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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父亲有什么突出的缺点，那就是生性过于耿直，又沾染了点地中海民族的直言不讳，有时嘴巴不饶人，说的话让人感觉不甚中听。
这往往于无意识中惹出些人际间的罅隙纠葛，每逢这种情况发生，总要劳烦善良且有些调解能力的母亲出面来敉平事端。
吴建民的母亲姚世凤，出生在一个穷苦人家。她的父亲靠在码头上打工养家糊口，母亲则一直病恙缠身，40 多岁便撒手人寰。生长在这样一个穷苦家庭，自然不可能有读书的机会。但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姚世凤，却很通情达理，她并不十分善于言辞，却不知从何秉承了将混沌事物条分缕析清爽的才具，什么难解之事经母亲一说，便不再有争议。
这自然也跟她比较乐于助人，与邻里相处融洽人缘好不无关系。
母亲是无论如何不曾料到，她在不经意间给孩子做了最朴素的外交启蒙，她以自己的一再实践反复向孩子昭示着这样的事实：讲道理可以说服人，可以平息事端；平日积淀的良好关系，会在解决突发争议时受益匪浅。
正是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吴建民说他在幼小的时候就敬佩母亲，在心里觉得母亲有威信。细想来，感悟的天资应该是来自童子时代的潜移默化，只是到了长大成人后，才能于细微之中归纳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来。
逃亡，很快就从游移付诸行动/那真是一次地狱般的水上航程/日军空袭前，总能截获一批自重庆发出的密码电报/“密码之父”美国人赫伯特·C。 雅德利被请到了重庆/只要再偏一点，瓦片就将砸在婴儿吴建民头上/父亲的心咯噔一下：“完了，我的家人完了！”
如果说吴建民的出生，就国际背景而言，不乏外交史上颇为有声色的片段的话，当时国内的情景对他来说，却是一连串几乎要了他的命的灾厄。这一切，他都是从母亲的追溯中得知的。
1937 年冬季的丝丝寒意，是与一场巨大灾难将要降临的恐慌，几乎在同一时间遮罩在南京城头的。后来呈现的事态，证实了那场灾难果然是惨绝人寰，闻之比严冬更让人不寒而栗。
那一年，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挑战最严峻的一年。7月，古都北平和北方最发达的港口城市天津相继陷落。11 月12 日，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也沦入日军之手。战火和硝烟夹裹着“三个月灭亡中国”
摇篮曲（6）
的叫嚣，一天天向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弥漫。
虽然，拥有国民党军中最高军衔的唐生智，信誓旦旦要与南京共存亡，并被临危授命为南京城防司令，但在北平、天津、上海相继弃守之后，南京的民众对国民党军能否御敌于都城之外，深怀疑虑。逃亡，很快就从游移付诸行动，而后来的事态也证实，做出这种抉择的人们是幸运的。萨特说人生就是不断的抉择，抉择决定人的命运，看来有道理。
随着日军的逼近，逃亡的人流有如潮水，那争先恐后的场面深深地印在了吴建民母亲的脑海。她是这样对吴建民讲述当时的场景的：码头上挤满了充满惊恐的逃难者，眼巴巴地看着长江里面有一艘船来了，当人群拥上船后，负重的船又缓缓慢慢驶出。船的甲板上到处都是坐着的人，到处都挤得满满的，连移动一下都异常困难。长时间没有吃的，要喝水只有用绳子系住缸子，从江里把水吊上来。
那真是一次地狱般的水上航程，但他们毕竟活着来到了远离战火的后方。就在他们一家到达重庆不久，攻破南京城的日军，就在南京制造了现代人类历史上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30 万人惨遭屠戮。据有关方面统计，当时未能逃离南京的民众约40 余万，几乎等于每4个人中就有3 个死于屠杀。如此之高的死亡率，如果不是尚凑得出盘缠，踏上了流亡之旅，吴家能否存活下来，就真不敢推想了。
