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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部兄弟说大强不在，去“排雷队”了。我问他们是否知道“排雷队”的电话，营部兄弟说“排雷队”在野外搭帐篷睡觉，哪有电话？我迫切需要知道大强的消息，却苦于无法与他取得联系。
几天过后，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电话打到了团作训股。
万万没想到，我从作训股的勤务兵嘴里得到了一个不幸的答复。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场把电话打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宣传股，裴干事接了电话。关于大强，他的回答与作训股恰恰相反。
我渴望得知事情真相，却又不敢让自己知道得太多。所以，我不再探究两种说法到底孰真孰假，因为对大强而言，以下两种说法的任何一种都是他这辈子的完美结局。尊敬的读者，请在你最愿意相信的一种说法后面画“√”、在最不愿相信的说法后面画“×”，或者把你认为大强应有的命运写在“3”后面的空白处。
1。南方边境大排雷期间，“排雷队”战士陈大强玩忽职守，自作主张地到一处资料记载与边民反映有出入的雷场玩耍，不幸触发一颗防步兵地雷，当场身亡。□
2。南方边境大排雷期间，“排雷队”战士陈大强不顾雷场情况复杂，勇敢进入一处资料记载与边民反映有出入的雷区作业，排除各式地雷28枚，受到上级有关部门表彰，荣立二等功一次。□
3。
如果不是刘健又惹出祸端的话，故事就可以到此结束了，几个可爱的小伙子各有所终。
刘健惹出祸端与白种女人有关——对大强生死不再关注的那天上午，他给白种女人打电话，告诉她斗笠帽到手了。此前，白种女人已给刘健打过好几次电话询问帽子，因为她准备在圣诞节到来之前回美国去。给白种女人打电话那天，刘健特别忙碌，无法与白种女人相约酒吧，约她到军区门口见面图个方便。
半个小时过后，白种女人赶到军区，门口站岗的哨兵拦住了她，让她与大院保持距离。
白种女人感到委屈，给刘健打电话，说，你的朋友很凶，连大门都不让我靠近。
白种女人的电话使刘健意识到自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后来他想反正错误已经发生了，如果不硬着头皮把帽子拿给白种女人，到时候反而会更加有口难辩。 …整理刘健拿着帽子来到军区门口，在哨兵的注视下把帽子交给白种女人，祝她圣诞快乐，并要她回美国之后用事实说话，传播中国的巨大变化，可以不赞美不升华但不要歪曲和丑化。刘健与白种女人挥手告别，回到微机室，屁股还没有把椅子暖热，保卫部门的同志就奔了过来，把他带到保卫处办公室，审讯开始：
你跟那外国女人什么关系？
朋友。普通朋友。
你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外交往的规定吗？
知道。但我更知道人类是不能没有友谊的。
你小子挺能侃的？拿给外国女人的是什么？！
斗笠帽。
哪儿来的斗笠帽？
边防战友帮买的。
帽子里面有什么？
竹篾、细线、芦苇叶。
废话！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你们希望有什么？
我们希望你老实点儿！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规定，我们可以送你去劳教，信吗？
不信！没干坏事儿我害怕什么？！
严肃点儿！饭堂里咱们可以聊天，现在你是在接受审讯！
…………
第五部分白种女人并非是“境外间谍”
审讯一直持续到开饭号声响起，记录本上被保卫同志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几页。保卫同志把审讯记录拿给刘健看了一遍，要他在页码上按下手印，记录中出现数字和错别字涂改的地方，也都按了一下。审讯完毕，保卫同志把钢笔和一沓纸扔给刘健，要他写下事情经过，随后就把刘健锁在办公室，去饭堂吃饭了。
刘健困坐保卫处看着窗外的明媚阳光，觉得自己眼下正在经历的一切很好笑。心想，我写什么自述啊，这不就是诱供吗？！白种女人并非是如保卫同志所以为的“境外间谍”，她不过是一个来中国学习针灸艺术的美国留学生。如果真是间谍的话，她就不会愚蠢到来军区门口自投罗网的地步了。就算白种女人是个间谍，又能怎样？我并没有向她透露任何军事机密。再说了，像我这样的普通一兵，又能掌握什么样的军事秘密呢？谁要给我一张制造核弹头的图纸，我还真看不懂呢。
