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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1）
中山先生早年的幕僚实践和思想框架
中山先生的文章行文充溢恳挚醇美的气息，他总是推心置腹地披沥以道。只要他一下笔，就能提炼出高人一筹、振聋发聩的思想见地。
他最早走向社会，欲以文章、策论影响当局大吏，从这个渠道来实现他改造中国的良愿，就是以国族参谋、国事幕僚的心态出山的。
他28岁时写的《上李鸿章书》（全集第一卷8页起），结尾也还有援用当时体制内套语，对李大人加以恭维。如“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云云。1894年夏，他和陆皓东前往天津，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投书，李氏还不予接见。
《上李鸿章书》一文底子本来就好，复经大文学家王韬修饰润色，虽系经世文字，却也彬彬可诵。他论证国家富强之道，明说关节不尽在坚船利炮、壁垒森严，而在于内在的四大端：即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些是根本，其余是标末。探寻欧美富强之本，即是人尽其材，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些都是制度的根本所造成。他指出李鸿章辈只着眼于坚船利炮，是舍本逐末。
明朗通透的分析击中专制社会的命门。
他并孜孜矻矻，希其惊醒，导其改变。
但李鸿章辈的知识头脑仅止于此。所以最终结果也是鸡同鸭讲，咽塞难通。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中山先生不是这样，他是道不行，起而革命。
此文既有总提，也有细讲，包括急兴农学、讲究树艺等，但他强调政治制度乃为根本。其他要在这个根本上依托进行，方有成绩。
中山先生论证在民治社会与专制社会不同政经体制之下，人，这个创造的主体，遭遇完全不同的境遇。西方制度下，人活在世上，不虚此生，良性制度使其才智蕴藏，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而在专制之下，野有遗贤，朝多倖进，人的本性被戕害成为基因，遗患无穷……
他25岁时写的《农功》一文，也因阐明精彩阐述，被郑观应修改采用，植入其名著《盛世危言》中。此文也是有关中国改革的上上良策。
中山先生的论述，像一架天然的高精度测量仪，道出迷乱陆离现实中清晰的出路。
有些人，绝不是狭义的幕僚，甚至也不是广泛意义上的幕僚，但我们仍可视之为一种参谋和智囊——他们可以说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时代意义上的幕僚。
中山先生写于1897年的重头文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他这篇29岁时所写的长文扣住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病灶，像全息摄影般写出，观之悚然不能自安。此文充溢鞭辟入里的通透分析，无与伦比的敏锐观察，流畅而不乏顿挫的叙述。
他说，不完全推倒当时极其*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则社会难以实现任何改进，更无法建立起纯洁的政治。
他认为中国的成文法还算好，但是绝大多数违法的事情都被曲解来附和僵死的字眼，因此就算是英国短时间到中国任职的官员也会随行就市，变成官僚贪污阶层的成员。他认为中国长期遭受四种巨大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以及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他指出前面三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预防的，对于苦难来说，它们只是次要的原因，中国所有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普遍又有系统的贪污，造成了饥荒、水灾、盗匪长年猖獗……中国的这些灾难绝非一种自然的状况或者气候地域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无知的后果，因为群众的无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僚贪污所造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2）
黄河的管理人就是河道总督，他下面有一群属员，他们曾经花了很大一笔钱来买他们的职位，因此他们必然要贪污。渗透在海关的贿赂能够使一切贸易——包括外来的和本地的——完全瘫痪。跟水患和饥荒一样，疫病也是人为造成的。中国气候总的来说还不错，清帝国的一些城市人烟稠密，污秽到了极点，饮用水肮脏到了难以形容，未来的资本家肯定不愿意到这样的国家来投资，因为财产和生命同样为行政当局所漠不关心，遍布全国每个角落的贪污使得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它直接促使了盗匪的产生。
根深蒂固的贪污遍及于全国，如果不在行政体系中造成根本的改变，那么，即使局部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诚实的官员无法生存，他也必须接受贿赂才能支付他的上级对他的索取。
中山先生论证这恶性循环的套中套，说明任何局部的改革都无济于事，而必须自根本下手，他还证明了中国官场的所有提升的途径都已全盘糜烂。譬如，科举出身、行伍出身、捐班出身、保荐贤才出身，所有这些都要行贿，就算是最出色的应试生员亦然，如不行贿，那就连很卑贱的职位也轮不上，只好当一个白丁赋闲在家。
派到外省的官吏，一到省里就必然向督抚及其随员行贿，少数的官缺自然就给出价最高的行贿，另外升官会受到皇帝的召见，但他到北京需要先去登记，就算是李鸿章进京朝见时也不得不付出巨额的门包和贿赂，贪污恶习是如此冷酷的公开。
文章控制着一个论述的总的关节，适时举出恰切而触目惊心的例证，譬如军官的升迁也充满官职和肥缺的买卖关系。另外，中国军队的将军要提升大量的士兵，但是这些中国人的名字只存在于花名册上，新来谋事的人愿意照黑市价格付款，无数笔买卖就成功了。
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寡廉鲜耻的对于权力和地位的买卖在那时的中国是普遍的。政府意味着不可救药的贪污。
还有，中山先生论证了排外的是官吏而非群众，是清政府而不是乡下的中国人，但是他们会在一切变乱之后把责任归咎于人民。民间的事业一旦露出有利可图的苗头，清政府就会派人来接管；外国输入的工程，从外国买进的机器，完全处于无知官员的挥霍浪费之下。如果外国人希望将机器文明输入中国，以为中国的新生就会开始，这真是和使吃人的野兽改用餐具并将它们变成素食者是同样的荒唐。
