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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张国焘、李达为委员，并分别担任书记、组织与宣传各部主任。
由于有关*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产生的领导机构的原始文字，尚未被发掘，所有的记述都是以“回忆”为依据，因而不尽一致，是不可避免的。但据周佛海称：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除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外，并选举陈仲甫（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19
周佛海的这种说法与上述大多数的记述，基本情节是一致的，主要的区别就是周佛海是否被选为“副委员长”和“代理委员长”。此事笔者难于作出判断，只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作为历史疑案了。
*一大于8月初结束，是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会办事处，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过该组织出版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在帮助工人学习文化的同时，秘密地向工人宣传*主义，并组织产业工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
周佛海说：“大会完毕之后，一面指派各地的负责人，分头前往工作，一面在上海活动起来。我们觉得实际工作，要从劳动运动做起，于是便成立了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发动并指导上海劳工运动。‘劳动组合’是日本名词，‘书记部’是俄国名词的翻译。把一个日本名词和一个俄国名词合并起来，做一个劳工运动组织的名词，是费了许多心思想出来的”。20
周佛海曾自我吹嘘地说他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曾秘密地在工人中开展活动。他说：例如在日本人经营的纱厂的工人，想学日语，他便在工人居住的地方，开一日语学校，他每隔一夜去教两小时。“‘到民间去’的口号，我们都做到了”。21
正当周佛海在上海活动得起劲的时候，暑假快完了，他必须回到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去上学，因此，只好去电催促在广东任教育委员长的陈独秀回沪。但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却发生了被租界巡捕房逮捕的事件，他因为要给陈独秀送一封信，而险些被捕。正在这个时候，由于第三国际要在伊尔库茨克召开一个远东弱小民族会议，以对抗美国将要召开的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中国方面，要召集工人、农民、商人和青年的代表，派去参加。周佛海说，接到这个通知后，由于时间非常急促，而又毫无准备，急得他毫无办法。他与众人经多次商量，决定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各大城市，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各都市，都派人去召集，长江一带，则由他亲自出马。于是，他便乘船到了长沙、汉口、安庆等地，通过毛泽东、陈潭秋等，约集了一些青年，交代了有关事项。在他返回上海时，陈独秀已经被营救出狱，由于学校早已开学，他便把经手的事项，交给了陈独秀，离开上海，往鹿儿岛上学去了。
脱离共产党（1）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推动了全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党的组织也得到了一定发展。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纲领，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奋斗目标。192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高潮。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统一战线的纲领，确定了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为适应国民革命运动的需要，“宜有一个努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因此，“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根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加速了与国民党的合作步伐，并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次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进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周佛海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鹿儿岛上学之后，实际上即与党的组织脱离关系，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对国内局势的发展也一直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一心去读他的圣贤书去了。
1922年，周佛海在完成了第七高等学校的学习之后，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当时周佛海可以选择两个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他为何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呢？他说：“究竟进东京帝大或京都帝大，费了不少的考虑。当时有名的*主义的权威者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为要进一步研究*主义，所以便入了京大。”22
周佛海之所以停止有关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就是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害怕因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会受到日本政府的*，由此被驱逐回国，以致影响他的前程。
当时的日本政府，虽然不禁止各种社会主义，以至*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但是，对于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是严加防范的。1921年夏秋，周佛海在上海及长沙、汉口、安庆一带活动的情况，在鹿儿岛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不知道，而日本警察却知道了。当周佛海回到鹿儿岛之后，警察便暗中对他进行监视。不仅如此，连他的老师门胁先生也警告他，要他注意，停止一切有关共产党的活动，否则，有被开除的可能。
警察的监视，老师的警告，开除学籍的威胁，确实使周佛海极为惊恐。他之所以参加组织共产党，其本意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政治的野心，即将来能成为列宁、托洛茨基式的领袖人物。但是，如果他不接受老师的警告，继续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被开除的话，不仅成为“领袖人物”不可能，连饭碗也会没有了。于是，他便“老老实实的用功”，23不从事一切政治活动了。
