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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说:“齐桓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最早促成这个大事功的人,并不是管仲,而是青史不留名的一个小人物。有个俗语叫“小九九”,表示此人心里有私算盘,它原是指一种算术。有通于此术的人,自荐于姜小白,小白不见。其人曰:“九九小术而君不纳之,况大于九九者乎。”于是,桓公设庭燎之礼而见之。居无几,贤才自远而至,齐遂以霸师。
姜小白是一点即通的人,不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功业。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杀伐之声不绝于耳,姜小白自然无意于此等小事,他要的是强国雄兵的霸业,正如眼下要的是经济。“其人”却不这么想,他认为接纳九九小术,无异于在央视做广告,齐国连九九小术都要,何况经济大术。果不其然,身怀绝技者辐辏前来,结果是“其人”得小惠,享受了“庭燎之礼”——在庭中点燃一百把火炬,情形怕是很壮观、很隆重吧。姜小白得大惠,九次召集诸侯前来开会,够显派的了。
余也常想,郭隗和“其人”固然有商业头脑,可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也殊于一般人。《周易》本卦之外有错卦、综卦、互卦,孔子系《周易》又有《杂卦传》,成语“错综复杂”即源于此。本义是指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虑事会更周全,后来才引申为人事纷乱。郭隗和“其人”能活络地来看问题,其结果也就不同凡响了。
汉朝的性格:亦儒亦法
了解了汉朝的性格,某种意义上说,也就了然了往后朝代的历史脾气。大汉是儒法并用,亦儒亦法。并不纯用周道,也不纯用秦政。周的制度是礼,秦的政治是法。汉朝是两者之间折个中,开了往后的历史局面。这一艰巨的工作直到汉武帝刘彻手上才得以完成。
刘邦只是打了一个国家的基础,至武帝时,王朝才建起完整的制度。刘邦登基七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稳定国内局面上,对于制度上的打理只做了这么几件事:一是萧何次律令,二是韩信申军法,三是张苍定章程,四是叔孙通制礼仪,五是陆贾造新语。其他几人大抵都是熟人了,说说张苍。张苍和李斯、韩非等人都是同门师兄弟,同出荀子门下,一生博学,他的学生有贾谊。张苍在数学方面兴趣比较大,成就也高,曾增补《九章算术》。在度、量、衡方面也制订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章程,方便民间交易。而楚人陆贾,早年追随刘邦打天下,此人口才极好,因此常出使诸侯,做些外交方面的工作。他受命总结秦朝灭亡及历史上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共著文12篇,此即《新语》。和叔孙通一样,算是汉初儒家阵营里的人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治乱因缘(2)
班固很客气地评刘邦,“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其实也就草创了一个粗坯。武帝后来对大将军卫青说:“汉朝建立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加以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的话,后世就无所遵依;如果不出师征伐的话,天下不安。为此就不得不劳苦了百姓,如果后世要仿照朕的行为,那就要重蹈亡秦的覆辙了。” 汉武帝很清楚时局,也知道肩上所负的使命,有些手腕使用得激烈,那也是情出不得已,时势如此。但正是武帝的大手笔创制,构建了汉朝的历史框架,也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说,始皇帝的帝国梦,在汉武帝手上梦想成真,终于成为一个精美的成品。往后的历史朝代,皇帝轮流坐,终跑不出这个历史格局,也是延续西汉的历史性格,只是用法用儒,深浅不同罢了。
一、法的偏重
