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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传》序言
我读了《吴建民传》书稿的目录就有预感，这是一本可能大获成功的书，读了正文之后，我对自己的预感就确信无疑了。
建民同志长我两岁，算是“同龄人”。他的外交亲历事件，对我则多是当时由报纸上知道的“大概的”事情，如今读了这本书，大概的事情就变成了详细的和有趣的真事儿了。读者一阅之后，必知我言之不谬耳！
我在1991 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分管外事、外贸工作，后又兼任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外国领导人和政要对中国访问的代表团约有百分之七十在访问北京之后要访问上海，由此我和外交部的许多同志有较密切的接触，其中就有吴建民同志。他除1994 年6 月去荷兰当大使前来沪时，我们俩有机会交流外，还往往由万里之外的驻在国给我“功课”。
如他基于对中国人权状况不断改善的信心，建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意拘留工作组”来中国看一看（见此书第十五章）。这个小组的先遣组就是我接待的，并在上海安排了很敞开的考察项目。中国接待这个小组是第一次，而建民同志居然未给我什么“嘱咐”，我们配合默契，一切成功，产生了让来访者眼见为实的效果。
1998 年我调任中央外宣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因为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于是和建民同志有了更密切的接触。1999 年新闻办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巴黎举行中国文化周，这是一个颇具新意的大规模跨文化项目。无论在北京策划期间，还是在巴黎活动进行期间，我免不了要请教吴建民大使，请教中又免不了也给他留些“功课”，事无巨细，他总是“求必应，应必果”。
好的传记公认的第一标准——必须求真实，并切忌像小说那样以“艺术的真实”代替“事实的真实”。在此前提下，有的传记重在表达传主的人生；有的重在表达特定时代。我看，这本传记属于后一类型，作者就事论事，实事求是，评议谨慎；他善于在一些零散现象的辗转勾连和细密剥析过程中嵌入匠心独运的思考。人们称赞他的书“客观生动，信息量大，平实而不失深度”，是可靠的传记。
《吴建民传》描述了传主做过的许多件大事。1991 年是中国外交的艰难时期，吴建民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司司长，他以沉稳机智、摆事实讲道理的风格应对外国记者，澄清了误解、驳斥了攻击、说明了真相。1996年建民同志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在瑞士的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他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组织第三世界联合阵线，扭转了对中国不利的局面，以27 票赞成，20票反对，6 票弃权的结果击败了美国的反华提案。1998 年—2003 年建民同志任驻法国大使时，参与了申办2010 年上海世博会；还促成中国国家主席###和法国总统希拉克互访故乡，被希拉克总统授予通常给外国元首的“大将军”勋章。2003 年吴建民出任外交学院院长，对外交教育又有新的建树。这许多故事中多是外交大事，事实上，《吴建民传》是以这个选定的传主当作“载体”来表达时代的故事。我相信建民同志必对作者是这样叮嘱的，也是以这样的态度来接受采访的。所以，我认为读《吴建民传》在知道他个人故事的同时，也了解了与我国综合实力从较弱到渐强进程并行的外交事业中的一些大事。
我当大学生时就知道世界知识出版社是外交部所属的专门出版国际问题专著的机构。它出版的《世界知识》是我爱读的杂志。近年这个出版社的《为了世界更美好——###出访纪实》、钱其琛的《外交十记》等都是名列前茅的畅销书。据我所知，这本传记最初的倡议源于当时世界知识出版社发行部的周志淳主任，他建议上述两书的责任编辑袁路明同志做这件事。袁责编又拜请历史纪实和人物传记作家王凡担当此任。
一开始建民同志并不赞同，但经不住袁路明和王凡二位用了五个小时“晓以大义”，终于让建民同志抵挡不住，同意当了传主。
听说王凡、袁路明二位用了四年时间采访相关人物、查阅资料、写作、编辑，才完成了这部40 多万字、120 帧照片的、读来有趣又有益的《吴建民传》。
我熟悉的和吴建民同代的卓越外交家还颇有几位，我期待着他们也能慷慨地提供几个了解我国外交史的阅读窗口，让我们分享他们藏在头脑中的珍贵记忆。
