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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秦暮楚周佛海-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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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周佛海受审之时,杨淑慧却偕郭泰祺来见杨虎,并要见周佛海,杨虎无法,只好应允。于是,写了一张条子,叫停止对周佛海的审问。法官在接到杨虎的条子后,便对周佛海说:“现在不审了,你太太来看你,你去会她吧!”周佛海遂到楼上与杨淑慧见面。他从其妻那里得知,南京、上海主张杀他的人很多,因此,陈铭枢不敢负责解决,而蒋介石正赴徐州与冯玉祥会谈,只有等蒋的命令才能释放。
  就这样,周佛海在监房住了十几天。在押的犯人,主要是共产党人和被当成共产党人的嫌疑犯。周佛海说,他当时也不知谁是真的共产党,谁是假的。因为同在一个监房,并不问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因此有时还跟关着的一个人学唱京戏,如二本虹霓关“见此情不由人心中暗想”那段二六。
  周佛海说,有一天下午6时左右,外面又叫起他的名字了。他心想,一定又是上次审问他的那个小伙子,闲着没事,又要拿他寻开心了。谁知外面叫了他的名字之后,又接着说:“把你的衣服带出来”。他听到这句话,知道是要释放了,便对同屋的人拱手说了一声:“告辞了!”便拿着包裹出来了。
  但是,当周佛海出来之后,看见一个副官模样的军官,带着四个带驳壳枪的士兵,站在门外,等他一出门,便又将他双手铐上了镣铐,带他出了大门。门前早有一辆汽车等着。上了汽车,往乡间直开。越走越荒凉,而且又夕阳西下,想来想去,不知到哪儿去,心里害怕极了。他想,释放吗?为何不叫家里人来接?为何又要铐手?枪毙吗?为何要叫把衣服带出来,难道真的因为“黄泉无客店”,怕他受寒冷吗?向副官打听,只回答说:等会你就晓得,因而也不得要领。
  汽车在乡间土路上开了一会,便到了上海南火车站。于此,周佛海才心里明白,是要把他押送南京。第二天清晨抵南京时,一直把他送到户部街南京政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这真使他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由于时间尚早,总政治部副主任陈铭枢尚未来到,便把周佛海押在门房等候。不久来了一名副官,叫士兵把他的手铐开了,并带他上楼。陈铭枢一见到周佛海,便笑容满面地握手,并说:“对不起,开了你一个玩笑。”随后向周佛海说明经过,要周在他那里住一天,休息一下,明天再去看朋友。于是便叫副官送周佛海到一个房间去休息。
  周佛海是在第二天被完全释放,送到铁汤池丁公馆,交给戴季陶的。他中午与戴季陶共进午饭之后,便去旅馆拜访张治中,正巧,其妻杨淑慧也赶到,于是夫妻重圆。于此,周佛海闯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生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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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蒋进退
蒋介石是于6月20日至21日,在徐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策划南京与武汉合流,共同*,实行清党之后返回南京的。蒋一回到南京,周佛海便去见蒋,蒋劈头就问他为什么不在南京上岸,惹出这些麻烦。周佛海只得唯唯诺诺,承认自己的不对,以求得蒋的宽恕与信任。
  蒋介石为扩张自己的势力,和对抗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筹备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并指定张治中为该校政治部主任。蒋对周佛海是非常了解和信任的,所以便指定周佛海为该校政治总教官。
  武汉的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也于7月15日实行分共、清党、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汪精卫*之后,在冯玉祥的撮合下,宁、汉双方开始了合流的酝酿。宁、汉对立尚未消除,而南京内部,即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之间冲突又起。特别是7月24日,徐州被直鲁军攻克,而蒋介石诿过于前线总指挥何应钦,造成何应钦对蒋介石的不满。于是蒋介石亲往徐州前线指挥,并扬言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但结果,失败得更惨。8月8日,蒋介石慌忙逃回南京,张宗昌和孙传芳的直鲁联军直逼长江。但当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从前线到南京向蒋报告战况,请示机宜,蒋不问理由,又不经审判,将王天培予以处决。王天培是黔军将领,又是何应钦的同乡,王天培之死,不仅使何应钦有兔死狐悲之感,而且也引起各将领的不满。于是何与桂系串通,寻机对蒋发难。
  当时桂系主力控制了南京四周。李宗仁、白崇禧不仅公开顶撞蒋介石,而且拒绝执行蒋介石要他们进攻武汉的命令。蒋介石意识到桂系在向他“逼宫”,就以辞职相威胁。吴稚晖等人急忙出面召集各方开会,为蒋捧场,力主对蒋挽留。但是,白崇禧、何应钦等人一言不发。当蒋介石表示他需要“休息一下”时,白崇禧马上表示赞成。接着何应钦支持白崇禧的意见,李烈钧也同意蒋介石可以“休息”。于是,李宗仁提议:“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蒋介石看到局面难以挽回,只好决定下野。
  13日,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宣布下野。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人杰、蔡元培等人也宣布辞职,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是日,蒋介石带领卫队200余人,及亲信幕僚邵力子、陈果夫、张群、刘文岛等人,离开南京,经上海,于14日回到浙江奉化溪口,住在雪窦寺。16日,蒋又发表铣电,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
  蒋介石此举不过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自知控制南京政局,非他莫属。而且,他也必须在政治上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在外交上得到英美及日本的支持。于是,蒋于9月28日,偕张群东渡日本。他的第一目的,就是拜见在日本神户百乌温泉养病的宋美龄的母亲,请其同意他与宋美龄结婚。在得到宋美龄母亲的同意后,才于10月13日到达东京,拜会了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及日本军政官员,并先后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人举行密谈。直至11月10日,始由日本返回上海。
  在蒋介石辞职赴奉化及赴日期间,南京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宁汉之间虽然于8月25日实现合流,但内部纷争不已。特别是汪精卫与桂系,在成立“特别委员会”及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问题上,形成尖锐对立。而在筹组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前夕,在广州却发生了事变,汪精卫派的张发奎、黄琪翔,驱逐了代替李济深主持广州政务的黄绍竑。当时,正值汪精卫偕李济深赴沪途中。汪一到上海,南京的李宗仁、吴稚晖、蔡元培等人,便借广州事变,对汪大肆攻击,使汪成为众矢之的,陷入异常困难的境地。12月3日,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开始,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人,对汪精卫提出弹劾案,要求取消汪精卫等人出席四中全会的资格。
