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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学大寨先进县川陵县，正如它的名字，虽也是本省边远地区，但却是一半平川一半山地，山地也多为丘陵，比起河阴县条件要好得多。
这期间他们有了一双儿女。由于两人天各一方，且没有安家落户的房子，大女儿和小儿子都是在杨大康老家山东沂蒙地区农村生的，孩子们也一直由大康父母亲带着。在插队的第三个年头上，省里派到川陵县一支社教工作队，主旨是重新总结川陵县农业学大寨的经验。带队的人，是刚刚从牛棚解放出来的一位原副省长，即后来先后担任过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最后退居二线又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马斌。 但此时，马斌是省革委会常委兼政工组组长。社教工作队抽调了几个插队锻炼的大学生，来帮助搞调查、写材料，其中就有杨大康。
这次抽调，成了杨大康命运的转折点。
杨大康不仅社会调查搞得好，材料写得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又是一表人才，还有农家孩子那种实沉和憨厚。
老革命出身，靠解放后进过几天速成中学，才有了一点墨水的马斌，非常喜欢杨大康。老人有意想提携这个年轻人，甚至产生过把杨大康选做自己女婿的念头，只是在了解到杨大康已经结婚并已有了儿女，方才作罢。杨大康自己也感觉到了马斌对自己的垂青，明白这是历史赋予自己的机遇，必须抓住，不能有半点闪失。他对老头子真可谓敬爱有加，举止谦躬得体不说，对老头子一言一行都察颜观色，体会周详而深得要领。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只要他亲聆马斌说过的话，不论是会议正式报告、座谈会即席讲话，还是平时一些不正规场合的随便谈话，他都能默记得一清二楚。所以，他撰写的文字材料，老头子最为欣赏，认为最合心意。
一年以后，也就是社教工作队工作结束之后，杨大康正式被调入省革委政工组。又过了二年，在河阴县插队任小学教员的叶秀子，也被调回省城，到文革中瘫痪的省妇联筹备成立新的妇联。
与插队丈夫不同的是，叶秀子插队五年，并没有像丈夫一样放弃自己的专业，她在参加农业劳动和教学的同时，光写生画就画了不知多少，以至回城省时，仅画稿就装了满满当当五大纸箱，那是一种能装几十条香烟的马粪纸箱。那时，已经是文革结束后第三年，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前夕。在她那些画稿中，有一部连环画草稿，是根据诗人纤夫那首著名长诗《老人家，请住手》意蕴，再加进她自己这几年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认识，创作的一部带意象色彩的连环画稿。这首诗，开始发表在邻省河阳县所在的地区文联一本文学刊物上。叶秀子回到省城一年后，又发现它被某省作协一本文学刊物转载。直到俩口子一齐调入《场》杂志工作后，又被唐风在《场》杂志上转载。随后不久，这首诗就受到了严厉批评，认为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革命家的恶意攻击，随后，连叶秀子不认识的那位名噪一时的诗人纤夫，也销声匿迹了。至今，叶秀子那本画稿还压在她那个纸烟箱的箱底。
杨大康自始至终参与了唐风创办《场》杂志工作。
叶秀子从省妇联调入《场》杂志社时，《场》杂志也尚在初创期，尽管名声已经大起来了，但许多事情都尚未进入正规。
叶秀子是在一个偶然机会，得知刚从部队转业的公孙龟年，就是当年诗人纤夫的。所以，当她得知欧阳亚男，为这位大兵哥起笔名叫“驮夫”时，她确确实实认为，这对公孙龟年是一个不祥之兆。她为这位让她久慕其名令她心仪已久，而天意又让她与他相识，走在在一起，却始终不能点破他“真面目”的诗人担心。更没想到，她深藏在心头的这个秘密，随着时间推移，也正在令她的感情不知不觉中，发生着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质变。
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一批批过去打成右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得到平反昭雪，《场》杂志总编辑唐风就是其中一位。
