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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140年），一场更大的叛乱发生了，其主角是南匈奴人句龙大人吾斯与车纽。
吾斯与车纽隶属南匈奴左部，他们起兵后与右贤王达成秘密协议，结果右贤王也加入反叛之列，联合进攻美稷城，并钞掠西河、朔方、代郡等地，杀死当时汉官吏，一时间声势浩大。
度辽将军马续与使匈奴中郎将梁并发边郡驻军以及羌胡骑兵共计二万余人，前往镇压，大破南匈奴军，吾斯与车纽二人落荒而逃。
南匈奴的复叛，引起了朝廷的愤怒，皇帝派出特使到美稷城中，质问南单于。这次南匈奴的反叛，南单于并没有参予其中，南单于在惊恐之下，亲自前往使匈奴中郎将梁并处，向梁并请罪。此时梁并得了重病，陈龟代理中郎将之职。
陈龟下令将南匈奴单于与左贤王逮捕，并且认为两人对部下的反叛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勒令南单于与左贤王自杀。陈龟还计划将南单于的近亲转移到内地，但是这些已经远远超过陈龟的职权范围了。
汉政府以擅权的罪名，逮捕陈龟，下狱免职。
然而南单于与左贤王之死，使得南匈奴其他首领如惊弓之鸟，惶恐不安，反倒使不少人投奔吾斯与车纽，吾斯兵团得以东山再起，掠城攻地，不可一世。
此时汉帝国在军事上荒弛的弱点暴露无遗。所幸的是，东汉时代的汉军将领军事素质都极高，度辽将军马续建议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并且以招抚为手段，分化瓦解南匈奴的叛军，这一招果然奏奇效。不久之后，右贤王的抑鞮部落共计一万三千余人投降，大大减轻了汉军战场的压力。
但是南匈奴叛军的力量仍然很强大。
句龙大人吾斯决定立车纽为单于，同时收纳乌桓部落、羌人部落以及其他胡人部落，拥众数万人，南下威胁长安城，击破京兆虎牙大营，杀死上郡都尉及军马，声威复振。随即寇略并州、凉州、幽州、冀州，来势汹汹，东汉政府迫于南匈奴叛军的压力，许多郡的政府驻地被迫迁移。
朝廷以张耽为中郎将，率幽州乌桓骑兵以及缘边诸郡的守军，对南匈奴军叛军展开猛攻，双方在马邑会战。
张耽是一个极为骁勇的将军，而且会带兵，其手下士兵都乐意为其效命，马邑会战，张耽身先士卒，其部下莫不奋勇作战，此役歼灭南匈奴军三千余人，并俘虏不少南匈奴人，以及大量的牲畜与物资。伪单于车纽战败请降，同时投降的还有叛军中诸部落首领、骨都侯。
不过叛军的灵魂人物句龙大人吾斯并没有投降，他与乌桓一些部落相结盟，继续钞寇边郡。第二年（141年），度辽将军马续率五千名鲜卑军作为主力，在榖城击败吾斯的南匈奴军与乌桓军队。
东汉时期由于奉行“以夷制夷”的战略，所以在盟友与敌人之间，经常性地变换着，前番是以乌桓、南匈奴的力量来对抗击鲜卑，现在又以鲜卑的力量来消灭南匈奴与乌桓，请注意一点，此时的鲜卑与乌桓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而是由许多部落组成的民族，有些部落归附汉帝国，有些则与之敌对。
南匈奴与乌桓叛军退守通天山，中郎将张耽率部队，从悬崖峭壁以绳索攀上山岭，出其不意对占据于此的乌桓军队发动袭击，乌桓军大败，其首领被斩杀，但是句龙大人吾斯又一次死里逃生。即便如此，句龙大人吾斯的实力已经遭到重创。
一年以后（142年），南匈奴左奥鞬王台耆也起而叛变，与句龙大人吾斯的叛军，伙同乌桓部落，抄掠并州，这不过是南匈奴叛乱的回光返照。
次年（143年），使匈奴中郎将马寔派刺客潜入敌营中，刺杀叛军领袖句龙大人吾斯，割下其首级，传回京师。
吾斯被刺，意味着南匈奴叛乱的终结。
在句龙大人吾斯死后（144年），南匈奴叛军群龙无首，马寔乘机挥师进击，大破叛军，杀死一千二百余人，左奥鞬王台耆率南匈奴余众悉降。紧接着，奇书…整理…提供下载失去盟友支持的乌桓诸部落共计七十余万人，也向马寔请降。
汉帝国的北方危机，终于尘埃落定。
然而通过这几次的危机，汉帝国的大国地位已经是摇摇欲坠了，虽然汉帝国顶住了鲜卑的进攻，顶住乌桓与南匈奴的叛乱的威胁，但是这个胜利，赢得很勉强，根本看不到当年横扫北匈奴的气势。
