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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6）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顶住了”左“倾错误观点，明确宣布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等一系列基本政策稳定不变。正由于这样，才安定了农民的心，稳住了农业生产，从而稳住了经济的全局。此后，田纪云把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把发展商品经济放在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把依靠科技进步作为振兴农业的战略措施，把进行的农业开发作为攀登农业新台阶的战略措施，把引导乡镇企业继续健康发展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把加强县级工作作为推进农村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全力推动农业发展、农村进步。
”树欲静而风不止“。1989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围绕在农村是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把农民重新纳入集体化的轨道的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有人攻击田纪云是”新形势下的‘小脚女人’，犯了‘恐合症’“。1991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为这场争论做了结论。这个有十大部分四十条的《决定》，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和基本经验，分析了当时农村的形势，明确了90年代深化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任务，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田纪云在全会上作了《关于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发言。这篇仅6600字的发言，观点鲜明地阐述了三个重大问题：（一）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是稳定大局，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二）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发展集体经济。（三）坚定不移地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奔向小康、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这个《决定》，使田纪云一直悬着的心落了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不久后发表的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赞扬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
在有些同志当时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的情况下，88岁高龄的*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后被称为南方谈话。南方谈话传回北京、传到全国，立即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巨大的震动。人们把谈话誉为”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3月9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全体会议，学习*南方谈话，并以谈话精神为指导，全面思考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战略部署。田纪云看到南方谈话后，非常兴奋。他在山西，在国家经贸部，在广州，在深圳，畅谈学习南方谈话体会，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他高度评价南方谈话的意义，”小平同志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在关键的时刻，讲了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是一个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历史的最强音“。他在讲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能改变，一百年都不能改变，谁要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时说，”小平同志为什么这样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呢“？”我理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条路线是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是适合我们的国情、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深受广大人民衷心拥护的路线。只有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我们国家才能发展，国力才能增强，人民生活才能富裕；而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国家才能稳定，才能防止和平演变，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有人不拥护，甚至采取各种办法，明的暗的，企图否定和改变这条路线。“他在谈到*”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告诫时，深有体会地说，”由于‘左’的积习很深，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如果不真正解除”左“的思想束缚，”那么就很难长期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7）
1992年4月25日，田纪云应中央党校之邀，作了题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与发展》的著名报告。整篇报告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回顾了80年代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分析了90年代面临的新形势；阐述了如何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指明了在20世纪末中国农村实现”小康“的潜力、路子与保证。当他讲到”简言之，农村的改革使农村得到了‘自主’、‘自由’、‘实惠’。‘自主’、‘自由’、‘实惠’，这是我们农村改革最基本的最实质的东西，也是被农民视做命根子的东西“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他列举了”左“的种种表现后，尖锐地指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不去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画一个问号“。在讲到”在消除‘左’的影响的时候，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时，会场上寂静得几乎能听到一根针落地的声音。这篇报告，为新的思想解放注进了强音符，很快传出党校，传到北京，传到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
人大十年，竭尽全力推动依法治国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最主要的功绩之一是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田纪云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政治局委员。翌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召开，田纪云当选为副委员长，乔石当选委员长。5年后，田纪云在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并在第二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连任副委员长，*为委员长。田纪云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除了继续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外，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探索中国*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方面。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加快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目标是在任期内大体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良好的基础。田纪云十分重视立法工作，他认为立法工作还不完全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他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规范化的经济，既要加快立法的步伐，使立法的进程同改革的进程相适应，又要注重提高立法的质量，使制定的法律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主张加快立法步伐。如何加快立法？他说，要以改革的精神立法，一是明确立法的指导思想，即立法同改革开放的进程相适应；二是进一步完善立法体制；三是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立法程序和经验。他将很大的精力倾注在*法制建设和推动依法治国上。
田纪云主张人大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加强监督职能。他说，我国法制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地区和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出现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贪赃枉法等现象，人民群众对这些问题很有意见，所以，人大要加强执法监督，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对”一府两院“的工作监督。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8）
田纪云对许多地方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开展的对”一府两院“工作的评议、对人大选举或任命的干部的述职评议，给以充分肯定，大力提倡。他称赞浙江省的”两项评议“工作有成效，而且积累了经验。当有的人提出对干部的述职评议与”党管干部“的原则有矛盾时，他反驳说，人大对选举或任命的干部进行述职评议，仅仅是对其执法、勤政等工作表现作出评价，这种评价一般是很全面的，对被评议者是一种鼓励和鞭策，这种反映人民呼声的评议，比纪检部门、组织部门找干部谈话作用大，而且也为党委正确使用干部提供了一个重要方面的根据。他指出，对人大选举和任命的干部进行监督，是人大监督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人大的监督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是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重要体现。他进而指出，监督制度，是现代*政治的一个主要支柱，它对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是不可少的。1995年12月31日，田纪云在汕头视察工作时，要求人大常委会在实施监督权方面把腰杆子再挺硬一点！
1997年11月7日，田纪云在上海市同人大常委会领导人举行座谈，当谈到”两项评议“工作时，他的一段话，入木三分，语惊四座。他说：”现在看，这个评议是成功的。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年能够评议国务院的一两个部长，评议你的成绩、你的缺点和提出对你的希望，那影响就不小。评议不等于就要罢免，一般地说都是鞭策多，有些问题是防微杜渐，提出来要你注意。这和党管干部的原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应该说这是置公仆于主人的监督之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举措。不然，公仆就离主人太远。有一年，欧洲一个议会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们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他们的官员怕议员，议员怕选民。然后问我，你们的官员怕什么？我说，我们的官员怕领导，这样对外说虽然不是很得体，但这是事实。我们的有些官员离人民太远，应该让他们离人民代表近一点嘛。如果我们对有些高级官员真正有点监督，让他们接受点人民的监督、人民代表的监督，就不至于离人民很远，像陈希同，如果有点监督，不至于这样。“田纪云针对许多人大代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提意见说实施监督不够这一情况，坦诚地说：这有思想认识问题，比如在人大工作的同志本身勇气不足，怕得罪人，怕越轨，不敢进行监督；被监督者的承受能力弱，只能听赞扬的话，不能听批评的话，这种积习根深蒂固。也有工作问题，主要是缺乏经验。恐怕还有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而监督问题的根本解决，则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他针对每次代表大会都有不少议案要求制定监督法，诚恳地告诉大家：监督法研究、起草工作从第六届人大即彭真同志任委员长时就着手进行，七届人大万里同志任委员长时也在继续努力，八届人大乔石同志任委员长也花了不少工夫，但至今仍难出台。从我个人来讲，对制定监督法也作了一些研究和考虑，现在看，在目前条件下，要制定一个名副其实的监督法，也难。
田纪云一再指示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他深刻体会到，加强法制教育，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缺乏*法制传统，”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来说，显得更为重要，任务也更为艰巨。
2002年9月，即将离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岗位的田纪云，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畅谈了自己对依法治国的思考。他告诫说：”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的法制建设特别是执法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当前，从不少地区的情况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实可堪忧。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将成为空谈。“他回顾了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治“的历史，告诉人们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他一语中的地指出，*、法制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政治体制问题；当今中国，依法治国，重在依法治权、依法治官，而不是治老百姓。
2002年盛夏，《中华儿女》刊载了田纪云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文。这篇文章，是田纪云根据自己的亲历、体会，总结中国近25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之作。他科学地概括了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五个抛弃，五个确立“：
抛弃唯意志论和”两个凡是“，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路线；抛弃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确立走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抛弃单一的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