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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勇实在对得起父亲班超给他起的名“勇”字，面对反对派轮番的诘难，他仍然以高超的口才，游刃有余地对付，只听得他成竹在胸，不假思索地回答：“现在假如把西域送给北匈奴，使匈奴人能够感激大汉的恩德，不再侵略边疆也就罢了。否则匈奴人得到了西域诸国的庞大的税赋，还有诸国的众多的兵马，如虎添翼，寇略边关，这岂不是既送给仇敌银子，又暴增其势力么？这样做，我认为实在不值得。设置校尉，可以宣威布德，维系诸国归附大汉的信念，动摇北匈奴觊觎中原之心，也不需要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富。西域人并不会要求什么，他们就算派使者前来，顶多不过供应些饭菜罢了。如果政府放弃西域，诸国必定归附北匈奴，到时与北匈奴共同发兵入侵并州与凉州，那么中国所要花费的军费开支，何止千亿之多。”
班勇以一敌众，口若悬河，力压群臣，博得邓太后的暗暗喝彩，而且他辩论中所说的十分有道理，即便是反对都也很难把他驳倒。朝廷公卿经讨论，由邓太后拍板，决定设置西域副校尉，下辖三百人，驻屯在敦煌。
但是朝廷显然把班勇建议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漏掉了，班勇的意见，除西域副校尉之外，还应该派遗西域长史率五百人驻守在鄯善国以东地区，以控制南北二道。这与其说是疏忽，不如说是朝廷对“弃西域”派的妥协。
这种妥协的结果是，西域副校尉形同虚设。连国门都没出的西域副校尉，究竟可以威慑住谁呢？这种毫无意义的威慑力，并不能制止北匈奴联合车师国的力量入寇边关，结果是河西走廊一带多次遭到入侵，百姓深受其害。
永宁二年（建光元年，121年），班勇的支持者，执政达十五年之久的邓太后病逝。在这种政权交接的时候，免不了又是一番刀光血影，血肉横飞。充当了十四年傀儡皇帝的汉安帝岂会错失夺回大权的良机，于是乎邓氏家族成为他通往无限权力路上的最大障碍，失去太后屏护的邓氏家族没有能力来对抗皇帝，最终邓骘父子及其弟侄七人全部被迫自杀，最刺的眼中钉被汉安帝轻轻地拔去。
安帝延光二年（123年），北匈奴又一次发兵攻打河西走廊。
放弃西域、关闭玉门关的论调重新抬头，持这一观点的公卿大夫认为只要隔绝西域，便可以永绝外患，这种观点似乎是睁眼说瞎话。从京师外调到敦煌担任太守的张珰上书朝廷，说道：
“臣以前在京师时，也曾一度认为应当要放弃西域，现在据守边关，才知道放弃西域则河西四郡不能独存，故而谨向朝廷献上三策：北匈奴的呼衍王经常展转于蒲类海与秦海之间控制西域，钞寇中国，现在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人屯集在昆仑塞，先发制人，攻击呼衍王，然后发鄯善兵五千人威胁车师后国，这是上策；如果不能发兵，则置军司马率将士五百人，由河西四郡提供粮食补给，出西域，屯柳中城，这是中策；如果这也做不到，就放弃交河城（车师前国的都城），将鄯善等国的百姓全部迁移到塞内，这是下策。”
朝廷将张珰的意见交由群臣讨论，尚书仆射陈忠把班勇的话重新演绎了一番：
“现在北匈奴已经击破车师，下一个目标必定是鄯善，如果汉府政弃而不救，那么西域诸国必定要服从于匈奴了。如若这样，北匈奴的财力必定大增，势力越大，而且南连羌人区，如果与之联手，那么河西四郡的局势就岌岌可危了。河西四郡如果危急，朝廷不能不救援，如此要耗费的人力物力，要百倍于今日。现在反对者只认为西域绝远，要安抚之则费用太大，则看不到当年汉武帝经营西域时的苦心与艰难。如今敦煌已经感觉到危机，所以远道上书告急，如不出兵相助，内则不能慰劳官吏百姓，外则示弱于蛮夷，使国事日蹙，国土日减，这不是好的打算。臣以为应当要在敦煌设校尉，增派士兵屯驻于河西四郡，以安抚西域诸国。”
你想想，汉安帝当了那么多年的木头皇帝，好不容易有机会咸鱼翻身，也颇想有一番作为，最后拍板决定，派遣屯驻西域的部队。谁是最佳人选？那还用说吗？当然是班勇了。
【三、虎父无犬子】
班勇被任命为西域长史，率五百人进驻西域柳中城。
