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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埃Ｏ碌�45％则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确定企业留多少、上缴国家多少利润。这时有些人心存疑虑。田纪云等著文阐述了”利改税“的优越性：第一，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国营企业的经济责任制，把企业的责、权、利密切结合起来；第二，有利于减少地方、部门由于自身经济利益强加给企业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逐步解决各级对企业因利益划分而形成的所有制观念；第三，有利于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分级财政体制。他同时针对有的人担心国营企业由上缴利润改为缴税会改变全民所有制性质的疑问，回答说”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仅仅是国家积累资金的形式的改变，并不会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
1983年实行一年的第一步”利改税“，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实行”利改税“的工业企业总户数占赢利企业总户数的886％，完成产值比上年增长9％，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109％。这些企业将增长利润的618％上缴国家，382％留下。实践表明，第一步”利改税“，既确保了国家的大头，又保证了企业的合理收入，而且初步控制了个人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
这时，田纪云针对第一步”利改税“存在的缺陷，不失时机地推动实施第二步”利改税“。他从”利改税“这一政策出发，站在改革的战略思考的高度指出：”我国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尚处在探索阶段，总体改革模式和走什么路子，尚未完全形成。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要充分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要注意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促进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从1984年10月1日起，按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二步”利改税“没有进行到底。
田纪云到国务院后，很多时间是在第一线搞调研。仅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的29天中，他率领12个人的国务院赴鲁、豫、川调查组就跑遍了山东、河南、四川3省的5个地区、15个县，召开各类座谈会33个，走访农户76家以及一批商店、学校，还请各地帮助他们对100个生产队长和100个专业户、重点户进行调查、征求意见。返京后，他们向中央和国务院写出了《关于农村形势问题》《关于农村商品流通问题》和《关于供销社体制改革问题》等3篇调查报告。至今阅读这些调查报告，还会感到生动的语言、严密的分析、深邃的思想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后来田纪云谈到自己在国务院工作10余年的感受时，伸出两个指头说：”最基本的有两条，一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田纪云在国务院工作期间，走遍了全国的省、区、市，至于考察了多少地、县，就难以统计清楚了。
1985年9月24日，*十二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增选田纪云、乔石、*、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央政治局由22人组成。全会增选乔石、田纪云、*、郝建秀、王兆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时中央书记处由11人组成。56岁的田纪云进入了中国核心领导层。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4）
田纪云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后，担负的责任更重了。除原来分管的经贸工作外，政治局确定由他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不久后的12月25日，*在召开调整后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确定胡启立主持书记处会议，田纪云协助万里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1986年1月6日和9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机关干部大会，号召中央党政军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在端正党风中做全国的表率。6日这天，在*作了《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的讲话后，田纪云作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的讲话。这是一篇代表他个人观点的讲话。他首先论证了中国”经济形势的主流很好，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的论断。他引用了老工人的话说：”没有想到经过10年*之后，国家能这么快地安定下来；没有想到‘*’留下的经济的烂摊子，能这么快地被收拾好；没有想到10亿人口的大国，人民生活能提高得这么快。“这3个”没有想到“，生动地说明了中国改革开放引起的巨大社会变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接着解释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某些新的不稳定因素解决的情况及发展前景，又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物价和价格改革、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对外开放等问题的情况和看法。他最后讲了对进一步搞好改革的几个问题的认识，鲜明地指出，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正确处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中国在长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忽视价值规律，忽视市场的作用，价格体系很不合理，一是管理太死，价格不能灵活反映市场变化，二是价格结构严重扭曲。中国经济体制一开始改革就呈现出两条主线，一条是价格改革，一条是企业改革。从1979年到1984年9月的价格改革，实行”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的方针，以初步改变特别突出的价格扭曲状态，同时试行放开一部分小商品和农副产品价格。
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决定》对价格改革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述：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从1984年10月开始，价格体系改革以放开价格为主，让大部分商品价格在市场中形成，重点是放开大部分农产品和部分主要工业消费品价格。这期间，为了稳妥，对工业产品实行了两种价格，计划调拨部分由政府定价，上市部分实行市场调节。同一样东西两种价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双轨价格“中的市场这一轨，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使经济生活出现了生机，使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双轨价格“也带来了经济秩序的混乱，也为权力与市场的恶性结合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上出现要求改革”双轨价格“的呼声。
