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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簿与县尉相对看了一眼，没有说话。
安石虽然瞟见，却装作根本没看见，只顾继续说道：“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禁盐紧了，贩盐的是少了，可趁机贪赃枉法、敲诈勒索的事也多了，不能不注意。圣人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我的意思，凡以前的事，不论是谁，全都一笔勾销，只看以后。再有人借禁盐坑害百姓，一定严惩。你们看怎么样？”
这话，两个人自然都听明白了，一致赞成：“既往不咎好，既往不咎好。否则，就扯不清了。”
“好。那么，盐禁的事，咱们该怎么着？”
主簿看了县尉一眼，道：“大人一片爱民之心，咱们能说别的吗？不但还在榷禁，就是全废了，咱们也没二话。就照您说的办。”
安石又问县尉：“县尉大人，您看怎样？”
县尉也道：“我没说的，就照您吩咐的办。”
类似的话，安石对役吏们也大体说了一遍，只是另加了两层意思：一是同情他们没有薪俸，找些外快多半属于无奈，与一般贪赃枉法是两回事；二是答应，将来好了，将在地方相关的赋税中拨出一些，作为他们的辛劳补贴。恩威并行，免了前愆，役吏们也皆大欢喜。
大宋遗事 第二十四回（4）
衙门里头处理好了，安石就着手审理狱中那些盐贩子了。既全是升斗小民，安石略事审问也都放了，只告诉他们：“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作奸犯科的事还是不做为好。你们都记住了？”
大家虽不明就里，可无罪释放却千真万确，全在地上磕头，感激涕零：“青天大老爷开恩，我们从此一定奉公守法，永远不作歹事了！”
安石为了惩一儆百，还有意传了一两个为讨赏诬告平人的家伙。不过，也只是告诫而没加惩罚。目的只在让他们认清风向变了，不要再来妄告生事，给县里无端增加压力，认真处罚他们，反倒是没事找事了。
孙司谏这头的事，当然也得有个交代。
孙司谏名甫，字之翰，也是一个认死理较真的人。杜衍荐的他，后来为保州兵变，他认为枢密使第一个有责任，而枢密使不是别人，正是杜衍，他上书第一个也就攻杜衍。尹洙是他的好朋友，为水洛城的事，他却帮刘沪而攻尹洙。叫刘沪无罪开释的，就有他孙之翰的一份功劳。说到宫里的事情，他更口无遮拦，叫人害怕。这样在朝里自然呆不久，借整朋党，到底将他清理出来了。三转两转，就做了两浙路转运使。因为切直，虑事难免也都是线性的，办事更不会弯弯绕。看着海边上私盐屡禁不止，只想到抓人。抓人，得有人告。没人告怎么办？最简单、快捷的办法，当然是悬赏。于是，一纸公文就飞到明州鄞县了。公文下面的事情，他是考虑不到的。
既然这么爱较真，就不会不可理喻。安石给他写了封长信。一开头，就直言不讳地指责他此举完全不当。除了百姓们申述的那些理由，安石更从大局着眼，强调这样赏告滥捕，只能陷民于狱，招致叛乱。此外，则强调，公家财用不足，讲究财利并不错，但求利要合于先王之道，不能枉尺直寻，不择手段。那样，不但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只会叫老百姓怨恨，闹出乱子。最后，安石又直截了当，请孙大人收回成命，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信是叫个得力差人直接送到杭州交给司谏本人的。很久以来，上下关系早就固定成模式了：下面只知道顺从上级，讨好取媚；上面听惯了顺耳的话，偶然听见不同声音，则张口结舌，勃然大怒。结果，下情不得上达，上面恣意妄为，不到彻底垮台，绝不会偃旗息鼓。幸好孙之翰自己是谏官出身，还能容忍安石的直言犯上，且对他的勇气与辩才留下了不算坏的印象。至于收回成命，自然不可能：朝令夕改，还成政府吗？虽不收回，却也从此不再追问了。