中山先生的分析证明，对中国的专制者，无法保有丝毫良性的预期。他用妙喻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制度进不来，就是一般物质文明，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他进而断言，中国人民正渴求迎接一个全新的变革。大多数诚实的民众，决心要进入公共*的生活。对于外国政府，先生也谆谆告诫他们，*中国才是一种正道的力量。如果列强保持善意的中立，而不是纵容恶人，就可使目前的制度让位于清明的制度了。那些可怕的种种悲剧，也迎刃而解地消融了。
中山先生实为伟大的观察家、预言家。洞察当时事物本质并预见到数十年后事，具有细节和大局的精确判断。文章渗透表述与批判的突破，诊断出一个时代的普遍体温和集体病症，具有照彻周边的宏阔视野，这样的洞察力是罕见的。下笔千言，而笔力不稍衰；一是文章逻辑严密，绵密，长而不冗，长而饱满，一是观察高屋建瓴，常有出人意表之处，像多管火箭，或多镞箭头，打击来如猛雨，雄强的拆台效果。那时候他三十岁不到，批判的深度有力如是，文章肺活量充沛如是。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3）
此篇长文对中国数千年来累积发酵的弊端做总的盘点、总的清算，他人批判因历史背景和参照系数的老化，所带来的肤浅及隔靴搔痒，在此一扫而空。
中山先生的思想，深刻性与系统性互为依托。
即以此1897年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而言，他在青年时代即对中国弊端有透彻认识，具有鞭辟入里的深刻。
只要是帝王专制，不论在何空间时间，也无论对谁，东方或西方，它都带来黑暗，人性都会变坏。专制开掘人性的腐恶，造成大面积溃疡。
该文中，中山先生指出的现象，那些短期到中国的英国人，对中国实情一无所知，地方小吏对之可以掩饰；至于在中国长期生活的英国人呢，竟与中国贪污官吏集团同流合污，久处鲍鱼之肆，腐臭顿成妙味，其贪财好货，甚至超过中国人。
中山先生指出，中国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前三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防，对于国势不振，它们是次要原因；中国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而又有系统的贪污。它也正是产生前三种灾难的原因（全集，一卷，87~89页）。
这些事情绝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原因，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后果。懒惰和无知也是促成这些事情的原因之一。但懒惰和无知本身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吏贪污所造成的结果。
这些判断比胡适之辈不知高明多少万倍。
胡适挖掘中国落后卑屈的病因，谓之五鬼乱中华，即所谓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唯有发达教育，方能将其消灭。当时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有一个前提性共识，即当时中国的弊端在民品劣、民智卑。
五鬼是结果，还有更多不胜枚举的结果，不是原因，原因中山先生恰切地指出只有一个，那就是专制政治，是一切灾难的根源。
所以，中国积弱不振，跟读经啦，白话文啦，文言文啦没有半点关系。
若知识分子不起来践行，则历史的变动往往在社会矛盾激化之际，为屠狗杀鸡辈所乘。为流氓皇帝所绑架，然后知识分子又是抗议、被整、再抗议、再被杀，于是只有哀叹，不敢外露的痛愤。如此循环不已。
竞争与制衡的思想
民国初年，中山先生阐发多党制思想，剀切论说两党竞争的作用。他所起草《中国国民党宣言》尝谓：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两大党对峙，不宜小群分立。《〈国民月刊〉发刊词》则谓：政党之作用在提携国民以求进步。
“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抱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焉……”
他要求本党“即有他党反对，亦宜以和平对付，绝不宜鹬蚌相争”。他解释说中国同盟会也是由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而成的。他在多种场合阐释，两党竞争互有进退，国民赞成的多数者为在位党，掌握政治和行政的权力，国民赞成的少数者为在野党，处于监督地位，研究对手的行政手段是否适当。
马君武先生晚年有一篇重要的文章题为“孙总理”，对中山先生的伟岸精神价值作了扼要而精确的定位；而早在1911年的时候，他还写有《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文中说：“孙君具有一种魔力，能使欧美人士无论其居何等地位；一接谈之后，即倾倒赞美之。故欧人前此唯知中国有李鸿章，李死唯知有袁世凯，今则唯知有孙先生，而袁世凯次之。”这篇文章又说，海外推崇孙先生为亚洲第一人杰。这是在说中山先生的综合价值，包括他博学、至诚、谋略以及他磊落的胸襟等等。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4）
设若史家对历史发展的轨道与脉络有大致相同的把握，而难分高下，却在评骘史事演变的契机与个中曲折方面有所分别，那么，水准的高低，也即可在此际见出。如近现代交汇之间开启民智、深切擘画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伟人孙中山先生，评定他的历史作用和思想深度，虽不免千差万别，但也有别具用心的噪音。除此以外，更有“板板六十四”、“二百五”、“矮人观场何所见”，流于庸俗的价值观不能自拔。曹聚仁就是这一类人的典型。他说：“孙中山把《三*义》《建国方略》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国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军阀时代还不如。而贪污程度，远过于当年的交通系，对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曹著《鲁迅评传》23章）这样的结论，也可谓惊世骇俗了！但它等于说，钟馗打鬼，鬼的出现，鬼的增加，全该钟馗负责一样，实在不可理喻了。观此心态，不客气地说，这就是曹先生乡愿的一面了。
曹先生无疑是文史名家，但读他的著作，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居香港时所写，多处不免予人苏东坡之叹：世间事忍笑容易，读王祈诗不笑为难——因了曹先生的理想化、幼稚冬烘，因了他的“距离产生美”，因了他的一厢情愿、他的乌托邦情结，我们也真个是“读曹聚仁不笑为难”！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