2008 年5 月10 日 （###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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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篮曲（1）
那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当口/他总是举着橄榄枝去撞英、法一次次设置的底线/英、法的幻想及与苏联的相互猜忌，恰恰使希特勒在同东西两边周旋中更加游刃有余/吴建民的生命孕育和哺乳时期，世界的大背景几度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外交可以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在吴建民生命的摇篮曲中，让人联想起来感觉奇异的乐段还不止以上部分/公元1939 年3 月30 日，本书的主人公吴建民在重庆呱呱坠地。
历史延伸的轨迹有时像是漫不经意的，有时却又像是经过了令人称绝的设计，人生的轨迹似乎亦是如此。
1939 年的3月，本身就是一个多事的月份。例如在这个月里，德国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南昌沦入日军之手；教皇庇护十二世在梵蒂冈登基；5000多幅艺术作品，在德国被列为“堕落艺术”，在柏林被付之一炬；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英文版出版发行；西班牙内战，以独裁者佛朗哥的最后胜利宣告结束……
但如若以3 月为中心点，往前追半年，再向后溯半年，也就是公元1938 年9 月到1939 年9 月，那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当口，那是在人类刻骨铭心的流血政治的一页开启之前，让世界屏住了呼吸瞩目扣人心弦的外交角力的时刻。一些地域的名称，就是由于那一时段的外第一章交活动，而被赋予了新的特定的含义，例如成为政治悲剧代名词永远载入了史册的“慕尼黑”；一些政治术语，即以那个时段所发生的事作了最经典的注脚，例如“绥靖政策”。
让我们暂且把目光从新生婴儿身上移开一会儿，用一小点篇幅，对这位外交家出生的那个时段的世界画面特别是外交舞台稍作浏览：自希特勒1933 年出任德国总理后，也就是不到三年的工夫，就一步步摘除了欧洲诸国通过凡尔赛和会给作为“一战”罪魁的德国套上的紧箍咒，相继打破了对德国建军的限制、禁止征兵的规定以及洛迦诺裁军条款，使被解除了武装的德国军力迅速膨胀，从10 万自愿军的限制到正规陆军的无限制扩展；从不得拥有潜艇、飞机、坦克等进攻性武器，到德国空军规模短期内就达到法国空军的半数……而所有这一切，无不是在收获其在谈判桌上耕耘的果实。
1936 年3 月，希特勒的外交添加了武力的因素，德军开进了莱茵区，使关于莱茵区非军事化的协定成为废纸；1938 年3 月，德军跨出凡尔赛和约所划定的国界，长驱直入奥地利。这些公然打破依靠凡尔赛体系构建起的欧洲均势，对地区持久和平构成严重威胁的行径，本应引起欧洲政治家们的高度警觉，赶紧勒住希特勒这匹野马的辔头。但他们却像被施了催眠术一样，听凭欧洲集体安全的警钟一鸣再鸣，只做了几番虚应故事的表态便默然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综观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我们就会发现，希特勒的政治诉求和敢于诉诸武力之所以出人意表地屡屡得逞，是因为他的确切准了欧洲诸国的脉搏，首先在外交和心理战中操握了胜算。
希特勒敏锐地发现了欧洲两强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历史龃龉，他们虽然编织出凡尔赛体系，并充当着欧洲均势的两大护法，但却又不愿意为维护这种均势真正承担义务，他们对打破平衡的挑衅宁肯退让，也不会果决地联手实施强硬制裁。与此同时，欧洲诸国对处于欧洲东部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普遍怀抱敌意，他们即便已经感觉到纳粹是一股威胁欧洲和平的祸水，然而只要祸水东流，只要西线无战事，便采取纵容的态度。
因此，希特勒成功地利用了欧洲诸国的这种心态，频频发起和平攻势，巧妙地迎合未来可能的侵略对象的错觉。他总是举着橄榄枝去撞英、法一次次设置的底线，每当他企图变异“一战”后形成的格局，便奉上互不侵犯条约的诱人条文，仿佛英、法做一点小小的松口，之后就是大大的和平；同时他一再向西欧传递纳粹与苏维埃制度势不两立的信息，在进军莱茵区之际就向英、法表明这实在是反制苏联的步骤。
