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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外交胜利并没有在慕尼黑止步，他继续通过谈判桌这个战场，向他心中称霸欧洲的目标挺进。就在吴建民出生前15 天，德军开进布拉格，进而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此时此刻的希特勒，已经成为跃出潘多拉魔盒的巨怪，欧洲已经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对之侵吞欧洲的行径加以约束。
在德国最后将捷克斯洛伐克纳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之际，英、法都没有履行他们将保护被肢解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承诺，而是把底线再度后撤，宣布如果德军侵入波兰，就将对德国宣战。他们预料，德国对波兰的觊觎，定会导致德苏间的矛盾加剧。因此英国建议苏联对外宣布：“一旦有任何对苏联欧洲邻国的侵略行为，而受到该邻国的反抗，苏联政府将援手。”如果苏联真的把自己和英、法捆绑在一起，历史的进程或许会与后来人们看到的现状有所不同，英、法与希特勒的外交角力还不算满盘皆输。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摇篮曲（3）
但斯大林看穿了英国祸水东引的损人利己居心，拒绝作茧自缚。他不相信法国和英国，两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一再失信弃义；同时他看到希特勒的侵略政策不可避免地使欧洲陷于战争。他想使根本没有战争准备的祖国尽可能长时间地超脱于冲突之外，因而与德国保持着外交接触。
英、法的幻想及与苏联的相互猜忌，恰恰使希特勒在同东西两边周旋中更加游刃有余，提供了德国和苏联缔结双边条约，为其计划中的入侵波兰铺平道路的可能性；同时通过与斯大林达成谅解，让西方国家与苏联结盟使德国两面受敌的构想彻底破灭。
法国和英国将苏联捆绑入欧洲安全体系的努力，在1939 年8月21日归于失败可谓势所必然，而苏德基于一项贸易合同对话建立起的从未间断的联系却随之得到提升。8 月22 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亲自授予的行动全权前往莫斯科，谈判只进行了一天就缔结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承诺缔约国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时，另一方不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
于是，德国可以放胆地进军波兰了。1939 年9月，德军共集中了58个师，160 万人，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英、法虽然在德军入侵波兰的第三天便对德国宣战，但在此后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并未付诸任何交战行动，因此史书上以“奇怪的战争”称之。9 月底，华沙即告陷落，此时的吴建民，刚好半岁。
实事求是地说，希特勒这个在20 世纪40 年代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罪魁，的确是在取得了一系列“不流血政治——外交——的胜利”之后，才启动他的飞机和坦克的引擎的。
据有关史料记载，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即将签署的征兆显现，“希特勒无比兴奋，他展开双手，仰天大笑：‘啊，整个世界是我的囊中之物了！’”而历史的悲剧性也就在于，这个祸首所施展的外交伎俩的预期，皆一一如愿已偿。
如果说德军对波兰发动“闪电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索，从此以后，战场摆在了整个欧洲大陆，几百万人投入厮杀；那么在此前一年的时间里，战场则仅仅限于小小的会议室和谈判桌，多数情况下“参战者”还不到两位数。
上述事件都发生在吴建民的生命孕育和哺乳时期，世界的大背景几度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外交可以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一个未来的外交家，出生在这样一个外交活动如此纷繁多姿，并成为左右时局的聚焦点的时刻，这难免不让人感觉到人的命运中真有些不可说的奇异。