鲜卑在占据了大漠南北的广阔土地之后，其崛起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只是因为鲜卑部落众多，一时尚无法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因此其中汉帝国的威胁还是有限的。而南匈奴的反复叛变，究其原因，乃是企图摆脱汉政府的控制，摆脱从属国的地位，重现匈奴昔日的辉煌之中。汉帝国与南匈奴、乌桓、鲜卑之间，有着理不清的复杂关系，四者之间反复上演联合与对抗的故事，在联合与对抗的背后，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利益。
在这段时间中，真正可以称为主动经略的，只有班勇复通西域，然而这个所谓的“主动经略”，亦是一波三折。
【二、班勇舌战群臣】
从107年退出西域，东汉陷入十一年的羌战之中，到118年羌战告一段落，这段时间，西域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盘踞在西域北部的北匈奴卷土重来！
自金微山战役后，北匈奴逃遁到了巴尔喀什湖附近，在班超担任西域都护的十年间，北匈奴根本没有机会染指西域。班超去世后二年（104年），北匈奴派遣使臣抵达洛阳，请求与东汉帝国和亲，重修呼韩邪单于的故约，但是此时的东汉政府根本不把北匈奴放在眼里，一口拒绝了。第二年（105年），北匈奴再次派出使者到敦煌，准备向东汉政府献上贡物，但仍然被拒绝。正当北匈奴居住在荒寒的北地，十分狼狈之时，天赐良机，东汉政府因为无力控制西域的叛变局面，宣布从西域撤军，北匈奴毫不犹豫地抓住这次机会，卷土重来。
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北匈奴虽然实力大不如从前，但还是可以收拾西域的残局。到了公元119年，北匈奴以武力控制了西域，重新成为西域诸国的宗主国，并且联合西域诸国的部队，开始进攻中国的边塞。
东汉政府不得不考虑亡羊补牢的办法。敦煌太守曹宗建议汉军再次进入西域，朝廷批准了曹宗的计划，派长史索班率一千余人进驻西域的伊吾地区进行屯垦。汉军重入西域，西域东部国家车师前国与鄯善再度归附东汉。
这支象征性的屯垦部队很快便遭到灭顶之灾。
公元120年三月，北匈奴伙同车师后国的军队，猛攻伊吾，在匈奴兵团的优势兵力之下，一千多人的汉屯垦部队，焉能抵挡，很快便被击破，长史索班阵亡。匈奴军队指师南下，占领车师前国，车师前王落荒而逃，匈奴再度控制塔里木盆地的北道。位于南道入口的鄯善国形势岌岌可危，鄯善国王紧急向敦煌太守曹宗求助。
对北匈奴的嚣张气焰，曹宗义愤填膺，上书朝廷，请求出兵五千人反击北匈奴，以报索班被杀之仇，并重新夺回西域。
朝廷中吃闲饭的公卿大夫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应当要开闭玉门关，与西域断绝关系。前线的官员力主反击，而朝廷的官员力主放弃，持秉大权的邓太后心里也没有主意（关于汉和帝之后权力中枢之情况，后文详之），她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对西域的情形最为了解。这个人是谁呢？正是班超的儿子，在西域出生成长的班勇。
邓太后征召班勇上殿，询问班勇对此事的看法。
班勇侃侃而谈，他先分析在汉匈战争史中西域的重要作用，是“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匈奴人把西域诸国看作自家的仓库，在汉军从西域撤兵后，匈奴人卷土重来后，“遣责（债）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直（值），严以期会”，在班超控西域以前，匈奴人每年要向西域诸国摊派各种税租，金微山之战后，匈奴战败逃遁，西域诸国就不再缴交这笔费款了，但是现在匈奴人又回来了，逼迫他们把这些年欠下的各种费款统统补缴，还在原先价格的基础上提高了一部分，作为利息，为了防止诸国抗缴，还严格规定了最后的期限。这使得西域许多国家都怀念汉帝国的恩德，想要归附汉室，却没有门路。班勇进一步指出，西域诸国之所以经常叛变，“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问题是出在汉朝官员在西域的管理不当。
