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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八回（5）
朝廷出了这么多热闹事，吕公著倒始终站在局外。是不是要答谢他对安石的那一份许诺，谁也说不清。除了一言不发，他还向朝廷举荐了四个御史：侯叔献、王子韶、程颢，这三个人现在都在三司条例司公干；另一个则是谢景温，他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礼，与安石沾着些亲戚。这也与许诺有关吗？还是只有公著自己才能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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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九回（1）
载舟覆舟法论青苗
成事败事暂行三路
早在上《万言书》的时候，安石就清醒地认识到，除非无所作为，只要有所变革，就一定会引起流俗侥幸之人的攻讦非难。此后，他更常常以此劝诫神宗，鼓励他勇敢地面对攻击反对，坚持信念，百折不回。说是劝诫皇上，其中何尝没有自励自强？所以，面对是非谣诼，安石尽管也有不快，也有压抑，甚至也有不能不应付的回避、辞免，但他始终没有终止思考，终止追求，终止行动。加上神宗的信任支持，君臣之间难得的那种惺惺相惜，那一种默契，他就更勇气百倍，要披坚执锐，犯难而进了！就是吕诲与范纯仁他们攻击得最猛烈的时候，三司条例司也在按既定方针有条不紊地工作。等到枪炮暂停，尽管硝烟尚在弥漫，一项新的法规却早已呱呱坠地了。
杨虎的死，叫安石受到极大的震动。
有那么几天，睁眼闭眼，就有一个浑身血迹的人，提着头向他吼道：“还我头来！还我头来！”
恍惚中，安石问他：“你是谁？为什么找我要头？”
那人回答：“我是秀州华亭县义士杨虎。”
“原来是杨义士，失敬失敬！”安石恭敬地说
“不敢，请参政恕草民无礼！”杨虎也知道礼尚往来。
“义士舍身就法，朝廷爱莫能助，不得不忍痛成全义士。准予厚葬，也是朝廷法外施恩，略表一点心意。义士是明理的人，应当有所领悟，怎么反倒找本官要起头来？”安石半是辩解，半是责问。
杨虎略一欠身：“对不起，参政大人。草民受刑后迷失了本性，有些颠倒，还请大人原谅！草民的意思，是大人身在朝廷，应该为我们这些贫苦无告的下民做些事情。杨虎提头来见，也算是血谏吧！”
“义士死后还忘不了为民请命，本官身为朝廷命官，反倒不能替老百姓着想，实在无地自容！敢不从命！”安石说。
奇怪的是，自从有了这个许诺，杨虎就再没出现过！他虽没再出现，可这句话却深深地印在安石的脑子里，再也去不掉了！
但到底怎么帮他们呢？
鄞县借贷的事，又浮了上来。这大概是唯一能帮他们的办法了。可一县有效的，行之一州，行吗？一路，一国呢？本朝、前朝，似乎先例也不多，这事，得慎而又慎才行。
他找到吕惠卿：“吉甫，有什么办法帮助穷苦百姓渡过难关？”
吉甫想了想，说：“本朝救贫，只有常平、广惠、义仓三种。义仓一直议而未设，常平、广惠也大都名存实亡了！”
“不止是救贫，还要抑制兼并之家对他们的盘剥。杨虎的事，总叫我寝食难安！我过去在鄞县做知县，倒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发过一种借贷，春借秋还。《周礼》中，泉府之官也有借贷，将钱贷给老百姓，二十取五，收二成五的利息。周朝之后，似乎先例就不多了。再有就是，行之一县与推而广之，究竟不同。您去查查，前朝、本朝，看看能不能有些经验可资借鉴。”安石进一步作了解释。
“我明白了，这就去准备。”吉甫答应一声去了。
