪设想。连忙改口说：“他妈的，要做就做真齐王，假齐王是怎么回事。”韩信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齐王。可是，这个轻率的举动，埋下了他日后身首异处的祸根。
当此之时，脑子清浅的项羽得知他的二十万部队连同司令官龙且尽为韩信所灭，汉军对楚军形成了包围之势。这位力能扛鼎的赳赳武夫平生第一次产生了恐惧心理。于是派武涉前去策反韩信，条件是：三分天下，各做地主。而不属于任何派系的汉阳人蒯彻也看出了局势的微妙，也在第一时间赶来凑热闹，让韩信南面称孤，三分天下。三人的谋虑竟惊人的一致，第三人就是张良，只是没有明说罢了。
第一章 百年皆客（3）
按说武涉替项羽前来游说，情有可原。可蒯彻凑什么热闹，他又无党无派，就不怕被韩信就地正法？我的推测是：韩信的假齐王之事，估计蒯彻也风闻到了，他估摸着韩信随着势力的壮大，可能会不老实，于是想借机捞一杯羹，弄个开国元勋干干。问题出来了，蒯彻这么一个疯疯癫癫的书生都看出了，身为统帅的刘邦能看不出来？就是这个蒯彻，后来见韩信对他的策反无动于衷，于是佯狂为巫，令人惊奇的是，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刘邦竟赦免了他，也是好命。
平心而论，武涉和蒯彻都独具眼力，对形势的分析，有理有据，入木三分。设若韩信当时脑子一热，雄心一动，三分天下有其一之首谋，不归诸葛武侯明矣。可是韩信一再迁延者，只是心存一个“义”字。他说自己给项王当差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执枪站岗的侍卫（郎中），“（在楚）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通鉴》卷十）。时至今日，韩信这一番话在我读来，也看不出任何矫揉造作的成分，确是肺腑之言。当时形势，韩信依汉则楚亡，归楚则汉危，中立则三分天下。当此之时，韩信铁了心追随刘邦，完全符合他的性格，漂母一饭之恩日后不也千金投水相报么。
按理说，知恩图报，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提倡的人文精神，刘邦后来不该那样对他才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可是韩信的结局，却又是意料之中，刘邦并没有负他。司马光好意地说：“假如韩信能谦虚一点，不那么居功自傲，他也能永享子孙后代的供奉。”司马先生是希望韩信能学道张良，功成身退。问题是，韩信打小受穷，不比张良的富贵出身，以致后来见着什么都想抓住。三年大饥荒的过来人，都有一副馋相，即是此理。《资治通鉴》载：“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通鉴》卷九）后来武功发达了，钱也有了，便伸手向刘邦要“假齐王”，刘邦在张良一脚的提醒之下封给真齐王。人生的因果至此上演。
愚私下揣摩韩信的前言后语，他韩信终究不过是要荣华富贵罢了，正如梦中的阿Q，参加革命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娶老婆，还嫌吴妈的脚太长。而刘邦是个老辣的政治家，想的却是汉家天下。人心难测，欲壑难填啊，这小子手里有兵，功劳又大，三大战役他打了一个半，现在要齐王，保不准将来要……刘邦不觉打了一个寒噤，想都不敢往下想。因而就睡不着觉，史家笔法是“心御之”。打仗我不行，阴谋你不行，韩信这位“沙场秋点兵”的老将，最终连吃饭的家伙都没保住，遑论其他。
司马迁说：“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韩）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司马迁看人入木三分，这话值得再三玩味。
3。李广难封
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李广与卫青、公孙贺、公孙敖各率部一万出击匈奴。结果是，除公孙贺没有遇到敌人外，其他三路皆与敌人遭遇，卫青大胜，而公孙敖与李广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李广自己也被俘，靠着过人的勇力和胆识，夺了匈奴白马小将的马，这才逃回来。依汉律，败军之将得处死，幸好汉武帝还有一个充满人性化的补充规定，只要出得起钱，可免死罪，贬为庶人。于是，公孙敖和李广都被削职为民，公孙敖还被削去侯位。这样，李广就来到离长安不远的南山闲居，在那打了两年猎。 。。
第一章 百年皆客（4）
一次无聊，出门找朋友喝酒，还至霸陵亭，已是深夜。霸陵，是汉文帝陵寝，坐落在著名的白鹿原上。巧的是，霸陵尉那晚也喝得稀里糊涂，于是大声呵斥李广。因为根据汉律，任何人不得随便在暗夜行动，否则一律治罪。随从说：“这是故李将军。”霸陵尉也是酒壮贼胆：“在职将军尚不得夜行，何况是故的。”硬是不让他过去。李广无奈，只得屈尊在野外露宿一夜。当李广被重新起用为右北平太守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杀之”。
李广身为将军，自然应该做将军本分的事。套一句俗话，常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而李广竟因一点闲气，就直取人家的性命，其无量如此，自然也就无福消受侯位。古人说，小富由勤，大富靠命，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得封侯，一直是李广的心病。当年一同出来混的堂弟李蔡都官居丞相了，据李广自己说，李蔡的才能是远不及自己的，可他连个侯府的台阶都没摸到，不要说“侯门深似海”了，因此就着急上火，终成为李广悲情自杀的主因。李广为了达到封侯的目的，甚至找过望气的先生看相，可见其迷恋的程度。
公元前119年，李广最后一次随大将军卫青出征。本来汉武帝不准备让李广出马，一者因为李广年老，一者因为李广的运气实在太差，屡战屡败。李广软磨硬泡，终于泡来了个前将军，他也把这次行动看做封侯的最后希望。
