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钪唷Ｋ悄贸龅牟皇亲髌罚前氤善贰⒎掀贰Ｕ嬲摹�70后”还没浮出水面。说起中国作家从“宏大叙事 ”转入“私人化写作”这个潮流，我们必须要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向内转”的行为并不是一种自觉选择，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潮流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没有杰作，只有灾难。个别作家自圆其说，说“私人化写作”是对生活、商业、权威、意识形态等等的消解。说得不错，是消解了，关键是谁把谁给消解了？试图“消解生活”的人是滑稽的。我觉得他们之所以选择“私人化写作”就是因为缺乏驾驭“宏大叙事”的意志、才华、技巧与能力。
任：“文以载道”的年代似乎是否已经远去？
刘：是的，“文以载道”的年代早已远去，商业时代已经到来。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使文学的功能在一夜之间倒退到印刷术发明之前。正是因为如此，作家更要有良心和责任。不能助纣为虐，要有高尚品格。记得余华在一篇谈论长篇小说写作的随笔中这样写道：“当作家继续第二天写作的时候，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问问自己，我是否具备了高尚的品格与意志？”我觉得这样的作家才叫作家，不辱“作家”称谓。这也是中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人文传统，这种精神不会被商业时代彻底消灭。
第五部分愤怒是一种青春期的生理反应
任：你在写作中涉及战争的原因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在对战争行为进行反思？
刘：战争不是什么好现象，但一个健康的民族不应该惧怕战争，更不应该回避谈论战争。战争是一种深刻的爱国主义行为，没有爱国主义就没有战争。《战士》涉及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烘托和平，我主要讲述的是和平年代的当代士兵，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精神面貌。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祖国的优秀儿女。他们之所以言语反常并渴望战争，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军人，而是因为他们对祖国的热爱过于强烈。
任：“战争”、“叛逆”、“摇滚乐”，这曾经是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愤怒青年的事业，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精神的精髓。我注意到你的个人气质和形象，与那个年代具有某种精神上的暗合，国内有人把你称为“愤怒作家”，把你的作品称作“愤怒文学”，对此你有何感想？
刘：“愤怒”是一个男人成长发育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否则他就不是人。愤怒是一种青春期的生理反应。没有“愤怒”过的人，不是健全的人，思想有问题，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一样。愤怒与否表明了他是否热爱祖国、是否具有“爱国主义”精神。英国心理学家MCDOUGAII说得非常好，他说“爱国主义就是人类本能情绪中的恐惧、愤怒、爱与自负，在后天以祖国为中心结合而成的一种情感”。至于评论家所言及的“愤怒作家”、“愤怒文学”，那是他们的事情，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任：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愤怒建立在彻底的虚无和否定的基础上，我注意到你的愤怒与“嬉皮运动”时期的“愤怒”明显地有所不同。你的“愤怒”里介入了理性。理性的介入会不会消减“愤怒”的力量？
刘：理性介入让愤怒变得合情、合理、合法，让愤怒更有力量。
任：你有宗教信仰吗？
刘：没有。
任：你会将愤怒进行到底吗？艾伦·金斯伯格在告别愤怒之后穿上西装那天，他说没想到自己穿西装会有这么好看，你是否会穿上西装？
刘：我穿西装去干什么呢？
第三部分：刘健知道你们最希望看到什么
任：你是从解放军艺术学院出来的，在军事文学领域，你曾经就读的这所学校被誉为“ 殿堂”，是什么事情使你选择了离开殿堂？