毛泽东曾告诫郭沫若,不要对秦始皇妄加批评。毛泽东亦以领导者的胸襟对始皇帝的施政抱有同情。这正如明朝的朱元璋,尝对人说:“我以前对刘邦的迁天下豪族巨室于关中这一政策很不以为然,现在看来他是对的。”(朱元璋也实施了同样的政策)个中缘由,只有他们作为过来人才知道,他们没明说,作为一介布衣,我们也不易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秦始皇推行酷政,是不得已而为之。
为什么如此说呢?秦灭六国,天下刚一统,虽收了天下兵器铸成金人十二,可是人心不可能也如此熔铸在一起,那些六国之后,包括贵族,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光复,想着复辟。陈胜起事,他们用项燕作号召,因为项燕为将数有功,爱士卒,对于他的自杀,楚人很可怜他,自然也是很想念的了,此即一例。博浪沙一击,张良一锥,险些把始皇帝送上西天。始皇帝盛怒之下,大索全国,政策就不可能不偏。因此,可以说,始皇帝是防患于未然而过了头,推行严刑峻法,最终激起民变。而帝国制度的某些不完善处,却是激起陈胜吴广起义的首因。秦统一六国后,依然沿用六国时百姓义务戍边三天的政策。战国时代国家规模小,方圆百里便算是大国,戍边自然不算是苦事,往返时间也短,随身所带的粮食不必太多。但陈胜他们却要从河南走到河北的渔阳戍边,虽也是三天,却要花费大量时间走路,所带的粮食往往不够吃(《汉书·食货志》:“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再加以雨天,按秦律失期又当斩,至而一夫发难众庙隳坏,全部玩完。
西汉承秦之弊,刑法有所宽缓,但依然实行的是法制,再宽缓也是法。建国之后,“三章约法”不足以“御奸”,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因而有萧何九章律。刘邦在稳定政局上的用心,是沿用始皇帝的那一套心路的。从刘邦对蒯彻、丁固的不同态度上可以看出来。
蒯彻即蒯通,是秦汉之际著名的辩士,继武涉之后于公元前203年策反韩信独立、三分天下的就是此人。韩信谋反被诛前,叹息说,悔不该当初不听蒯彻之言。吕后把韩信的临终遗言告诉了征陈豨回来的刘邦。刘邦自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蒯某人缉拿归案。蒯彻在回答刘邦的质询时,竟然毫不隐晦真相,承认确有其实,然后还叹息说,韩信这竖子不听我的话,以至身败名裂,如果听从我的计策,陛下安得而夷之乎?刘邦一听大怒,要把他扔进开水里煮了。蒯彻大呼其冤。刘邦质问:“你教唆韩信造反,有何冤可言?”蒯彻说:“秦政失鹿,天下人群起而追逐,本事高、手脚麻利者先得到。盗跖养的狗也对尧狂吠,并不是尧不仁义,而是狗固吠非其主。当时,我只知道韩信,并不知道陛下。况且当时天下英雄锐精持锋,想当皇帝的太多了,只是力所不能罢了,陛下又怎么能杀得尽呢?” 刘邦想想,有道理,于是放了他,蒯彻算是不负辩士盛名。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治乱因缘(3)
丁公就没这么好运气了。丁公名固,秦末薛人,是著名游侠季布的舅舅。按说丁公对刘邦是有大恩的。楚汉相争时,刘邦出奇轻易地占领了楚都鼓城,却又神奇地被回军来援的项羽击败。在刘邦溃逃的过程中在后面死命追赶的就有丁固,因此上演了一出刘邦的残忍戏。刘邦本想借逃亡之机,顺便过老家沛县把妻儿老小都带上,但一打听,他们得知刘邦战败,先溜了。刘邦只得自顾逃命,不想在路上遇到了儿子刘盈和女儿鲁元,真是意外之喜,于是父子三人团结一致地逃跑。然而丁固的轻骑着实快,眼看就要被赶上了,刘邦残忍地两次把一对儿女推下车,以减轻车的重量好逃得快些,两孩儿却两次被给刘邦当司机的夏侯婴救起,这才有了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追兵实在逼得紧,刘邦不得已,只好下车短兵相见。斗勇刘邦肯定不行,形势渐渐敌不过丁固。也是刘邦,一边打一边还会想阴谋诡计,就对丁固说:“你我都是好汉,为什么一定要互相厮杀而分出胜负呢?”丁固按现在话说肯定是个很好面子的人,一听此话,认为刘邦看得起自己,因此放了刘邦一马,这才让刘邦捡了一条命回来日后坐龙椅。刘邦称帝后,丁固来见。刘邦在军营中当众宣布丁固为臣不忠,是使项王失掉天下的人。立即把他杀了。刘邦是不想让后人也学丁固的反覆。司马光对此有很长一段评论 ,并且上升到理论高度,认为汉家天下四百年,全赖此举。