在这一点上，卫青是有私心的，把本来属于李广的前将军位置，调给了对他有救命之恩的公孙敖，想给公孙敖机会，好立功再封侯。可是这个目的最终也没达到。而被调为右将军的李广，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偏偏又遇上迷路失期这档子事，按律又得贬为庶人。忙活了大半辈子，出生入死，血雨腥风，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思来想去，觉得冤屈得很，于是选择自杀。他自杀前说了一番话，不但博得后人的无限同情，同时也给卫青扣了屎盆子，沉冤至今。
按我的理解，李广的不得封侯与自杀，和他的个性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此人心胸确实不够开阔。而司马迁的非凡笔力，又使后人悉数站在李广一边，进而非难汉武帝与卫青。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说，“是刘彻和卫青联手谋杀了李广”，便是通行的说法。南宋的黄震在《黄氏日抄》中说：“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这个评价就相当中肯。
4。刘邦与刘秀
刘邦的哥哥叫刘仲，刘秀的哥哥叫刘纟寅，刘邦的性格与刘纟寅相似，刘秀却相似刘仲。而最终竟然是性格完全相反的刘邦与刘秀，走上了历史的最前台，取得与日月齐辉的事功，很好玩的一件事。
刘邦有五大好：好闲游、好喝酒、好女人、好讲大话、好损人，活脱一个坏坯子。有个叫吕公的人迁居沛县，因为是县令的好友，县中豪强都去拜会。这么热闹场合刘邦自然不能错过，虽说官不大职位不高，好歹“亭长”也是长。身无分文，吾家刘邦自有妙计，他大摇大摆地去了，说：“我出贺钱一万。”其实是“空手道”，连张白条都没打。却惊动吕公亲自出迎，延为首座，他也不客气地一屁股坐下来。后来成为刘邦手下三杰之一的萧何，当初对主子的印象可不好，甚至有点低，“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然而吕公亦非等闲之辈，略通相面之术，对刘邦端详了一番，印象极好，于是不顾夫人的反对，决意把女儿许给了他，这便是后来的吕后。可是吾家刘季就是不老实，都娶妻生子了，却不种田。口粮哪里来，喝西北风啊，估计刘太公也这样骂他。虽然史无确载，但通过刘邦定鼎后的一句话可以逆推出来。一天，在未央宫落成典礼的酒宴上，刘邦对父亲说：“当初父亲老骂我是无赖，不如刘仲懂得持家治产业，现在我的产业和刘仲相比，谁多？”噎得老父无话说。
刘秀要是身居太平世界，肯定会成为南阳一带家道殷实的大地主，因为他“性勤稼穑”，老实本分，上心打理家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兄长刘纟寅常打趣他没出息，田舍治得那么整齐，粮仓里的粮食堆得那么满，有什么用。把刘秀比作刘邦的哥哥刘仲。新莽末年，刘纟寅造反，逼得刘秀没办法也跟着反，不反被朝廷抓着也是死。南阳一带人看见了，说，这么老实的人都造反也，看来确实该反。于是竞相反起来。
公元23年，刘秀打了一场著名的战役，在昆阳（今河南省叶县）以8000兵力对阵王莽的40万部队，令人惊奇的是，刘秀最后竟然赢了，前程看来确实有奔头。可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却出了岔子，刘纟寅遭更始帝刘玄的忌妒而被杀。刘秀怎么办？是逞匹夫之勇，为哥哥报仇，还是忍辱负重、放眼长远？考虑再三，刘秀最终选择了后者。“惟深自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刘）纟寅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通鉴》卷三十九）。可见刘秀隐忍之功力。
清人周永年写了一本书叫《先正读书诀》，中说：“钜鹿、昆阳，皆以少胜众。项羽一战而骄，诸侯膝行而前，气焰太露；光武一味收敛，伯升（刘纟寅的字）为更始所杀，夜间泪湿枕席，平居却不露色，便是成事气量。”而《史记》说：“高祖为人……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此便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之所以成事之“法宝”。
第二章 治乱因缘（1）
1。政治广告
燕昭王于齐国破燕之后继承王位，很想一雪前耻，便和郭隗商量怎么办。郭隗讲了一个故事，说：“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马者。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马且买之，况生者乎，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郭隗用这个故事劝昭王，如想厚币致士，得先从我这“死马头”开始，于是昭王为郭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于是士争趋燕。名将乐毅就是这之后得来的。
涓人花五百金买回死马头，这事初看起来很吃亏，可是却取得了很好的广告效益，比空口说白话来得更有说服力。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把持政府的局面渐渐被打破，平民出身而有能力者，为了实现平生抱负，到处游说，情形有点像现在的推销员。比如孔子，周游列国，说周游，其实就是游说，后人便讥他“傫傫如丧家之狗”。是讥讽夫子，其实也是当年那些游说人物的真实身世。而诸侯王为了保护地盘，或者为了雄霸天下，借一些技术手段来表达招贤纳才的意愿，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