吴家逃过了一劫。在重庆市区西四街一带落下脚，父亲吴保生谋到了个开邮政车的差事。开邮政车经常要跑长途，一早就出去，很晚才能回到家。尽管如此，这在抗战期间的陪都已经是份让人艳羡的美差了。
1939 年4 月，吴建民出生了。一个五口之家，都由父亲一个人挣钱养活，生活便感到有些拮据。但这并不算什么，看看周遭，生活比他们困顿的人家比比皆是。
虽说重庆有重山叠水和浓雾的屏障，但在此降生的吴建民并不意味着避开了死神的威胁。在他出世之前，重庆已三度遭受日军飞机轰炸，好在这三次轰炸的规模不算太大，民众死伤总计300 人左右。
但让国民党军方极为不安的是，每在日军空袭之前，总能截获一批自重庆发出的密码电报。这说明这些密电与日军的轰炸有着密切的关联，重庆城中潜藏着日伪的谍报人员。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密电组，花了很大的力量和时间，却始终无法破解密码的内容。万般无奈之下，国民党军方通过驻华盛顿使馆副武官肖勃，用重金将有“密码之父”称誉的“美国黑室”创建人赫伯特·C。雅德利，请到了重庆。
雅德利凭借他的天赋和丰富经验，破解了密码。他发现每封密电的内容，都是轰炸重庆所必须的资料和数据，因此每当有频繁密码电报出现，其后必有空袭行动。密电虽已破译，但并没能马上查出暗藏在重庆的发报人。
就在吴建民满月后不久的5 月2 日，国民党军方再次截获了多份从重庆发出的密码电报。显然，这预示尔后将有日军的空袭，军方随即部署了防空警备。
5 月3 日是个不多的日朗云疏的天气，45 架日军飞机闯入重庆上空。
虽然在日机飞临前已拉响了警报，升起了预警红球，但由于日军掌握了重庆气候和国民党军高炮部署射程等情报，如入无防之境，在市区繁华街道肆意投弹，“19 条商业街道在半个小时内变成一片废墟……毁坏房屋1068 栋”。
5 月4 日，日军飞机再次空袭重庆市区。抗战史上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就是指1939 年5 月3 日、4 日这两日的轰炸。两日的轰炸造成6300 余民众死伤，是此前三次轰炸死伤人数总和的20 倍。
也许是因为前三次轰炸并没给重庆留下骇人听闻的记忆，也许是因为此前被炸的区域远离吴建民的家，所以当空袭警报响起，吴建民母亲虽一再催促到防空洞中躲避，可祖母却执拗地守在家里不走，她说：“我不去，我不怕死！要去你们去！”
当时家中只有祖母、母亲、三岁的哥哥和襁褓中的吴建民，母亲自然不会撇下婆婆。直到敌机的尖啸凄厉而过，炸弹接二连三在周遭爆炸，吴家住的小楼在震荡和气浪中摇摇欲坠，祖母才恐慌起来，赶紧跟着儿媳妇往外逃。
吴家住在小楼的二层。当母亲怀抱吴建民，带着家人下楼梯时，屋顶的椽子、瓦片已开始掉落，爆炸和房屋倒塌扬起的烟尘，弥漫得屋内什么都看不清了。
突然，一块瓦片砸在了母亲姚世凤的手臂上，皮开处血一下就涌了出来。而此刻吴建民那脆弱的小脑瓜，就枕在母亲的臂弯里，只要再偏一点点，就砸在他的头上了。
一块能把成人的臂膀砸得皮破血流的瓦片，如若落在一个刚满月的婴儿头颅上，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或许这位在20 世纪90年代绽放异彩的外交之星的人生旅途，那一刻就画上句号了。万恶的日本侵略者，险些把未来中华的外交英才扼杀于襁褓。
母亲不顾手臂伤口的疼痛，在烟尘和气浪中拼命奔逃，身后的房屋在爆炸声中成片成片地倒塌。当他们逃到一个自认为比较安全的角落停歇下来，母亲才发现婴儿的小脸，已经全被碎屑和灰尘遮盖，婴儿带着分明的痛苦在襁褓中蠕动。“孩子的眼睛要瞎了！”母亲心焦地叫了一声。
重庆是山城，用水本来就不方便，此刻到哪去弄水来冲洗蒙着婴儿双眼的尘土呢。“我妈妈急中生智，紧急中想到了用奶水冲我的眼睛。
那时我妈妈年轻，才23 岁，身体好，奶水也足。蒙在我眼睛上的尘土被奶水冲开了，妈妈高兴极了，说孩子的眼睛不会瞎了。”
那天，父亲吴保生开邮车去了离市区很远的地方，回到城里才听说重庆挨了炸。他急如星火地赶到西四街一带，可看到的却是那熟悉的街道已被夷为一片废墟，他的心咯噔一下：“完了，我的家人完了！”