1987年10月*十三大召开，田纪云依然当选政治局委员。在此后1988年3月产生的新的一届政府中，田纪云仍然是副总理，分管农业、商贸和经济特区等方面的工作。1988年岁初，经过认真思考的田纪云对价格体系改革提出了建议：”我们必须在价格体系改革上有所作为，要千方百计突破这个难点，攻克这个堡垒。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这个问题越拖对改革越不利，越拖越积重难返，其结果只能是推迟改革的进程。“田纪云还提出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个观点，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冲破几十年来所形成的僵化的机制和思维观念的束缚，逐步将市场机制引进到经济生活中来，逐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为资本主义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说，这也是对中国改革能否成功地到达彼岸的考验。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5）
1988年夏季，中央决定实行价格体系改革”闯关“。但由于种种原因，”闯关“未成，转入治理整顿。
中国农村改革到1984年，一时普遍出现”卖粮难“。当时，中央和国务院对粮食估计过分乐观，认识不够清醒，以致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加之其他原因，1985年粮棉等大宗农产品产量较大幅度下降。
田纪云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后，每年总是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深入农村，深入基层，走村串户，与农民交谈，与基层干部座谈，听取他们的呼声和意见。他每年多次主持召开各种形式的农村工作或专业工作会议，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田纪云深知农业的关键是粮食，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当时中国粮食的需求量不断增长，但可供数量有限，而且增长后劲不足。他全力以赴抓农业发展，抓粮食生产，着力抓稳定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努力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同时，发挥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推进农业综合开发。田纪云花费巨大的精力推进农业开发，提出”农业综合开发，一是对现有的中低产田进行改造，提高产出率，二是开发利用新的农业资源“。1988年安排黄淮海平原、三江平原、松辽平原等11片地区为综合开发区。1989年，又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宁夏、内蒙古、海南及黄河口三角洲等9片地区立项进行开发。这些项目，计划4年内改造中低产田近400万公顷，开垦宜农荒地67万多公顷，营造农田防护林网533万多公顷，治理草场10万公顷。建成后，将新增粮食近1250万吨，棉花近20万吨，油料50多万吨，糖料1200万吨，肉类30万吨。”七五计划“期间建设的第一批商品粮基地县，1987年和1988年粮食产量比建设前的2年增长近400万吨，而且绝大部分是商品粮。
自1988年到1992年的5年间，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结构逐步调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9％，粮食生产摆脱了一度徘徊局面，连续4年获得丰收。粮食储备增加，增强了以丰补歉的能力。
关键时刻，无私无畏坚持改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国内、国际环境是严峻的。国内因为人所熟知的那场政治风波，导致了严重的政治、经济损失，国际上受到抵制和制裁。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批判和否定的”左“倾思想又出现某种程度的回潮，他们针对中国的改革发出种种质问，说什么”政治上的自由化来源于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源于农村的家庭承包“，”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企图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些重大决策，扭转中国改革的大方向。田纪云针锋相对地反复讲这样一个观点，”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为坚持改革开放鼓与呼。
1989年10月，在讨论为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起草的《*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时，田纪云作了《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的发言。他说：”10年来，我们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都是小平同志作的，也是向原来的中央常委汇报请示的，有些重要的措施都是集体研究的。当然由于各人具有的地位不一样，因此责任大小不同。但是，现在回头来看，不能说我们的基本政策，我们的重大措施好像都是出了什么多大问题。我的观点就是，成绩大家都有一份，问题呢，也都有一定的责任，责任大小不同而已。所以，我觉得不能够采取下届否定上届，你否定我，我否定你的做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群众根本不信任你。现在在干部思想上，在群众心理上，有许多疑虑。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认真对待。“1986年5月20日，田纪云同志来到地处黄土高原的固原县河川乡上黄村，实地考察当地农民在黄土山上大面积种植的沙打旺生长情形。（新华社稿）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田纪云坦诚地谈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农村的承包绝不能动摇，8亿农民如果稳不住，一夜之间就要发生大的问题。企业承包，要采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方针，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完善承包的办法。关于财政承包问题，他说：”逐步地提高两个比例，是完全对的。但是，用什么办法，是从地方现在碗里的东西挖一块给中央呢，还是从今后的增长部分中中央多拿呢，在今后新开辟的财源当中中央多拿呢？这是两种思路，我主张后者。“关于乡镇企业和私营、个体企业问题，他说，”根本问题是如何加强管理问题，引导他们的资金向扩大再生产投入，限制个人的过度消费“；”乡镇企业垮下来，我们也就没有了速度“；”不能把乡镇企业视为私人企业“；”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允许适度地发展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方针还应当坚持，不要动摇“。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6）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顶住了”左“倾错误观点，明确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