这政令的事，不问，也就无异于收回了。主簿、县尉见上面不再追问，自己因为有前科认不了真，见安石又一丝不苟，也不敢生事，而且还要共事，图个‘和为贵’，将来一起奔个前程。只有傻角才会顶牛，互相拆台。两个先自心悦诚服顺从了安石，再不来盐务挑刺、找外快了。差役们看见两个头儿缴械投降，哪里还敢较劲，也悄悄收了兵。没有赏钱，还不讨好，谁没事还找那麻烦去告人？告状的也悄悄歇了。小民们得了实惠，仍旧悄没声儿地贩他们的私盐。原本就都是小本买卖，又有言在先，自然也没人去大弄。闹得天翻地覆的盐政，居然就这样风息浪平了。想想前后，安石感慨最多的还是：从政与做学问，实在太不一样了！治政，更多的可能还是经验，学问倒在其次。这次釜底抽薪抽得这么成功，全是元吉的主张。他可没有多少学问，而一个大学问家，也未必能提出这么合适省事的办法，来恰到好处地化解一场风波。这政治，可真是深不可测！
由这次百姓与朝廷利益的纷争，安石又想到一个问题：这国家与百姓，究竟谁养活了谁？是国家养了百姓，还是百姓养了国家？
盐从灌水到晒卤，到成盐，再到运输，哪一样不是老百姓自己动手做的？只有海水，才是天地所产。只因为国家榷卖，老百姓辛苦所得的东西，才成了犯禁的罪孽。国家无财不立，榷卖或者也无可厚非，可这谁养活谁的道理也不能弄颠倒了。否则，就会视百姓如草芥了。这话古人也说过。《礼记》就曾说：“君者所养，非养人者也。”《论语》中记的有子的话，不也说“百姓不足，君孰于足”？可见，古人是很懂这个道理的。只是如今不行古道，不行先王之法，将它完全忘了，以至于听起来反倒像是奇谈怪论了！
安石又往下想到：既是老百姓养了国家，生财之道也就只有一端，全在百姓的辛苦。国家要是只打百姓饭碗的主意，只能越打越少。到头来，老百姓只能作奸犯科，拧着来了。这样治国，只会越治越糟。安石突然想到一个比喻：一家子关起门来做生意，不让一个外人进门。老子来横的，儿子的东西全叫老子占了。老子富了，儿子成了穷光蛋，这一家能说是富吗？一个大子儿也没多呵！想着老子如何霸道占了儿子的东西，有了东西又如何洋洋自得，以为从此就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安石禁不住嘻嘻地笑了。
可很快他又沉重起来。
要富国家该先富百姓，要富百姓得先发展生产。这么个浅显的道理，怎么就没人明白，只会在百姓碗里抢食呢？
他不由得深深叹了一口气。
安石猛然想起了马运判。
马运判名遵，字仲涂，做着江淮、荆湖、两浙制置发运判官。这马运判因为经略发运，知道国家的经济命脉已经捉襟见肘，曾与自己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虽觉着总有哪儿不对，一到具体，就说不出所以然了。现在总算有了明晰的答案：国家之失，失在生财之道不畅。
大宋遗事 第二十四回（5）
他记起了运判当时那种急切而又不能不有所失望的目光，赶紧铺纸研墨，给运判也写了封信，详细诉说了自己的思考与发现。信中写道：
运判阁下：
比奉书，即蒙宠答，以感以怍，且承访以所闻，何阁下逮下之周也！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与？在阁下之明，宜以尽知，当患不得为耳！不得为，则尚何赖于不肖者之言耶！
……
写罢读过一遍，想着运判或许释然的笑容，安石又忍不住笑了。
大宋遗事 第二十五回（1）
兴水利欲旱涝无忧
办学校为以道化民
盐务一清，鄞县也就政简事少，较为清闲了。除了读书，安石喜欢带着氓儿在城里乡下转悠转悠，顺便也察访察访民情。鄞县共有一十四乡，东南、西北偏高，都是山地。虽说高，最高西北诸峰也就三百来丈，东南群山，则普遍只有二百多丈。中部宽广低平，大抵是余姚、奉化、鄞江等江河冲击成的平原水网地带。中间有个东钱湖，八百多顷，汇聚着大大小小七十二条河溪的流水。水流再下，就直通大海了。他们出来，或船或马，或远或近，顺其自然，也没个一定之规。