好了，让我们把目光重新集中于这个新生的婴儿。吴建民在一天天地成长，转眼就到了中国人颇为看重的婴儿满月那一天，那是1939 年的4 月30 日。吴建民生命的摇篮曲中让人联想起来感觉奇异的背景旋律，再次鸣奏了出来。
在地球的另一端，在1939 年4 月30 日这一天，发生了一件原本是按部就班应该发生的事。在美国的纽约，第20 届世界博览会，不早不晚，恰恰于这一天开幕了。这届世界博览会的规模超过了历届，场馆占地484 公顷，参展国居然多达64 个。博览会上展出了尼龙、塑料、录音机、磁带、电视机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产品。
在这届博览会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参展。因为西方国家始终不肯承认这个与他们的体制截然不同的国家，美国则是在1933 年11 月17 日，才由总统罗斯福宣布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在此届世博会称为联盟大厅的苏联馆内，伫立着一个劳动者高举红星的雕像，这个造型在当时西方民众的眼里也分外的新鲜。
而这届博览会的主题，则更是一个无比诱人的憧憬：“明日的新世界”。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前来参观的60 万人发表讲演。美国的媒体也热烈地呼唤：“人类相互依存，以今天的力量建设明天的美好世界……”
但是，那一年人们没有迎来“明日的新世界”，迎来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光之灾。战火和鲜血，是吴建民诞生那一年的主色调，他本人也差一点上演喋血的一幕。
然而，唯有在此将过了半个多世纪后又发生的一些事稍加罗列，人们才会感觉到插入吴建民生命摇篮曲中的这一乐段是多么有意思和耐人品嚼。
摇篮曲（4）
且让我们把1939 年和21 世纪之初做个跨越62 年的对接，2001 年5月2 日，时为中国驻法国大使的吴建民，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展览局递交了中国举办2010 年世博会的申请书；从那一天以后，到2002 年12月3 日国际展览局第132 次大会通过投票表决中国取得第2010 年世博会主办权，屡有报道将吴建民称为此次中国申博的“前线总指挥”；国际展览局的宗旨，是通过协调和举办世界博览会，促进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发展。在国际展览局2003 年12 月召开的第134 次全体大会上，吴建民被推举为新一任主席，由亚洲人任此要职在该局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把这几件相隔半个多世纪的事情往一起一放，你就会惊叹人世间无奇不有的巧合，吴建民外交生涯后期的精彩乐章，居然与他生命摇篮曲的背景乐段相映相叠。
进入兄弟家门，看到的是被冰冻过的面孔/掌握了不易为他人剥夺的安身立命的手艺/葡萄牙西班牙像切西瓜一般把地球平分了/他仅在里斯本待了两年便与之挥别/“三六子”，南京话讲出来就成了“伞漏子”/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母亲是最有威信的/吴建民出生在重庆，但他的祖籍并不在巴蜀，而是在曾有过六朝繁华的古都南京。确切地说，是南京的近郊江浦县，该县于2002 年4 月被撤销，并入南京市浦口区。
如果我们去追根溯源的话，几乎中国所有大姓的家族都曾经有过值得夸耀的历史。当然，如果家谱续得比较长的话，也总能看到式微的轨迹。吴建民家到了他祖父的这一辈，也不巧正重叠在衰落的轨迹上。
祖父曾做过官，但仕途蹭蹬，后来竟落得返回故里以农耕度日。让人感觉悲悯的是，在一天夜里，看护自家田间作物的草棚燃起大火，睡在里面的祖父死于非命。家庭的支柱倒塌了，祖母遂带着年幼的子女投奔娘家兄弟。娘家的兄弟都是富庶大户，祖母本指望能得到同情和接济，但当她进入兄弟家门时，看到的却是像被冰冻过的面孔和目光。
手足同胞的无情，使原本就在悲哀中的祖母又郁结了一腔的怨愤，她一气之下带着吴建民的父亲和姑姑们离开了娘家，来到南京市区住下。一个孤身女人拖儿带女，又无生财之道，度日之艰难可想而知，因此吴建民回忆说他幼年感觉自己的祖母的性情有些古怪乖戾，大概与她这段辛酸的经历不无关系。