听说还有许多住户死里逃生，吴保生又燃起了希望，遂四处去打听和寻觅自己的亲人。费了好一番周折，才又和家人团聚，吴保生百感交集，一下子抱起襁褓中的吴建民：“儿子，乖乖！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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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记忆（1）
天真的孩子们也有了民族仇恨的意识/他常常是枕着说书声沉入梦乡/刚上轮渡不久，就发现江水“咕咕”地涌进舱里/吴建民当时的心境，就如同罪犯遇到了大赦/躲过了“大屠杀”、“大轰炸”等一次次劫难，吴家在民族灾难深重之秋，真应该算是幸运的了。虽说在赫伯特·C。雅德利的努力下，最终挖出了发送密码电报的间谍——隐藏在国民党防空部队中的汪伪特务“独臂大盗”，从那以后重庆基本上没了空袭威胁，但吴建民一家对此内情一点也不知晓，只是出于安全起见，还是从城里搬到了郊区青木关。
青木关距离重庆市中心有十几二十公里远，如今可能被划入城区了，可在彼时还属于远郊。新家的后面就有一所小学，哥哥吴建国到了读书的年纪，就在那所学校上学。转眼吴建民也四五岁了，由于比较顽皮，家里觉得与其放任玩耍，还不如让他早点进学堂，受点管束学点知识。
毕竟才四五岁，即便是进了学堂，还是忍不住要玩耍。那个时代城郊孩子的娱乐，就是逮蛐蛐、粘知了、钓鱼、放风筝……因为重庆夏季闷热，吴建民常常和同学及周围的孩子们到附近的河沟里洗澡。
吴建民印象特别深的是，小孩子洗澡后手上会出现水泡过的印迹。
印迹有不同的纹路，孩子们将纹路分为被打死的日本兵和牺牲的中国士兵两种。每洗完澡，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数手上的印迹，总希望数出更多的被打死日本兵的那种纹路。
是啊，是日本鬼子的烧杀，使他们背井离乡；是日本飞机的轰炸，毁了他和周围邻居的家……在成年人爱憎情怀的濡染下，天真的孩子们也有了民族仇恨的意识，并以数纹路“消灭”日本鬼子这种方式予以表达。
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付出了3000 万人死亡的代价，取得了近代以来第一次以胜利告终的反侵略战争捷报，故谓之日本惨败，中国惨胜。稚童吴建民对胜利的记忆，是一家人从远郊又搬回重庆市内。
新家的旁边有个茶馆，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家里还能听见茶馆里抑扬顿挫的说书声。吴建民在四川出生和成长，讲得一口四川话，因此能听懂说书的内容。他觉得这些围绕帝王将相的演义、绿林豪侠的传奇很有意思，常常是枕着说书声沉入梦乡。
1947 年初，吴保生一家踏上了返回故乡的路。长途江船的码头在嘉陵江的彼岸，一家人先登上过江的轮渡。刚上轮渡不久，就有人发现江水“咕咕”地涌进舱里，吴家人赶紧拎起行李，随着人流换到另一条船上。好在是尚未启碇，要是开到江中央才发现船漏，一幕悲剧就难免了。
“千里江陵一日还”大概是所有顺江而下归家人的预期，但诗终归是诗，更何况是出自浪漫者笔下。吴家从重庆到南京，则是辗辗转转，延宕了许多时日。他们乘的船到了宜昌就不走了，一家人登岸找旅店住下，再等着继续下行的船。
吴建民对第一次旅途颠沛艰辛的体味，是母亲做的炖肉好像比以往在重庆时吃着要香许多。因为旅店的伙食质次价也不廉，擅长持家的母亲姚世凤，就到街上买了烧木炭的炉子和砂锅，买了肉来自己炖。
回到南京的初期，是吴家经济状况最好的一段时光。父亲有了自家的汽车，运营起相当于如今的“小公共”。后来父亲又开了个汽车维修铺子，照应不过来时，还雇了个司机开车。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经济呈崩溃之势，通货膨胀，民生凋敝。当一个政权被鼎沸的怨声包裹，距离倾覆就不远了；可在倾覆之前，则是最艰难的时世。吴建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段父亲为撑持家计分外劳碌。日子分明地窘迫起来，铺子里的雇工、做家务的佣人都辞退了。到了南京解放的时候，父亲已经是靠拆旧汽车的部件，摆摊零卖来维持家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