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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月，周佛海撰写了《自由和强制——平等和*》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发刊）上。他在文章中论述了自由与平等，*与专政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对于有产阶级的强制，假若放轻一点，他们的反革命运动，就要得起势力来”，“他们的反革命一成功，那就要不客气的来肆行残忍暴虐的举动，以窘迫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对有产阶级的专政，而不能空谈什么自由和平等。
在此之前，周佛海还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山川均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组合》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并在《向导》周刊第2卷第57、58期上，发表了《英国劳动党成功之经济的说明及其社会主义之关系》等文章。
纵观周佛海在这个时期撰写和翻译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给他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佛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起人和组织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出席中共“一大”（1）
1920年夏天，离别故土三年的周佛海，决心利用暑假回沅陵探望母亲。周佛海之所以能作出如此决定，是与他翻译与写作而得到的稿酬分不开的。据他讲，由于他翻译《社会问题概况》一书，就得稿酬大洋120元。他投给《解放与改造》半月刊的文稿刊出后，稿费也非常丰厚。他说，当时所得的稿费大部分寄回家养母，一部分拿来买书，同时也留一部分准备暑假回乡省亲的路费。暑假来临，他将存款打一打算盘，除去往来路费外，所余无几。他想做一套西装，算来算去没有钱做，于是只好穿着学生装回国。
当时，统治湖南的是安福系走狗、皖系军阀张敬尧。他以督军兼省长的名义，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无恶不作，被人民称作“张毒”，并在五四运动中，对学生反日爱国运动，进行*，因而激起湖南人民的强烈不满，群起反对，掀起了“驱张运动”。在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因此，当他到达上海时，谭延辏А⒄院闾璧南婢胝啪匆⒌耐罹徽剑绞陆粽牛缆饭Ｈ薹ɑ叵纭Ｔ谖蘅赡魏沃校愕胶贾萦瓮妗！暗轿骱≡谥枪拢咳粘胧椤⒖词橥猓愫图父雠笥鸦⒌巧剑惺本固胶杏斡尽Ｎ骱浇拿ぃ挥胁坏焦摹５俏骱奶烊燃恕Ｏρ粑飨潞螅讶绕瓷涑隼矗绕渚醯谜羧取Ｗ×巳龆嘈瞧冢蛭炔豢赡停怨榛氐缴虾！！�11
五四运动后，*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的维经斯基来到北京。同他一起的还有他的妻子，以及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经北京大学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介绍，见到李大钊；经李大钊的介绍，维经斯基等到了上海，会见了陈独秀，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当时有相当名望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本是北京大学教授，因为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遭到北京军阀政府的*，被迫弃职到了上海，《新青年》杂志也因此迁到上海出版。
周佛海由于在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办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发表了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当然为陈独秀熟知。维经斯基到了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问题，得到陈的同意。既然要建立共产党，就必须约请赞成*主义的人士，共同商讨。于是，陈独秀通过张东荪约见周佛海。
周佛海曾回忆说，当他从杭州回到上海时，“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秀）要见我。”“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2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人维经斯基在座。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 党’。”12
维经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商谈建立共产党，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有关此事的具体经过，如维经斯基的讲话内容，参加谈话的人员等等，因为没有原始的记录，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周佛海讲，当天讨论时，没有结果。由于张东荪不赞成此事，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但周佛海和沈雁冰是赞成的。他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出席中共“一大”（2）
经过了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这个时候，只是筹备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第二年的夏天，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我在计划拟定，分头派人工作的时候，恰当学校要开学，所以就回到鹿儿岛的学校去了。”13
周佛海的回忆，不论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参加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和筹备工作，只是由于学校开学返日，而未正式参加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成立活动。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继上海共产党的组织建立之后，北京、汉口、广州、济南、长沙等地，也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并且进行了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运动等活动。这表明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成熟了。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来到中国，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周佛海回忆说：“1921年夏，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当时，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上海。他说：陈独秀由于受陈炯明之聘，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没有出席会议。“广东代表是（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我便算是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存统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14
周佛海所说的这次代表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出席会议的代表，周佛海的回忆是不完全的，据各方面的材料证实，除原在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外，还有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的代表陈公博，以及周佛海作为日本的代表，出席会议。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会议的包惠僧也于会前赶到。
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是这样记载的：“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15出席会议的除上述13人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洛斯基。由张国焘主持会议。
在会议进行中，也即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之时，突然遭到法国警察的搜查，最后不得不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中进行，并结束了会议。关于这段情节，有关出席会议各人回忆，不尽一致。据周佛海说：会议开了好几天之后，“究竟是马令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换个地方。我们在此地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16因此，第二天照常在李汉俊家开会。
出席中共“一大”（3）
但周佛海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原因是这天下午，他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睡在地板上糊糊涂涂也就睡着了。据他说，大约12时，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进来，经毛泽东的说明，才知道是出了事。
1943年2月，周佛海在他撰写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中，作了如下记述：
原来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面生的人跑进房来，因为当时既没有卫兵守门，而汉俊家又是和同乡合住。所以此人上楼，没有人去阻止。他进房来一看，便道：“对不起，走错了。”说完，立即返回。究竟是马令机警。他说“快散了罢，一定是侦探”，于是立即散会，只有公博还留着与汉俊闲谈。不到一刻钟，法国探目，安南巡捕，中国包打听，把房子围住，一拥上楼。探捕问他们为什么开会，他们说大家都是北大学生，因为要出一种杂志和丛书，所以开会商议。探捕又问为什么有两个外国人，他们说是北大教授，请他们指导。一个中国探捕指着（陈）公博道：“你不是日本人吗？”原来公博虽然自信他的北京话，说得和北京人一样，而别人听起来，却好像是外国人说中国话。所以硬指他是日本人。经过好久的说明，才证明他是广东人。巡捕看见汉俊书架上，全是社会主义的书，于是大教训一顿，说不应看这些书。问了一刻，也就去了。侥幸巡捕没有搜身。他们两人口袋内，都放有共产党党纲草案，如果搜出，还有不进巡捕房的道理！
这次会议结束后，陈公博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4年在他所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关于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写的：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报，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10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4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为防止再出现这种中断，大会在警察管辖之外的一个著名的湖中央的船上举行，在这条被宁静动人的景色所环绕的优美船上，作出了许多激愤和激进的决议，欢快恬静的湖水和美丽的月色都没有缓和代表们激烈的感情17。
与周佛海的回忆相比，陈公博所描述的情节比较简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法国巡捕的搜查，会议只好另改地点。关于这点，周佛海说，他听了上述情况后，立即想到如果不最后通过全部议案，结束会议，将功亏一篑。于是想到要继续开会，但恐怕上海租界内不行了。他说：
我忽然想起李鹤呜（达）的夫人是嘉兴人，何不去嘉兴开会。于是便立即跑到渔阳里去商量，因为鹤呜是住在仲甫家里的。我们商量决定，鹤呜夫人明日早车赴嘉兴，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我们第二班车去，乘船游南湖。于是连夜分头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地到北站上车，我也抱病前往。到了嘉兴，早有鹤呜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当地的人，以为是游南湖的，也不注意。我们把船开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18
出席中共“一大”（4）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至今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介绍，说法很不一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党史大事年表》一书中称：“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由张静如等人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一书称：“在最后这次会议上，代表们还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由陈独秀任中央书记，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而黄美真、郝盛潮主编的《*史事件人物录》，只笼统地说“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王健英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称：*一大成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中央局”，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委员，并分别担任书记、组织与宣传各部主任。
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