无论古今，这政治，一旦进入体制阶段，多少有章可循，大小有些文明可言，就不能不考虑老百姓的生活，让他们有条活路了！倒不是统治者真为老百姓着想，没有的事！那样的人要有，也是凤毛麟角。之所以不能不想着老百姓，归根结底，还是害怕那载舟覆舟的道理！天下万物，只有老百姓最好欺负，像水一样，柔软无骨，没有一点儿刚性，让它往哪儿流就往哪儿流。千斤万斤的大船压在身上，桨划也好，篙戳也好，泼屎也好，泼尿也好，它愣是哼也不哼一声，任你怎么糟蹋蹂躏。天下还有比它更贱、更弱的吗？说起来，都让人滴泪！可你要是因此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到它报复的时候，你可就毫无悔改的余地，只有死路一条了！它会陡然掀起万丈狂澜，没等你回过神来，早将你送进鱼腹了！前秦后汉，千次万次的教训之后，骑在老百姓头上的人终于认输，不得不给老百姓也留条活路。而且，那制度，无论怎么勉强，也不能不越来越严密了。
大宋的常平仓、义仓、广惠仓，就是这种制度的直接产物。当然，它们大体也是古已有之的东西；至少，也因袭了前人的意思，并非全是大宋的发明。常平仓，至少汉代就有了。义仓，是隋、唐的创造。被大宋夺权的后周，则有一种惠民仓。这三种仓都是储粮用的，也都用来救济难民，但方式却各有不同。常平仓，有平准物价的意思。丰年粮食便宜的时候，由政府出钱大量收购；到歉年，粮食紧缺，则减价抛售。收购，是防止粮贱伤农；抛售，既为平抑粮价，打击哄抬物价的奸商富户，也为叫平民百姓有粮可吃。义仓，是在固定税收之外，每亩多收一升两升，单独储存，遇到荒年缺食，开仓赈济，无偿发散给灾民。惠民仓，则是一种权宜，用增开的杂税钱折成粮食，收上来也要单独储存，灾荒时无偿赈给。
诚如吕惠卿所说，大宋虽议过几次义仓的事，甚至专门下过诏书，到底还是怕麻烦，始终没有设立。常平仓是有的，与前代的意思也完全相同。大宋还多了一条规定：减价销售，不得低于原来的本钱。广惠仓，倒是大宋专有的。大宋紧承五代战乱之后，荒田特别多。朝廷将它们租给人耕种，收的田租，根据州的大小及人数多少，由州里留下一部分单独储存，专门发给那些老弱病残，没法儿找食吃的人；有余，还可以兼及州府所辖县分。这就是所谓广惠仓。说来，还是韩琦当令时的一大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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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九回（2）
这不是挺好吗？替老百姓想得多周到！可既是制度，就会有人钻空子，就会遭到破坏；天长日久，就会面目全非了。船上的人，并不都一条心，有怕水的，也有不怕水的。更有一些横的，只要眼前能捞到好处，哪怕转眼船就翻了，他也不在乎。要所有的人都想着载舟覆舟的道理，战战兢兢，循规蹈矩，根本不可能！
常平仓、广惠仓的粮食，除了单独储存，还要单独核算，专粮专用，不准随意挪作他用。可只要有心作弊，一进一出之间，有的是空子可钻。在管事的地方官那儿，花样就层出不穷。不是规定要贱收贵卖吗？谁有那穷工夫！他愣是给你来个贱也不收，贵也不卖。朝廷打板子？那就要看我腾挪的手段！一句年景平常，物价稳定，也就打发掉了。朝廷不放心，要派人来查？那也是百年不遇的事，谁也不会正好倒霉碰上。即使碰上，也可以遮掩，找个借口就过去了。最多，也不过不负责任，连因循渎职都还算不上，怕什么？这个，只是懒的。要是贪的，可就黑了。买空卖空是一着：就是只在账面上进出，拿那钱另外去放债或经商生财。用手中的粮食和富商大户捣鬼，上下其手，又是一着。名堂也不少。可以打时间差，反正粮食一时半会用不上，先交给富商大户营运再说。走险的，十年八年库里没粮，也不是没有过。再有，见缺粮了，先将手里的粮食倒给富商大户，让他们加价售出，也是手到擒来。只要账做得活，根本看不出卖大户，全当是卖给升斗小民了呢！卖了广惠仓的粮食，弄些被施舍的假名字，照样混得过去。粮贱的时候，与富商大户达成默契，官府压价不收，任他们买个仓满囤圆，也是个办法。多了，只要有利润分成，什么点子都会想到做到。最后，连朝廷自己也往往无法把持。兵事一急，国家缺钱缺粮，实在没辙，对不起，只好来动常平、广惠仓的粮：或调或卖，充军粮军费。兵事十万火急，谁敢说个不字！这么四下里折腾，能不名存实亡吗？