这对班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班勇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优势，首先，他是班超的儿子，班超在西域经营三十年之久，西域诸国对班超敬若神明；其次，班勇身上有一半西域人的血统，这无疑会获得西域人的好感与信任；再者，班勇自小出生在西域，对西域十分熟悉与了解，而且长期追随在班超的左右，也使他学习到父亲处理西域事务的方法与手段，他性格坚忍顽强，有乃父之风。
数年前索班的一千多人的驻伊吾的屯垦军团便在北匈奴的打击下全军覆没了，班勇的五百人显然是太少了。但是班勇不觉得少了，当年父亲班超初使西域时，只有三十六个人，不也建下了不世的勋业吗？
啊，西域，久违的西域！对于这片自己出生、成生的土地，留下太多的回忆，让班勇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
北匈奴势力重新介入西域，使西域各国不由得怀念起班超的时代。
北匈奴人残酷地压榨西域诸国，诸国苦不堪言。班勇必须要充分利用西域与匈奴人之间的矛盾。他到西域之后，首先亲自抵鄯善国，说服鄯善国王重新归附汉室。然后又遣使入龟兹，但是龟兹王白英畏惧北匈奴，心中犹豫不决，班勇晓以大义，施于恩信，龟兹王白英终于宣布脱离北匈奴，率喽啰国姑墨、温宿向班勇投降。白英自缚前往见班勇，负荆请罪，班勇亲自为白英解缚，招降龟兹乃是重新打通西域最关键的一步，因为龟兹是西域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南道的疏勒、于阗等国家，距离北匈奴遥远，匈奴对其控制力比较弱，而这几个国家又是当年班超苦心经营之地，疏勒还是班勇的母国，所以也纷纷归附班勇。
此时北匈奴的军队驻扎在车师前后国，车师国在西域地理中的重要位置是我们反复提及的，从西汉到东汉，汉匈两国围绕车师进行了十余次的争夺，要控制西域，车师是必争之地。除了车师前后国之外，在附近的四个小国：卑陆、蒲类、东且弥、移支也在北匈奴人的控制之下，所以班勇要复通西域，车师之地必定是主战场。
在与北匈奴争夺车师之地，仅仅凭借微不足道的五百名屯田官兵显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倚借西域诸国的军事力量。
班勇在外交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下一个目标就是攻取车师。
首先是位于天山南侧的车师前国。车师前国驻有北匈奴的军队，主力是伊蠡王的兵团。班勇组建一支由鄯善、龟兹、姑墨、温宿等国的联军一万多人，开赴前线。西域诸国部队的战斗力其实并不弱，只是长期被匈奴人所压制，对匈奴人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只要有象班超、班勇这样的名将指挥，其实挫败匈奴人并非难事。
伊蠡王得知班勇率西域兵团前来，便率匈奴与车师国军队在伊和谷一带构建防线。班勇率军抵达伊和谷，与匈奴军狭路相逢。班勇率军奋勇出击，势不可挡，伊蠡王的匈奴兵团损失惨重，急忙撤出战出，让车师前国的军队断后。结果车师前国的五千名士兵放下武器，向班勇投降。这样班勇控制西域战略要地车师前国。
下一个目标，当然是车师后国了。
延光四年（125年）的秋天，经过一年的准备，班勇准备越过天山山脉，进攻车师后国。因为车师后国不仅路途远，而且有天山作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为了确保攻克车师后国，班勇向朝廷请求征调六千名骑兵。从敦煌、张掖、酒泉所调来的六千骑兵已经到位，联合鄯善、疏勒、车师前国的军队，开始向车师后国发动进攻。
这次进军十分顺利，越过天山之后，班勇指挥联军进入车师后国，因为有六千名汉军骑兵的支援，战斗力远非车师后军所能比。车师后王军就以及北匈奴持节使率军迎战班勇，结果被杀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被杀死及俘虏的人数超过八千人。好汉不吃眼前亏，车师后王军就投降，北匈奴的持节使成为阶下囚。
班勇将被俘的北匈奴持节使带到伊吾，索班与一千余名汉军士兵的阵亡处（120年），杀持节使以祭奠汉军阵亡官兵，传首京师。