刘：“军艺”是个挺不错的地方，出了不少人，莫言、阎连科、柳建伟等等吧。阎连科曾经说，“军艺文学系里插根筷子都能发芽”。他的话很有道理，问题是发芽之后能否成长为参天大树？发芽不见得总是好事，姜发芽就不辣了。离开军队是因为我觉得那儿太衣食无忧了，人会变懒的，而且还有一些烦琐的清规戒律。譬如我写《战士》一稿期间，跟军校的作息时间严重冲突。我喜欢晚上干活，可学校规定过10点就得熄灯。后来我在魏公村租了间房子，秘密的，他们不知道。晚上熄灯后我把宿舍里的被子展开放在床铺上，里面用东西给顶着，然后把背包绳系在窗户上，拉着绳子往下爬，跑到租来的房子里写东西。天快亮的时候回来，拉着绳子往上爬，坐在宿舍里等候跑操。一次，队长查铺，掀开我的被子看到里面放了个篮球，害得我写检讨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诵一遍才算天下太平。离开军校，是因为我不适合过那种生活。
任：说走就走了？
刘：（笑）被关了9天禁闭。离开的时候校保卫处负责把我从北京押送边疆，上火车之后我心里面难过极了，跟罪犯似的，怎么有脸面对江东父老？我决定一跑了之，等将来有点儿出息了再回去。列车到武昌站，我装着下车买东西，撒腿就跑。结果被军官追了回来，上车之后差点儿把我铐在车门上。车到边疆，迎接我的军官得知我途中逃跑的事情，担心我再次逃跑，直接把我送进了禁闭室。（笑）……
任：你刚才提到了莫言，目前在中国文坛莫言如日中天。你们师出同门，写作上是否受到过莫言的影响？
刘：莫言很了不起，希望他能活100岁，拿个“诺贝尔”。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称他为 “莫爷”，据说莫爷当年实在是威风，写的东西连错别字都照发。莫爷当年为了摆脱作息时间的冲突，曾经在熄灯之后搬把椅子到水房里点着蜡烛写东西，他的刻苦和勤奋是我的榜样。
任：莫言的作品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过影响？
刘：我相信我的写作能力是天生的，任何人的艺术创造性都是天生的。学院与导师，包括榜样，不过是激活了你潜在的某种才华。
任：《战士》很快就要出版了，你对它出版之后的意义与畅销性有没有过设想？
刘：想过。有什么意义我说不上来，但我想畅销是肯定的，因为我知道自己都写了些什么。1999年的一个“重量级拳王争霸赛”上，泰森把勃萨一拳击倒在地。事后，泰森说，“ 我知道你们最希望看到什么！”同样，现在我想说的是：刘健知道你们最希望看到什么！
任：问一个隐私问题，你这么长的胡子什么时候开始留的？有没有什么象征？
刘：（笑）写《战士》二稿的时候剃刀坏了，干脆我就不剃了，顺便许了个愿：《战士》不出，胡子不剃。
任：蓄须明志了？
刘：谈不上，只是不想违背那心愿。
任：对未来你有何打算？
刘：我想做好眼前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任：今年最让你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是什么？让我们在你最高兴的事情中结束今天的谈话。
刘：我是个乐观的人，基本上每天都挺高兴的。
第五部分后记
20世纪末，我在北京西区的魏公村写下《战士》开头的第一段。
21世纪的第三个年头，我在上海东区的五角场为《战士》写后记。
最初决定写《战士》的时候我曾想，后记不应少于五万字。我要用最优美最煽情的文字记录一部杰作的诞生。一稿写完，我想自己并没有太多的话要说，两万字就够了。二稿写完，我觉得后记最多也就是五千字了。到了三稿，一切差不多尘埃落定，我尝试着写了个后记，千字不足。时至今日，最后修订已经结束，我忽然觉得已无话可说。
《战士》的写作进程亦是我的成长过程，我现实生活中的每一次转捩点都与它息息相关。为了它，我数次铤而走险。现在看来，这步棋我越走越对。《战士》出版之前，编辑和几位看过书稿的朋友都说，非火不可。我说倘若把写《战士》的时间用来搬砖头，也该盖一座高楼了，付出就会有收获。
无法忘记《战士》里面的几个主要人物，他们都曾与我在梦中相会。有人问我为什么把他们弄得痞里痞气、一点儿正经没有？我回答：这是小说，不是教科书，更不是史记。我不是专家，也不是院士，我只是个码字儿的年轻人，讲故事供大伙儿消遣。
更无法忘记在现实生活中给了我极大帮助的人物，我要向你们表示感谢：
——感谢曾经同在边疆服役的李华等几个战友、郑州的孙涛以及你那几位从不看书的朋友，与你们一起共度的时光令人难忘；感谢节延华、傅建文、张志忠、尹敬书 、温玉兰、 曹东升、刘爱平、刘四加等诸位恩师和兄长（排名不分先后），如果不与你们结缘，就没有我的今天；感谢责任编辑袁敏老师，您的智慧和远见让我散发光芒；感谢青年作家韩寒的关注，祝你车技越来越棒；感谢“来福枪”剧本工作室的几位兄弟，让我们继续并肩作战；特别感谢廖鸿云，希望你继续意志坚强。特别感谢爸爸刘学立和妈妈张宏，你们是我的挚爱。最后，感谢大脑和胃，你们让我健康、快乐，能吃能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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