于是欧洲诸国甚至曲意讨好起希特勒，待到希特勒称霸欧洲的野心已经日益明显，欧洲诸国已经没有能力加以遏制。在兼并奥地利后，支解地处欧洲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捷克斯洛伐克，随即排上了希特勒的日程，1938 年9 月，希特勒在纽伦堡的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发出了明确的叫嚣。
摇篮曲（2）
当时的法国曾经承诺一旦捷克斯洛伐克遭受侵略，将不会袖手作壁上观，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认识到，在支解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波兰。而当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都并入德国的势力范围，整个中欧就等于是一个国家了，此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无法与之处在同一等级。
于是，法国向希特勒发出了警告，而英国首相张伯伦则在既没有德国提出正式要求，也未进行事先外交沟通的情况下，就要求于9 月15 日拜访希特勒。希特勒为表示对这次会晤的不屑，故意将见面的地点安排在离伦敦最远、交通最不方便的伯希特斯加登，而张伯伦因此不仅是在67 岁的年龄第一次搭乘飞机，而且还忍受了5 个小时的空中颠簸。
然而在伯希特斯加登迎接张伯伦的，却是希特勒一连几个小时的咆哮。他指责苏台德的德裔遭到不平待遇，他提出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由德国支解捷克斯洛伐克。但咆哮之后他并没有忘记拍着胸脯保证，这是德国在欧洲最后的领土要求。张伯伦遂应允在德国的戈德斯堡进一步磋商。
9 月22 日在戈德斯堡，希特勒的价码提得更高了，他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官方立即撤出整个苏台德区，时间从9月26 日起，必须在48 小时内完成。张伯伦虽然与希特勒“争辩”了数小时，但希特勒的让步仅仅是将捷克斯洛伐克官方撤出的开始时间推迟五天。
张伯伦虽然表达了对这一谈判结果的不满，法国总理达拉第也公开表示了强硬立场，但希特勒的回应，是宣布从9 月28 日两点开始对德军进行入驻苏台德的总动员。战端的开启仿佛就在毫发之间，张伯伦随即要求再一次会见希特勒，并求助于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请他劝说希特勒把总动员时间延迟24 小时，于此前召开德、英、法、意四国政府首脑会议。
9 月29 日，四国领袖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在纳粹党的策源地慕尼黑齐集，这耐人寻味的地点安排似乎已经昭示了会议的结果。墨索里尼扮演了给希特勒敲边鼓的角色，他在会议上的提议，与希特勒在戈德斯堡的要价如出一辙；而希特勒等待的，就是英、法两国首脑认可他的最后通牒。尽管张伯伦与达拉第很清楚，对希特勒的勒索让步，意味着自己的失信弃义，同时德国将足以同英、法两国抗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希特勒的触角，马上就要伸进苏联的势力范围……
距离四国首脑会议不远的另一个房间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如坐针毡，忧心如焚，他们国家的命运就在四国首脑的口舌之间。但他们最后等到的却是《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
这个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10 天之内把苏台德地区交给德国，苏台德区的捷军从10 月1 日开始撤退；在被割让领土上的一切工业、交通、军事等设施不得破坏，必须完整无损地移交……当一个国家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仅仅寄托于某个大国的承诺，其命运就是这样凄惨。
然而走出慕尼黑的张伯伦却向世界声称，他“为当代带来了和平”。那一天，是公元1938 年9 月30 日，早于吴建民的出生整6个月。
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在当时的西方国家迎来一片称道之声，这些政治家们居然都没有意识到，张伯伦手中握着的只是希特勒给予的大大的“画饼”。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张伯伦道贺说：“干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