由于家境窘蹙，吴建民父亲吴保生这个官宦之家的后裔居然只读了两年私塾，刚刚十四五岁，就去学手艺，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毕竟是有两年私塾的底子，吴保生所选择的这门手艺，在当时的中国是很有些科技含量的，他学的是开汽车。然而他刚到南京的那家车行时，也就是个廉价劳动力，主要是给老板做家务，其次才能学“业务”。少年的吴保生，在对机械技术的认知上很快显出了几分灵气，他肯钻研，又勤奋，逐渐通晓了汽车的驾驶、修理技术。汽车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很稀罕的物品，能驾御、摆弄罕有的物品，自然等于掌握了“高技术”，也就掌握了不易为他人剥夺的安身立命的手艺。
后来，国民政府的外交部招聘轿车驾驶员，吴保生通过考试，被聘用为外交部的雇员。生活上自立后，吴保生结婚成了家。大约在20 世纪30 年代初，他被派到中国驻葡萄牙使馆，给中国公使开车。
吴保生去葡萄牙走的是陆路，乘火车先到西伯利亚，从东欧经中欧到西欧，再到南欧伊比利亚半岛西南端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完成了整个欧洲大陆的穿越。
虽说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葡萄牙已经跌落至欧陆最欠发达国家的地步，但其毕竟有过一段也颇值得夸耀的西欧最强盛富有的历史，是公元15 世纪的海上霸主之一。1494 年6 月7日，葡萄牙曾与邻居西班牙签署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以佛得角群岛西2200 古海里处的“教皇子午线”为界，东属葡萄牙，西属西班牙，居然就像切西瓜一般把地球平分了。
在吴保生到达里斯本的时候，每况愈下的葡萄牙经济呈现了回升之势，这要归功于萨拉查的铁腕调理。在某些葡萄牙历史教科书上，萨拉查被称作残暴的独裁者，但这位独裁者本人却颇富传奇色彩。他从政之初只是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可一就任便成了凌驾于其他部长之上的部长，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权力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总统卡尔莫纳将军，且不久就真的取而代之。从一般事实观察，专制独裁者多为穷兵黩武的军阀出身，而他是一位价真货实的经济学教授；就一般常理推演，专制独裁与贪污腐败是孪生兄弟，而他却从不以权谋私，以克己廉洁名垂竹帛。
摇篮曲（5）
居于驻葡萄牙使馆，来自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吴保生，固然对萨拉查的恐怖统治没有太多的体会，但对葡萄牙上层社会在生活中的奢华考究，连细微末节都一丝不苟精雕细镂的做派，以及食不厌精的地中海饮食文化，却能时不时看在眼里。
本来，吴保生是可以继续披沐南欧的阳光风雨，但由于母亲的思儿心切，非要他回家不可，所以他仅在里斯本待了两年多便与之挥别。
尽管如此，回到南京的吴保生，俨然一个出过洋，见过世面，与周遭市井不尽相同的人了。他的视野更开阔、思路也更通达，这与后来从事汽车运输、开汽车修理铺，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他会讲一些国外的见闻，教妻子做土司，把面包裹上鸡蛋，放在油里煎。他学会了几句洋文，给自己第一个儿子，起了个“卡尔”（即“car”，英语轿车之意）的小名。当吴建民出生以后，他的哥哥升格为“大卡”，他被叫作“二卡”。
吴建民说他父亲工作起来，是那种把全部聪明和勤奋都投入其中的人，在业务上应该是无可挑剔的。在他的记忆里，就没有父亲满脸愁云密布的印象。再大的难也挡不住他正常地吃饭、睡觉，罩不住他的乐天而无忧的性情。
父亲的嗜好是抽点烟，喝点酒。酒九同音，三六得九，所以南京人对酒有个别称叫“三六子”，南京话讲出来就成了“伞漏子”。那时候老百姓喝得起的好一点的白酒，是“赤豆烧”、“绿豆烧”、“五加皮”之类，一次买不起整瓶的，通常是零打，南京人叫“零拷”。父亲在外忙碌得心情舒畅，回得家来一高兴，就会叫道：“去，拷点咯伞漏子来喝。”
给父亲拷酒的任务通常是由吴建民完成的。他那时年纪虽小，却继承了父亲对什么都充满好奇心和尝试的欲望：那无色的液体究竟有什么好喝呢？怎么那无色的液体被大人们一喝，就那样兴奋起来呢？在一次拷酒回家的半路上，他勇敢地尝了一小口。又辣又呛的液体流入口中，使他对大人的嗜酒更加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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