接着，班勇对曹宗的“反击匈奴”与公卿大夫的“弃西域”的两种观点各打五十大板。
班勇说：“现在曹宗因为屯田部队的惨败而感到羞耻，急着报仇雪恨，却不知道现在的情形不同于往日。如今国库并不充实，大军出动之后，没有后继兵力，军队深入蛮荒之境，成功的机率不到万分之一，如果因此而兵祸连连，就会后悔莫急，这是示弱于蛮夷，暴短于海内。所以我认为，不能批准曹宗的请求。”
在这里有两则背景。第一是府库空虚的背景。在此之前，从公元107年始（正好是罢西域都护这年）至118年，这十二年的时间，帝国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平定大规模的羌乱，这次平羌战争的耗费是天文数字，政府的战争支出竟然高达二百四十亿。所以班勇说国库不充实，指此。第二是是东汉兵制的背景。东汉地方武装力量极为薄弱，使得后备兵源非常少，临时征募的部队没有严格的军事训练，协同作战能力很差。这就是班勇说的缺乏后续兵力的原因。
班勇也反对朝中大臣提出的“放弃西域”的观点，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永元年间，政府在敦煌设有西域副校尉，驻军三百人，后来撤销了，现在应当要恢复。另派遣西域长史率五百名士兵，驻屯在鄯善，向西可以控制焉耆、龟兹的交通，向南可以给鄯善、于阗这些南道国家壮胆，向北可以抵抗匈奴，向东临近敦煌。这样进可攻，退可守。”
公卿大夫只知纸上谈兵，具体的军事措施似懂非懂，于是尚书问道：“现在设西域副校尉，有何好处？置西域长史驻屯鄯善，有何利害之处？”
班勇回答道：“设西域副校尉与长史，目的在于管理西域胡人，并且制止汉官吏对其侵扰，以往的历史表明，这种政策使外夷归心，匈奴畏惧。现在鄯善国王尤还，他的祖母是汉人，他是汉人的外孙，如果匈奴人得势的话，尤还必死无疑。西域胡人虽然是蛮夷，但趋利避害之心人皆有之，如果我们能出兵屯守鄯善，则足以招附其心，这就是我说的好处。”
然而班勇的主张所面对的阻力是极为巨大，长乐卫尉谭显、廷尉綦毋参、司隶校尉崔据联合攻击班勇，诘难道：“朝廷之所以放弃西域，乃是因为西域对我没什么用处，徒费朝廷的银两罢了。现在车师国已经归附匈奴人了，鄯善国也靠不住，一旦叛变，请问阁下能确保北匈奴不威胁中国的边塞么？”
谭显等人这一诘难极其厉害，要逼班勇表态，如果班勇回答“不能保证”，那么出屯西域就变得没有意义，如果班勇回答“能保证”，那么就把出兵的风险全部由班勇一人承担。谭显等人洋洋得意，以为如此一来，班勇必定哑口无言。
然而班勇是何许人也，岂能被谭显等人的小花招蒙骗过关，班勇从小追随父亲班超左右，他也从父亲那儿学到点本事，包括外交手腕与口才。
班勇微微一笑，对谭显等人说：“中国设立州牧，是为了禁止郡县奸人盗贼。如果州牧能够保证所辖郡县永远没有盗贼违法乱纪，那么我也敢以受腰斩的处分来保证北匈奴不会威胁中国的边塞。”意思很明白，我们只需要做该做的事情，国家的安危，不是一个人能保证的。复通西域并不能保证匈奴人继续骚扰中国，但是放弃西域，更不能保证了。
班勇继续分析道：“只要再通西域，那么北匈奴的势力必定被削弱，祸患肯定要轻微得多。这种结果，总比让匈奴人得到西域这块后院仓库要好得多吧。置校尉、长史是为了抚定西域、招怀诸国，不然的话，西域诸国将因为绝望而投靠匈奴，如此一来，缘边郡县必定受匈奴之患，到时河西边境的城门，恐怕又要白天关闭了（公元65年时，因为匈奴昌獗，汉边境城门只得白天关闭，不得通行）。现在如果不伸张汉家的威德，而仅仅拘泥于屯戍边关的费用问题，使北匈奴的气焰更加嚣张，这岂是保护边疆的长久之计？”
但是反对派们还不死心，继续刁难，这次出马的是太尉属毛轸，他向班勇挑战：“如果置立校尉，那么西域诸国肯定会骆驿不绝地派遣使者前来，向我大汉帝国狮子大开口，求索无度。要是给他们援助呢，现在国库空虚，肯定无法拔款；要是不给他们援助呢，他们又要失望怨恨。一旦这些国家受到匈奴的威胁，必定还要向中国求援，那么就更不划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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