到了武帝时,却是把法家的性格暴露无遗。武帝好法制,以严刑御下,尊用酷吏。地方官员承袭此风格,治下多残暴,逼得百姓以身试法,相聚为盗。大群至数千人,攻城夺邑,释放罪人,杀死太守。小群也有数百人,劫掠乡里,阻断交通。始皇帝干过的事,武帝也变着法再做一遍。《汉书·刑法志》总结武帝一朝的刑狱情况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工作人员看都看不过来,于是郡国刀笔吏上下其手,因缘为市,让你活死罪也得活,让你死活罪也得死,议者咸冤伤之。这和秦末太像了。幸而有中兴之主的汉宣帝,励精图治,把王朝的车轮拉回到正轨上来,才避免了怒水吞舟。但政治性格上依然遵用法制。
汉武帝不喜欢戾太子刘据,后者性格仁恕温谨,对法治颇有异议,武帝认为刘据缺少才能,不像自己,关系就有所疏远。武帝用法严苛,多任用酷吏;而刘据宽厚,多有*,虽然得到百姓的拥护,但执法大臣心里很不痛快。舅舅卫青一死,刘据没了外家庇护,一些大臣乘机中伤,因此,太子便誉少毁多,终于巫蛊案发,父子兵戈相向,刘据兵败自杀。
宣帝亦有“乱我家者太子也”之叹。宣帝太子刘姡А叭崛屎萌濉保崞鹚睦鲜Γ幢攘鯅'的名气还大,便是在《三字经》中提到的疏广、疏受两父子(有说是叔侄关系)。父亲为太傅,儿子为少傅,同做太子的老师,位二千石。疏广字仲翁,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人,治《春秋》之学。元康三年(前63)四月,疏广对疏受说:“我听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现在我们官做到二千石,算是官成名立了,如果不急流勇退,将来恐怕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惧有后悔)。”父子即日称病,提交辞呈,当时叫“乞骸骨”。宣帝也是成人之美,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太子赠以五十斤。疏氏父子有此识见,在朝为官人缘估计不坏。回乡那天,公卿故人设阻道,张拱东都门外——这是古人的风雅,设阻道表示挽留与惜别,还饮离别酒,唐朝的霸陵折柳即是此意。前来送行的小车达数百部之多,路上的行人都感叹,“贤哉二大夫”。
第二章 治乱因缘(4)
却说父子俩回到乡里后,却不拿皇帝、太子赏赐的钱为子孙置产业,天天花钱办酒席,宴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好心人就劝他,也应替子孙想想,办个房地产公司(田产)之类,好钱生钱。疏广却不愿意这样做,他说:“我并不是老糊涂了,不懂顾念后代,只是现有的旧田庐,子孙只要肯经营,吃穿用度管够。现在再给他们添置财产,只是增长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惰性罢了。如果是贤材,财富多了,就会损害他们的志向;如果是蠢材,财富多了,就会增加他们的罪过。况且一个人太富了容易引起别人的忌妒,我虽没有把他们教育好,却也不想增加他们的过失。再说这些钱是圣主赏赐给我养老的,我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 大家也就心服口服得不得了。
有这样明智的老师,刘姡У闹救け憧上攵匀欢孕鄣摹八枚辔姆ɡ簦孕躺隆币灿行┪⒁榱耍偌由洗蟪佳钽ⅰ⒏强砣囊蜓杂锊唤鞫薄R虼私枋萄嘀尤菅员菹鲁中烫睿擞萌迳P圩魃担骸昂杭易杂兄贫龋疽园酝醯涝又魏未咳蔚陆蹋弥苷酰壳宜兹宀淮锸币耍檬枪欧墙瘢谷搜S诿担恢兀巫阄危 贝有鄣恼庖环埃颐巧羁膳宸枋细缸拥氖都吡恕!吨芤住匪怠爸钙渖窈酢保雷鍪虑榈幕鸷颍鞘巧裣傻谋臼隆P塾凇岸雷鹑迨酢敝螅匀迨恳廊徊桓忻啊�
而“本以霸王道杂之”一语,道破机关,点明了汉朝的历史性格,霸道在前,王道在后,看重法制重于儒。往后的历代亦以因之,都是用这两条腿走路,直至清末。尽管花样会有不一样,比如唐时的释道,明初的兼用老,但万变不离其宗,终是亦法亦儒的张本。
二、儒的确立
历史学家评说汉朝,多以“内用黄老,外用儒术”总结。我觉得这话有道理。汉初的局面有点小百家的样子。前文说过的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陆贾,都注重在笔头上练点功夫,于是“文学彬彬稍进”,文化活动稍得到复兴。为始皇帝禁锢的《诗》、《书》在民间也时有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