原本就知道些情况的惠卿，很快便有了进一步的消息。他向安石汇报：“大人，我问了三司，全国常平、广惠仓，账面上还有钱粮一千五百万石。”
“积攒了这么多年，可不算多呵！还不知道是不是实数。”安石感慨道。
“是呵！据知情人说，常平、广惠两仓，舞弊相当不少。我也担心这数字可能有水分！”惠卿说。
“您说舞弊不少，都有哪些？”安石问。
“多了！”惠卿说。跟着，就谈起他所了解的种种营私舞弊手段了。
“养着这样一批大老鼠，真能有现在这个数字，倒是幸事了！”安石不无庆幸地说。
“是呵！”惠卿也有同感。
“为这些钱粮，朝廷没少费心思！不要说收啦运啦，光三年一次，用新粮换旧粮，储新食旧，这一倒腾，就要费多少周折？他们倒好，坐享其成！与其叫朝廷收运储管，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却有出无进，没有点滴利益，倒让这些耗子撑个脑满肠肥，朝廷自己为什么不能营运，变被动为主动？不仅朝廷得利，也解了百姓的倒悬之苦，更能打击那些贪官污吏与富商大户的盘剥兼并，一举三得。我看这事是大可以做的，是吗？”安石的思想更加明朗了。
“周朝官府的赊贷，大体也是这么个意思。”惠卿说。
“本朝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吗？”安石问。
“有，现任濮州知州李参。”惠卿说。
“您看看，我怎么偏偏就忘了这个人！您是不是说他在陕西散青苗钱的事？”安石问。
“是。大人知道他？”
“岂止是知道！他也是个相当有能耐的干才。与薛师正一样，书读得不多，但处理实际事务却比谁都强！他在庆州知州任上散青苗钱，比我在鄞县借贷，怕还要晚一点，但规模可大多了，实效自然也大得多。只是朝廷对这种事不大感兴趣，从不宣传提倡，局外人很难知道就里。我一听说，因为多少有些心心相印，当时印象挺深。可后来时过境迁，又隔了好多年，渐渐就淡忘了。您要是不提起他，我压根儿就想不起来了！您既提起他，是不是找到什么材料了？”
“三司有他当时上书的卷宗，我调来了，请您看看。”惠卿说，一面递上卷宗。
“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安石高兴得什么似的，接过卷宗就看了起来。读罢，赞不绝口：“很好，我看很多都可以用。我这就去奏请皇上，请他下旨调李参进京，一起商讨青苗法的事情。”
皇上也知道李参能干，已将他的名字写在便殿柱子上了。一听安石说要调李参进京议事，自己先就笑了：“李参是个能人，朕心里也早有他了。马上就调！”
当时就下了加急诏书，传李参进京。
这李参字清臣，郓州须城县人，没有功名，靠着祖荫补官当的知县，一路做了上来。既没有功名，平常也不大读书，可不是个读书不多的人是什么？腐书读得不多，倒促成了他的才干。他不但善于见事，也勇于为事。一旦认准，就全力以赴，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做知县的时候，遇上荒年缺食，他愣是强迫大户将粮食平价卖给饥民，谁也不敢不卖！青苗钱，是他做陕西转运使权知庆州时的发明。实际上，也是被逼出来的。庆州离西夏不远，穷得一塌糊涂。偏偏戍兵却多，知州要为戍兵筹募粮草，不说无米之炊，也相差无几了。在位又不能不谋事，想来想去，就想了这么一个辙：老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不是缺钱吗？公家让他们自己算算账，眼下究竟缺多少钱？秋后丰收，能收多少东西，够不够还债的？算好无疑，就可以到县上去找县太爷要求借贷了。或钱或粮，都行。州上只以现有的各种钱粮为资本。秋后还钱还粮，也悉听尊便。当然也有条件：借时要有保人，要立字据办手续；还的时候要付些利息。他不是书读得少吗？想不到比较前朝后汉，更不会比照圣贤之论看看是不是合适。他想着可行，给朝廷上了个折子，就动起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