那天船在一个小港汊里泊了，安石与氓儿上了岸，朝远处的村里走去。村头一溜几间茅屋，门前十几株桑树、乌桕，围着个干干净净的场地。场地当中坐着位白发红颜的老人，面前小桌上摆着一壶清茶，打壶嘴里往上冒着热气。再看那老人，银髯飘洒，气定神闲，真比羲皇以上的人还要远古脱俗。
安石一见，肃然起敬，紧赶几步，上前叉手一礼：“老丈请了！”
老人抬头看见客人虽然衣冠寻常，举止却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中另带着一种不易觉察、与年龄也不大相称的威严，而且从来没有见过，知道有些来头，赶紧也起身回礼：“客官请了！”
安石问道：“敢问老丈，这儿是什么地方？”
老人答道：“我们这儿是万灵乡西源里，客官是要找什么人吗？”
安石道：“不是，不过随便走走看看。”
老人道：“客人雅兴，请坐。”
安石就着小凳子坐了，氓儿就近站在一旁。老人进屋拿了两个花盏，给安石与氓儿各倒了一盏茶：“这茶刚刚煮上，不嫌味薄，就请勉强喝一盏解解渴。”
安石谢了，端起来一喝，清香扑鼻，醇厚爽口，不觉赞道：“好茶！”
老人谦虚道：“客官见笑了。好不敢说，倒是自家亲采亲做的东西，落得个纯正。”
安石点头赞成：“是，真正农家风味。”抬头见氓儿还站着没敢喝茶，就吩咐他：“老丈既然倒了，你就一起坐下喝吧。”氓儿这才掇条凳子，稍后一点，也坐着喝茶了。
喝着茶，安石便随口问道：“老丈，近来生活怎样？”
老人回道：“托老天爷的福，今年风调雨顺，还算凑合。”
安石听出话里似乎有话，不由得问道：“听老丈口气，你们的生活好像很不稳定？”
老人叹了一口气：“唉，这话该怎么说呢？一言难尽。”
“噢，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谈谈？”
“怎么说呢？我今年也八十多了，日子倒是一年比一年更没保障！”
安石没想到会这样，吃了一惊，连忙问道：“怎么会这样？”
老人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说句砍头的话，如今的日子，比吴越王的时候都差了。”
“怎么说呢？”
“比那时更不稳定了。”
“那怎么会呢？我大宋开国，天下一统，又是承平日久，吴越不过弹丸之地，危如累卵，怎么会更稳定？”
“危如累卵，也是不错。可是您别忘了，吴越也是几十年无战事呢！这倒在其次。那时国家小，我们这儿就算是国家的核心了。国一小，不好好经营就立不住脚，所以得处处着力。小，也容易见成效。现在我们成了边远，天高皇帝远，有多少人再像过去那样关注我们呢？”
这话安石听了虽不舒服，倒也觉着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随即问道：“有什么具体问题吗？”
“就是刚才说的，生活不稳定哪！”
安石还是不明白：这两者究竟有什么联系？
老人似乎也知道他不会明白，解释道：“吴越王当国的时候，我们这儿都有营田。营田的兵卒专管水利，河溪畅通，东钱湖也又深又大，即使一两个月滴雨不下，河满湖满，仍然不愁丰收。自那以后，这几十年再没疏浚过江河、湖泊，都淤塞得不行，就是雨量比当年还多，也存不住水，下来就顺着河道流到大海里去了。三天不下雨，就干得连人与畜牲喝的水都困难，更不要说种庄稼了。真到特大水情，河满湖满，又会一片汪洋，颗粒无收。过去虽不能说旱涝保收，至少有七八成不靠天。现在呢，全指望天了：老天给饭，就吃两口；不给呢，只好勒紧裤带。您说两下相比，现在是不是更不稳定？”
老丈说的既是实情，安石当然没法儿反驳，他只是纳闷：既然知道弊病所在，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疏浚？
老丈答道：“这是个大工程，政府不挑头，谁也办不了。当官的一任来了一任走，流水一般，有几个真心关心地方，爱护老百姓！”
“老百姓愿意开工吗？”
“这是千秋万代为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