刘健把事情经过再次回想了一遍，判断处理结果。他想军队对此事态度谨慎自然有谨慎的道理，毕竟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吃过不少亏了。也许谨慎只是出于担心，等真相大白便也相安无事了。我继续服役，来年七月报考军校，金榜题名把家还，令老爷子刮目相看……忽然，刘健觉得自己应该丢掉幻想，考虑一下最坏的结果。他想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被军区赶回边境，随之离去。对于这个最坏结果，刘健觉得能够接受，除了没头没脸之外，也就没什么了。勉强留在军队，没准儿要继续用遗憾兑换企盼。
想到这里，刘健拿起保卫同志留下的纸和笔，给老爷子写下了他到达军队之后的第一封信。大意就是如果不幸被冤枉了，请父母坚信儿子是清白的。至于为什么被冤枉，请你们不要追问真相，因为不该发生的一切总是冠冕堂皇。
大规模退役马上就要开始，倘若事情能朝着最坏的方向顺利发展，刘健将比这封信先期到达父亲身边。对于退役之后的景象，刘健不再幻想。没齿难忘的戎马生涯让他知道，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走好脚底下的路比什么都重要。
采访人：任晓雯
记录整理：廖鸿云
第一部分：我决定弄颗炸弹震震他们
任：我们认识是在一场与文学无关的音乐PARTY上。我相信到目前为止，朋友们大都是通过音乐与你相识。提起刘健，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你写的那些有趣的歌曲，而从未听你提及过写作的事情，对此你是否感到尴尬？
刘：如果一见面朋友们就问最近在写什么的话，我才会感到尴尬。写作是一件需要在默默中进行的事情，不同于音乐或者其他诸如话剧等等。文学没有现场，它不可能有现场，只能在默默中进行。其实文学与音乐是相通的，旋律与节奏完全可以用语言与结构来重新阐释，一篇好看的小说应该像一首好听的歌。
任：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了写作吗？
刘：写作不受太多技术上的限制，有双手和大脑就足够了。
任：我看过《战士》之后的最大感受是你文笔的老练，完全不像一个新出道的作家。我甚至怀疑这部小说是否真的出自你手。毕竟你刚刚20 出头，此前我在国内从未看见过你发表的只言片语。依你的年龄，这正是在“网吧”玩游戏的大好年华。
刘：《战士》并不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早在1997年，当时我还在边疆服役，写了两部4 万多字的中篇《天下有马》和《营部兄弟》。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的节延华老师得知后，连声招呼都没打就拿去了。《天下有马》发表在《江城青年》上，《营部兄弟》发表在《战士文艺》。之后，两个编辑部都收到了几十封少男少女和男兵女兵的信件，追问我的联系方式。后来为了报考军校，我在一个月之内写了三部中篇小说，《九五年兵》、《粮草先行》和《给我一枪》。到军校之后，我把稿子寄给了某刊物，年轻编辑很喜欢，编好拿给总编，结果被年迈的总编以“过于极端”的名义给毙了。当时我特来气，心想，非弄个比“过于极端”更极端的东西出来，弄颗炸弹震震你们。与其零零碎碎地发表作品不痛也不痒，不如憋足劲儿一鸣惊人来得痛快。
任：这股劲儿一憋就是好几年？
刘：不完全是。在《战士》的写作过程中，为了保障胃不被胃消化掉，我写过两个剧本挣了些零花钱，还在一个网站开了个乐评专栏。不管是剧本还是乐评，我都会署个香烟名字，“大前门”、“万宝路”什么的。
任：为什么不署上自己的名字？
刘：那东西没意思，谋生而已。
任：《战士》的开头第一段很有意思，也很有劲儿，让我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开头。你的语言风格挺西化的，常常出人意料，这是不是受了国外作品的影响？
刘：说不清楚，我看的书很杂。前段时间看《封神演义》，这几天看霍金的《时间简史》。如果《战士》跟某本小说的开头类似，那可能是大家想到一块儿去了。类似情况在1999 年也有过一次，当时我打算写部中篇，名字就叫《像刘健一样疯狂》。写到一半，在《小说界》上看到《像卫慧一样疯狂》。后来我看《亨利·米勒全集》，在米勒的创作年表上看到他早在1920年就写了《像米勒一样疯狂》。
任：你写作《战士》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动机？
刘：最初我没有任何动机，不过是赌了口气。
第五部分一种无奈的选择
任：后来呢？