唐风解放前，与现任省委书记高大印，为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同学，也是当年北平学生运动中，一起参加革命的老战友。与“文革”结束前后，任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工组组长，后又改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马斌，也是同事兼战友，且同为过高大印部下。解放后，两人同在一所军事院校共过事，而且唐风还曾是马斌上级、军衔为上校。平反后的唐风，已不可能回到部队工作，因而被省委书记高大印，专门要来创办一本杂志。
杂志名字，是高大印与唐风两人定下的，叫《场》，怪怪的，是一本带政治新闻性，又强调社会多样性的综合人文杂志，主旨是反映中国的法治和民主建设。而且杂志社的级别也定了，副地厅级。
首先得到消息的是杨大康。
当时，因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革委会及其政工组、生产组之类，带文革色彩的建制都刚刚撤消，或者准确点说，都刚刚废止名称，重新恢复为党委、政府及各种部委厅局办。刚由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工组组长，转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马斌，原曾想把杨大康留在组织部的，后来得知省委书记高大印，让唐风这个老冤家要组建什么《场》杂志社，于是干脆向高大印推荐杨大康，去跟唐风一块搞筹备工作。为此事，他还专门与省委书记一道，与唐风共进了一次晚餐。
表面看，这是两位省委领导与老战友唐风的一次共叙友情的晚餐，其实只有马斌他自己清楚，他这个小小动作，是带一箭双雕性质的。
一是，他想借此机会和唐风修补一下关系。
20多年前，在那所军队学校，他是一位教务协理员，少校，正营职，唐风是他的上司，上校，正团职教务处副主任。唐风就是因为他马斌的所谓揭发，才打成右派的。他不知道唐风是否还对此事耿耿在心，但既然冤家路窄，他们又走到一个省份工作，那就应该“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尽管他心里清楚，至少在他本人看来，这是根本泯不了恩仇的。他至今对唐风当年那种知识分子的狂傲，或者说对唐风的世界观，是保持着自己看法的。
二是，既然唐风与省委书记高大印，是更老且关系更好的战友，唐风又是省委书记亲自点将，要回到本省工作的，而自己尽管在反右斗争中与唐风有过节，但也毕竟曾为战友、同事，修好与唐风的战友关系，这“战友”二字，也就与省委书记高大印更贴近了，今后同一把手搞好关系，无论对于搞好今后工作，还是关乎自己今后的发展都是非同小可的。
所以推荐杨大康给唐风，既是对第一把手高大印使用唐风的感情支持与工作支持，又是对唐风这个老冤家的监视，再说了，这也是对杨大康这个好小伙子，前途发展的一种期许和安排。
杨大康是唐风筹办《场》杂志之前，得到的第一个助手，并且实实在在地说，也是堪称一位非常得力的助手。
杨大康始终铭记着，临到《场》社筹备组前，马斌部长对他的教导，那是一席意味深长的话，那些话，又是那般贴心贴肺般令他感动。
马斌那番话，是在省委马斌的办公室说的。
杨大康记得很清楚，马部长说那番话时，停顿了三次，吸了三口烟，磕了三次烟灰。其实有两次，那烟并没有吸，只是在嘴上靠了靠。
第一次，部长说：“小杨，你是个德才兼备的好青年。从个人感情讲，你跟我这么多年，我是舍不得放你的，但从党的工作出发，从党性原则讲，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应该据守在党更需要的岗位上，应该担负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当然，也应该准备担负更重要更高级的职务。”
第二次，部长说：“我经常想，像我们这样的老家伙，如何把我们这一代人打下的革命江山，和开创的革命事业传承下去？千条万条，正如毛主席说的，有一条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培养出在世界观上，与革命老一代一模一样的青年人。在世界观上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