次年（126年），班勇废车师后国军就，改立加特奴为车师后国王。同时派遗领将前往东且弥国，杀死不肯归附汉室的国王，另立亲汉派的国王。其余仍然归附的数个国家，如卑陆、蒲类、移支等国，大惊失色，全部向班勇投降。
此时西域五十余国中，只有焉耆国不肯归降。
班勇决心扫除北匈奴的势力。北匈奴人原先与车师前、后国为跳板，驻军于此，欲掌控西域事务，然后班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迫降了车师前国与车师后国，使得北匈奴人没有立足之地，只得向北退却。班勇集结了一支由诸国军队构成的数万人的大军，对西域北部的北匈奴发动进攻，这是自金微山之战后，对北匈奴发动的最强大的一次进攻。
班勇正面的敌人是北匈奴呼衍王所率领的二万多人的骑兵，北匈奴正是凭借这支骑兵号令西域，看来自从北匈奴在金微山之役逃遁之后，经过卧薪尝胆之后，又有一番起色。只是班勇彻底断绝了北匈奴重新崛起的机会。班勇指挥多国联军奋勇作战，大破北匈奴，呼衍王只身逃跑，他的部下两万多人，向班勇投降。
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在战斗中，联军俘虏了北匈奴单于的从兄，班勇把他交给了车师后国王加特奴，让加特奴亲手将其杀死。这样一来，让加特奴与匈奴单于之间产生矛盾，以防日后车师后国又一次倒向匈奴一方。
果然，北匈奴单于闻讯后勃然大怒，亲自率领一万多名骑兵对车师后国发动猛攻。车师后国焉是匈奴人的对手，战况吃紧，抵挡不住，但是车师后王也不敢投降，派人紧急向班勇求援。班勇派假司马曹俊率援军入车师后国，在金且谷一带与北匈奴单于交战，结果北匈奴再遭败绩，看来北匈奴真是雄风不再了。
北单于终于败退，曹俊率军追击，斩杀匈奴的贵族骨都侯。匈奴在车师一带混不下去了，撤到了枯梧河一带，匈奴夺回西域的幻想终于在班勇的打击之下完全破灭了。
班勇此番出击匈奴意义非凡，如果东汉政府放弃西域，那么很可能给匈奴人的再度崛起提供一个良机，如此匈奴有可能再度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患，但是经班勇的打击之后，匈奴人彻底地绝望了。
匈奴人走了，西域五十余国，只剩下焉耆国还负隅顽抗。焉耆国是西域各国中，最不愿意归附汉帝国的国家，在班超经营西域时，焉耆国也是晚后投降的国家。
此时的焉耆王元孟乃是当年班超所立的国王，已经在位三十余年，但却拒绝归附，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班超之后，任尚担任西域都护期间，焉耆国参予了反对西域都护的战争，当年焉耆就是因为曾攻杀西域都护陈睦，最后国王被班超所诱杀，元孟可能担心投降后与前任国王的下场相同，所以拒绝归附。
顺帝永建二年（127年），班勇上书朝廷，请求发动对焉耆国的战争。
朝廷批准了班勇的军事计划，并且派敦煌太守张朗率领敦煌、张掖、酒泉、武威四郡的部队三千余人，入西域协助班勇。班勇则率西域诸国联军共计四万多人，与张朗兵分两路，约定好发动进攻的日期，准备南北夹击焉耆。
张朗从敦煌出发前，不知因何原因犯了法，所以他急着在战场上有所表示，以期戴罪立功，因此在没有照会班勇的情况下，张朗提前发动进攻。张朗的冒险计划侥幸获得成功，进入焉耆国之后，焉耆守军在爵离关一带设防，张朗在三千名大军勇破焉耆军，斩杀二千余人。此时焉耆国王元孟得知班勇正率四万大军杀奔过来，心里对坚守到底没有把握，于是派人前往张朗处，请求投降。
张朗接受焉耆国王的投降，因此班勇尚未到达，战争便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思议的事情。
班勇竟然被指控为没有如期发动进攻，被调回首都洛阳，关进监狱，最后被解除西域长史之职。分明是张朗将进攻焉耆的时间提前，并非班勇之过，怎么朝廷会将此不白之冤强扣在班勇头上呢？
班勇所蒙受不白之冤，很可能是因为班家与皇家之间的过节所致。
我们把班勇蒙冤与三年后发生的一件事联系起来。三年后（130年），班超的孙子、班勇的侄子班始（班雄之子）杀死其妻阴城公主（汉顺帝的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