刘：（笑）可能与性别有关。男孩子吧，大都想在年轻时代做点有名堂的事情出来，博得男女老少对自己英雄行为的赞美。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青春年华被一些嘻嘻哈哈的无聊事情打发掉并且坚信自己能有所作为，追求的是死后能进入教科书的那种，心里面有一种追求不朽的冲动。
任：听起来挺吓人的，《战士》你总共写了多长时间？
刘：从1999年冬天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了两三年，其间被退役、谋生等等乱七八糟的事情耽误了不少时间。
任：写作期间，生存压力有没有使你产生过放弃的念头？
刘：每面对一次生存危机，我坚持到底的信念就会比上一次更加坚定。
任：你每天大概写多少字？
刘：没统计过。顺手了一天一夜能写万把字儿，不顺手的时候在屋子里憋上好几天，还是写不出一段令自己感到满意的话。不顺手了我出去找点儿活干，顺手了我连饭都不愿吃。吃饱了就思维僵滞，饥饿状态下思维活跃。
任：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艺术之都”，很多文艺青年都在往首都挤，你为什么反行其道，从北京来到了上海？
刘：北京的确是个不错的地方，苍茫、大气，又不失繁荣与灵性。特别是秋天，空气里充满了抒情的味道，街头景象美丽得令人连眼睛都不忍心眨一下，艺术氛围也特别浓，如果那儿的树叶能当饭吃就好了。
任：喜欢上海吗？
刘：上海很可爱，也很先进。
任：你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是否感到满意？
刘：十分满意。生活状态无非就是物质和精神什么的，我是一个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奢求的人，不冷不饿就满足了。物质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从事写作的人来说，精神上要有野心，但物质上要知足。物质欲望的诱惑是强大并且无限的，一定要具备抵制这种诱惑的能力。斯宾诺沙为了写作《伦理学》，曾经在异国他乡隐姓埋名数十载，以磨眼镜片为生。
任：你觉得自己眼下有什么问题需要面对吗？
刘：可能是如何对待自由这个问题了。退役之后，我感到了前所未有过的自由，跟任何单位都没了关系，再也没人管我了，自由得非常彻底。人人都渴望自由，但真正能享受并驾驭自由的人并不多。只有意志与品德都能经得起考验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自由。
第二部分：愤怒是一种青春期生理反应
任：你的经历比较特别，从一个因为企图组建摇滚乐队而退学的中学生到士兵，在边疆服役四载之后考入军校，然后再次选择了退学、退役。《战士》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主人公就叫“刘健”，书里面的故事都是你亲身经历的吗？你在小说里面使用作者姓名，是不是想让小说读起来更真实？
刘：虚构，本故事纯属虚构。《战士》是长篇小说，不是纪实文学。在文本中使用作者姓名作为主人公名字，并不是由我独创，国内外都有先例。别人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知道。我这么干，不是为了使小说读起来更真实，而是出于“尽最大可能减少阅读障碍”的前提考虑，让读者、作者和作品这三者的关系变得亲近、平等、自然。不但在小说中使用作者姓名，非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不会让汉语中夹杂英文。此外，《战士》第八章里，重要人物“大强”的命运将由读者决定，这等于给读者提供了颠覆作品与作者的机会和权利。
任：丰富的生活经历给你提供了创作的灵感与素材，眼下，文坛“70后”的作家大都开始从社会大背景退出，转向私人化写作。应当说，这种转变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家那里就已经开始了。而你的《战士》选择的却是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宏大背景。你为何逆流而上，选择了宏大叙事？
刘：首先我要说的是，在我心中，“70后”压根儿就没存在过，那只是一帮用浅薄的早慧和早熟来玷污“七十年代”声誉的文化混混，表达的大都是病态、欲念之类。他们拿出的不是作品，而是半成品、废品。真正的“70后”还没浮出水面。说起中国作家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