第三次，部长说：“不要以为现在，党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中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了，两个阶级、两种路线、两条道路的实质性斗争就不存在了。不会的。比如，有的右派知识分子，虽然平反了，重新工作了，党又明文规定，把他们划进工人阶级范畴了，你可不要以为，他们的世界观也就无产阶级革命化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些人，你给他一巴掌，他规矩老实的很，你给他一个笑脸，他还是照样翘尾巴，照样以他的世界观散发臭气。我们脑子中的这根弦，始终应该是要紧绷的，当然了，这种紧绷，是需要讲求艺术性的。”
杨大康很激动，虽然没有感激涕零，但很激动。
杨大康表态话，说得也很得体：“首长，您放心，我会始终抓住自己世界观改造这个总开关不放的。我相信，我不会给首长丢脸的。”
说实在话，那时，杨大康并不了解唐风与马斌部长、与省委书记高大印过去的关系，但他听懂了部长对自己的信任和期许，听懂了一个革命前辈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当然也听懂了部长的话外之音。
杨大康到《场》杂志筹备组后，妻子叶秀子也想来这里工作。叶秀子的考虑是，不想放弃自己的美术专业，杂志办起后，肯定需要美术编辑，那样的话，本职工作和业余创作二者就可兼顾。再说两口子在一起工作，还可以很好地考虑家庭安置和照顾两个孩子问题。那时他们依然居无定所，两个孩子仍然在杨大康老家山东农村，并且女儿在那里已经上小学了。于是，在刊物创刊半年之后，叶秀子随即也从省妇联调入杂志社。
当时的杂志社，尚在省政府第一招待所两间小房里，搬到梅辉大街43号院，是叶秀子调来一年以后的事。
杨大康、叶秀子夫妇堪称《场》杂志###。
他们协助唐风，从刊物办刊宗旨的设想、论证、定位，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规章制度建立，经费预算，办公场所选定，具体编辑计划的制定、刊物开本和外型风格的设计，具体栏目设置，最初一批作者的组织与选定约稿等等，以及难度更为巨大、事情更为繁琐，消耗体力和心智几乎可称为透支的各种具体落实工作：各种报告的起草、上报和审批，办公场所的腾空与装修施工，编务及行政人员的考察调入，编、印、发相关物资的采办、仓储等等，夫妇俩都做得那般投入，那般尽心尽力，等到刊物试办三期、每期以一万册印刷量免费寄赠全国，由杨大康书写的“场杂志社”木制正方型牌子，正式在省政府第一招待所门外墙上挂牌时候，尚未交付印刷厂开机印刷，准备正式公开发行的那期月刊《场》杂志，邮局正式订户已经突破5万份了。
杨大康、叶秀子夫妇功不可没。
当然，事情进展的如此顺利，杨大康后来才发现，也并非完全得力于老唐本人，和他这个老唐第一助手有多大能耐，首先是得力于唐风有一个异乎寻常的老战友、省委书记高大印的“绿灯”——他发现唐风与省委书记的战友关系时，尚不知道唐风和马斌部长的关系，这也是造成绝顶聪明的杨大康，在自己政治前途问题上，后来却犯“失聪”错误的关键所在。
《场》杂志的创刊并正式发行，简直可以称之为横空出世。
它以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为旗帜，紧紧咬住不放的是揭露、批评、清算经过文革之后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它的贴近时代与社会现实、敢揭疮疤、敢面对真实、敢抒发真言、敢高扬真理之旗的凌厉风格，一露面就使它广受读者欢迎，且为之震惊和振奋，但它也引起各个层次政治领导者们深深不安，因为它经常“打擦边球”。
有好多次，省委书记高大印竟然秉夜轻车简从，亲自造访总编辑唐风，关门长谈。杨大康不了解他们到底都谈了些什么，但俩人的亲密关系，却是杨大康亲眼目睹而感觉到的，并且常常是在他帮助老唐加班加点的夜深人静时候，他一个人亲眼目睹而感觉到的。
说心里话，对这位平反了的右派老头，杨大康既是钦佩的又是有看法的。他钦佩老头子的知识渊博、胆识过人、办事老到干练，也包括对他们夫妇二人的那份坦诚与信任，但也有看法，尽管这种看法是深深埋在心底，从来没有表露过的，那就是对于唐风的办刊思想。杨大康认为，唐风借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