对于周佛海来说，监视与威胁不仅仅来自鹿儿岛警察局，而是日本政府。当他乘火车由鹿儿岛抵达京都车站，一下火车时，京都的便衣警察，就迎上前来，问他是否是周某人。这说明，他一直在警察的监视中。当他从鹿儿岛动身的时候，当地的警察便通知了京都的警察。因此，他在大学学习的几年时间，每日过的是图书馆生活，连午饭都是带干粮去吃，其他的事，则一概不闻不问。。 最好的txt下载网
脱离共产党（2）
周佛海停止党的活动以至脱离共产党的第二个原因，便是戴季陶、邹鲁等国民党右派人物的拉拢引诱。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国民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推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戴季陶、谭延辏А⒆蘼场⑻菲缴健⒗畲箢取⑼醴ㄇ凇⒂谑鞯碌�2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一届一中全会上，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被推为常务委员，戴季陶还兼中央宣传部长。
中央党部成立伊始，急需人才，尤其是宣传部，更需广泛招揽人员。当时周佛海虽然不是国民党党员，但他与戴季陶之间有着长时间的友谊。因此，戴季陶在接任宣传部之初，便写信给周佛海，以高薪邀请他回国，担任宣传部的秘书。当时的周佛海，已是大学三年级，转眼大学即将毕业，面临着回国谋求职业的严峻局面，真是焦急万状。周佛海曾回忆当时的心情，他说：
没有考进学校，非常忧虑；学校快毕业，却又非常恐慌。没有进学校，不能领官费，饭都没有吃，哪里能读书？毕业离开学校，官费不能再领了；如果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哪怕你志气比天还高，哪怕你野心比海大，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咳！生活，生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我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学的教授。因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很出风头。陈仲甫（独秀），李守常（大钊）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号召，也有相当的虚荣。但是唯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当时北大学阀的门，又关得相当的紧，哪里能够如意？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看见很多留日同学，在那里任编辑，薪水最多的，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满意足了。但是谈何容易！商务的编辑，虽然没有北大教授那样困难，但是也不容易到手。24
周佛海的这段话，把他当时急切的心情和内心世界，作了活灵活现的描述。他说，当时他虽然用尽心思，但是仍然想不出谋求理想职业的出路，但是却从天外飞来一个意外的机会，很轻松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说的意外的机会，就是收到了戴季陶要他到广州任宣传部秘书的来信。他说：
原来国共正式合作，国民党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许多共产党都加入了国民党，这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我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但是戴季陶先生，却约我去帮忙。他当时任宣传部长，要我任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25
周佛海收到戴季陶的来信，真是喜出望外，所以他不顾当时尚未进行论文答辩，完成学业，便立即起程回国，于5月抵达广州。
使周佛海始料所不及的，不仅是轻而易举解决了毕业后的职业问题，而且，当他到了广州后，时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海滨），又聘请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别的教授每月只有毫洋220元，而对他却送大洋240元。他感受颇深地说：“当时要求一个每月150元的商务编辑都不可得，现在每月却有400多元的收入。”“所以我由学校一出来，就得到了这样的地位和工作环境，实在是始料所不及。”26
周佛海说，1924年5月，他和谭平山同船到广州，住在永汉路的一家旅馆中。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惠州会馆，他便去那里看望戴季陶，戴要他任宣传部秘书。因为宣传部新近在香港接办了《晨报》，便要周佛海去香港暂时担任总主笔。为此，他便到香港担任了一个多月的记者生涯。但是，由于他不懂新闻业务，不仅不知道新闻应如何取舍，而且连版面排列，也全都不知道，结果，连连出错，以致损伤了戴季陶的声誉，不得不请求辞职。
一个人在困难之际，如果得到某人的帮助，或者由于某人的提携，而使他能在政治上飞黄腾达，他会对此人感恩戴德，终生不忘的。
周佛海曾说，他之所以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两年来看的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激刺，认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而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27现在由于有戴季陶和邹鲁等人的提拔，使他有了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机会，因此，他对戴季陶、邹鲁等人唯命是从，亦步亦趋，以至成为忠实的信徒。相反，与共产党的关系，日渐疏远，以至实际脱离。
周佛海最后脱离共产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怀疑以至反对。
在国共实现合作的过程中，以及国共合作实现后，统一战线内部就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周佛海早在1919年所写的《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中，就否认中国有阶级斗争的存在和必要。他反对共产党人所主张的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更反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要中国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他在广州时曾对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说过：“共产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农民对于地主，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共产党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以全力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28
对于周佛海在思想理论以及非组织行为的错误，周恩来同志曾多次予以批评教育，耐心帮助，但都为周佛海所拒。1924年9月，*中央决议将周佛海开除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