  在汪与南京特委会的争斗中,蒋介石一直处于旁观地位,以图借机利用矛盾,为自己上台创造条件。俗话说: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事实确实如此。吴稚晖等人的弹劾案提出后,汪精卫有口难辩,于是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2月10日,即预备会议的最后一天,突然向会议提出《催促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案》及《个人引退之附带声明》。汪的提案为预备会议通过,决定由蒋介石筹备,于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
  周佛海随蒋介石之退而退,也随蒋介石之进而进。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后,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组,周佛海辞职,由南京回到上海。旋即应戴季陶之邀,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广州事变发生后,他又回到上海。由于蒋介石即将重新上台,指定周佛海等人在上海办一个刊物,并由周佛海负总责。1928年1月,蒋介石东山再起,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即派周佛海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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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新生命》(1)
蒋介石下野之后,不仅为其重新上台在外交、军事、政治等方面进行准备,而且也为其上台进行舆论准备,为其实施*统治,推行*反人民的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因此,在他下野之时,就指令周佛海、陈布雷、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等人为其创办一种理论性的刊物,并由周佛海负总责。周佛海等人把这个刊物,起名为“新生命”,作为月刊,定期出版。
  《新生命》杂志于1928年1月在上海创刊出版,由“新生命书局”发行。地点在霞飞路〔今淮海路〕霞飞坊19号。1930年12月停刊,共出三卷,总计36期。它的创刊与停刊,如周佛海在停刊号发表的《三年来之本刊》一文中所说:“本刊的创刊,是在全国督促本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四次全会开会的时候。本刊的休刊,是在全国属望本党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四次全会开会之后。”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实行*清党,是对孙中山的三*义和三大政策的背叛,但《新生命》月刊却以宣传与鼓吹所谓孙中山先生的“三*义”相标榜,宣称其主旨“在与反动的右倾与危险的右倾相斗争,为全党建立科学的三*义的理论。”44由戴季陶撰写的《发刊词》也声称:“阐明三*义的理论,发扬三*义的精神,便是本刊的第一个使命。”
  周佛海作为《新生命》月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创刊号,周佛海发表了《今后的革命》和《民生主义的特点》两篇文章。
  在《今后的革命》一文中,周佛海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反蒋各派,尤其集中指向中国共产党。他声称:过去的一年,国民革命军的努力,发展到长江、扩张到中原和西北,中国的版图三分之二以上,都隶属在*帜之下,因此,“过去的革命,不能不说有相当的成功。但是事实上,党的主义和政策,没有实行,党的信用,因而堕落;党的轧轹和分裂,继续增长,党的中心,因而失坠。党的信用坠落和党的中心失坠,使党的环境更加恶劣,革命的前途更加艰难。”
  周佛海不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三*义和三大政策,却污蔑是由于“有些地方,政权党权,为共产党徒所劫持”。他污蔑说:“自从武汉党部和政府,被共产党劫持之后,党的中心,突然失坠。直到现在,没有事实上能够统一指导全党的中心。”
  那么,今后国民党应该如何“革命”呢?他说,首先在民众运动方面,必须打破共产党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即他所诬称的“把持”。在党的方面,“就是要建设党的理论,严密党的组织,实行党内无派的原则”。所谓“建设党的理论”,就是要“确定一个三*义的中心理论”。45也就是说,要同共产主义的理论进行斗争。
  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他的三*义学说;只有重新解释的三*义,才是孙中山先生三*义的精髓,而且这种三*义是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运动的三大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任何将二者分裂的三*义,都是违背孙中山先生本意的三*义,是假三*义。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解释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其含义是明确的,即*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但是,周佛海却玩弄偷梁换柱的手法。他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不易简单概况答复的问题”,其原因是由于其“流派既多,其所理想的社会,又各不相同”。而且,他说,即以*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论,也都包括在“民生主义”之内,只是实现的方法不同而已。他说*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作为实现的手段,但是,在中国却是“此路不通”。也就是说,在中国既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去推翻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统治,也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而只能由反动的统治者“以和平的、渐进的方法,谋经济组织的改良。”46

主办《新生命》(2)
接着,周佛海又在第2号和第3号上,分别发表了《民权主义的根据和特质》、《民族主义之科学的说明》两文。
  周佛海竭力为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涂脂抹粉,粉饰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在《民权主义的根据和特质》一文中,在大谈近世的资产阶级的所谓“*主义”之后,宣称:“中国国民党的民权主义,自然是近世*主义中的一种主义,而且是近世*主义中最进步最完全的一种主义。”他说:正因为如此,他不是虚伪的资产阶级的*主义,而是“主张国内一切半民,在政治上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乃是主张一切人民,在经济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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